七岁的卓玛踩着冻土往山外挪时，鞋帮上的冰碴子正往下掉。藏历新年刚过，雪线还没退到半山腰，悬崖边的石窝子被冻得邦硬，她攥着阿妈缝的帆布书包，书包带磨得肩膀生疼，里面装着两本藏文书，纸页边缘卷得像晒干的虫草。
这是她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三个月，小学的藏文老师说，七岁正是开蒙的好时候，再晚些，舌头就绕不过来弯了。
“卓玛，踩着我的脚印走。” 阿爸的声音从前面传来，他背着最小的堂弟小扎西 —— 扎西的阿爸去年在修水渠时摔断了腿，阿爸便接过了送孩子们上学的担子。
腰间的藏刀在雪光里晃出细碎的亮，藏袍下摆扫过结霜的灌木丛，惊起一串冰珠。
这条路他们走了三代人，悬崖上被踩出的石窝子比阿爸的年龄还大，最深的地方能嵌进半只脚掌。
草甸里的积水结着薄冰，卓玛跟着阿爸的脚印踩下去，冰碴子咯吱作响，冰水顺着鞋帮灌进羊毛袜里，冻得脚趾发麻。但她不敢吭声，怕阿爸回头看见她发红的眼眶 —— 阿妈今早把最后一块酥油揉进青稞饼，塞进她怀里时，手背上的裂口还在渗血，那是冬天搓糌粑磨出来的。
那时候桃花村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晚。等山外的桃花谢了，雪线才肯往山顶退半尺，露出底下青黑色的岩石。卓玛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教学点，藏文兼汉文老师是邻村的老阿爸，戴着磨得发亮的银镯子，教他们在桦树皮上写藏文和汉文。教室里没有窗户，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把孩子们的朗读声吹得七零八落。
十岁那年的夏天，轰隆隆的机器声突然撞进雪山的寂静里。穿蓝色工装的技术员和工人们扛着铁锹上山，在村口的玛尼堆旁搭起帐篷 。那些白色的帆布帐篷像刚冒头的蘑菇，稀稀拉拉立在青稞田边，灶火升起的烟混着酥油茶的香气，在风里缠成一团。
卓玛总趁着放羊的功夫蹲在帐篷外，看他们趴在木板上画图。纸上弯弯曲曲的线像条银蛇，绕着雪山缠来缠去。
一个戴眼镜的技术员叔叔发现她在探头，笑着走过来蹲下，手指点着图纸上的箭头说：“小姑娘，这是要修的路，从镇上通到桃花村。” 他顿了顿，眼里浮出点温柔的光，“看到你就想起我女儿，她和你年纪差不多大呢。路通了，你们上学就不用再爬悬崖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糖纸是亮晶晶的红色。“这条路叫‘脱贫路’，” 他把糖塞进卓玛手心，掌心的温度烘得糖纸发暖，“党和国家惦记着咱们雪山里的人，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卓玛把糖纸夹在藏文书里，那抹红比经幡还要鲜亮，后来被翻得卷了边，也舍不得扔。
修路的日子一天天过，炸药的闷响时常惊飞岩羊，震得青稞穗子簌簌落籽。阿爸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地帮忙，回来时裤脚总沾满泥浆，却总笑着说：“是好事，是好事。” 他蹲在灶火旁搓泥，“等真修成能跑汽车的路，咱们去镇上卖青稞，再也不用背着重物爬悬崖了。”
卓玛常站在山坡上看施工的景象：推土机把陡峭的山壁削成平缓的斜坡，工人们腰里系着粗绳，像挂在崖上的岩羊，一锤一锤在石头上凿炮眼。
有次她提着竹篮去送青稞饼，远远看见那位戴眼镜、给过她水果糖的技术员叔叔，正蹲在帐篷外的木箱上看图纸。他咳得肩膀发颤，嘴唇干裂起皮，像山脚下被晒透的枯树皮，红铅笔在纸上悬了半天，却没落下。
卓玛放轻脚步走近，才发现他正盯着图纸上 “桃花村” 三个字出神。风掀起他额前的碎发，露出满是红血丝的眼睛。忽然，他手腕一沉，红铅笔重重画了个圈，力道大得戳破了纸角。
卓玛想起上次他给糖时说 “路通了，你们上学就不用再爬悬崖了”。
技术员叔叔还在对着图纸咳嗽，红铅笔在 “桃花村” 三个字周围画着虚线。
卓玛突然好奇，他说的外面的路，到底是什么模样？是像经幡那样飘在天上，还是像青稞田那样铺到天边？是不是走在上面，鞋底子不会沾泥，也不会被冰碴子割破？
她望着叔叔图纸上那条银蛇似的线，突然盼着这条路能长得快些，快到能把山外的光亮，都卷进这雪山的褶皱里来。
路通那天，全村人都去了路口。
红色的绸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第一辆卡车开过来时，藏獒们吓得夹着尾巴躲进牛圈。
阿妈牵着卓玛的手，摸着路面上梆硬的水泥，眼泪掉在地上，很快被风吹干 —— 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平的路，脚踩上去，像踩在云朵上。
从那天起，卓玛上学能坐上村委会的拖拉机，车轮碾过平整的路面，青稞饼在书包里安稳地躺着，再没被颠成碎渣。有次拖拉机路过悬崖，卓玛回头看，当年的石窝子还在，只是再也没人走了，上面已经长出了星星点点的格桑花。
十二岁那年，卓玛小学毕业，到镇上读初中了。柏油路边的经幡连成彩色的河，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像撒了金粉，这是阿爸第一次骑着摩托车带她去县城去买文具。县城的百货大楼有玻璃柜台，里面摆着印着**的文具盒，卓玛盯着看了好久，阿爸把它买下来，说：“好好学，以后去看**。”
十三岁上初二那年，镇上来了群说普通话的老师。他们的行李箱上贴着海浪的贴纸，女老师的头发不像藏地姑娘那样编成长辫，男老师穿着带拉链的冲锋衣。
县教育局的人说，他们是从海边来的支教老师，响应党的号召，来给藏地的孩子播撒知识的种子。带头的刘老师的白衬衫上别着枚党徽，他笑着摸摸卓玛的头：“以后咱们一起学藏语，也一起学汉语，好不好？” 卓玛看着他眼里的光，像看到了雪山顶上的太阳。
教语文的李老师是一位刚毕业的师范生，她扎着俏皮的马尾辫，说话时眼睛像盛着雪山融水，亮晶晶的。她第一次走进教室，指尖轻轻拂过墙上裂开的泥缝，却笑着转回身，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发梢，金闪闪的：“这里的阳光真好，比我们那儿的写字楼亮堂多了。”
她教孩子们读课文时，讲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会突然指着窗外的青稞田笑：“你们看，菜畦就是这样层层叠叠的样子，只是咱们这儿长的是更有劲儿的青稞呢。” 分析《三峡》里的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她就拉着孩子们到教室外，指着远处雪山间的狭缝：“郦道元写的三峡峡谷，就像咱们教室后身的悬崖夹缝，太阳要爬到最高处才能照进来呢。”
教材里的《济南的冬天》nayipian卓玛总读不准翘舌音，“山” 和 “水” 在课文里反复出现，每次念到都成了平舌音。
李老师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翻开人教版，温热的掌心轻轻搭在她的肩上。“你听这句‘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 她先慢速读一遍，指尖在 “山” 字上停顿，“这个翘舌要像咱们转经时手腕翻转的弧度，先卷起来再送出去。”
见卓玛还是有些局促，李老师便翻开笔记本，把 “山” 字的笔顺拆成桃花镇的景致：“竖画要像村口那座雪山的主峰，笔锋得挺括；横折钩就是半山的转经道，拐得要自然。” 她握着卓玛的手腕在草稿纸上写，清软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风铃声：“你看这字的结构，就像悬崖上的经幡，既要扎根稳当，又得有向上的劲儿。”
卓玛闻到她袖口的味道，不是县城供销社卖的肥皂味，是清清爽爽的，像雨后桃花林里的风，还带着点淡淡的茉莉香。有次李老师俯身给她讲题，发梢扫过卓玛的脸颊，像春天落在脖子里的桃花瓣，痒丝丝的。
支教老师们带来了篮球架和图书角。图书角里有本讲首都的书，封面上有**，红墙黄瓦像传说中的宫殿。卓玛每天放学后都去看，刘老师告诉她，那是祖国的心脏，有很多人在那里为全国的老百姓谋幸福。“等路再修宽点，你一定能去看看。” 刘老师说这话时，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动他胸前的党徽。
刘老师让孩子们画 “家乡的变化”。卓玛画了两幅图：左边是悬崖上的石窝子，阿爸背着她和小堂弟踩冰碴子；右边是水泥路上的拖拉机，车斗里装满了笑盈盈的乡亲。刘老师把画贴在教室最显眼的地方，用红笔在两幅图中间画了条箭头：“你们看，这就是‘发展’。
党和国家修的不只是路，是让好日子能走进每个村子里的路。” 他的指尖划过画里的雪山，“桃花镇的美，不光是桃花和雪山，更是这些越来越好的日子，值得让全国人都看见。” 他的声音很轻，却像青稞酒一样，暖乎乎地淌进卓玛心里。
教音乐的王老师把电子琴搬到教室时，孩子们都停了手里的笔。那物件裹在印着海浪的琴罩里，四四方方的，看着像个结实的木匣子，却比装经书的匣子多了几分亮堂。
王老师掀开琴罩，黑黑白白的按键露出来，光溜溜的，比县百货大楼玻璃柜里的搪瓷缸子还光滑，卓玛悄悄数了数，按键排得整整齐齐，多到数不清，像山坡上刚化雪时露出的石子。
“这叫电子琴。” 王老师的手指轻轻落在白键上，“叮咚” 一声脆响，教室里顿时静了 —— 这声音不像寺庙的铜铃那么沉，也不像岩羊的铃铛那么尖，清清爽爽的，像山涧里刚滴落的泉水。卓玛下意识地往前凑了凑，前排的洛桑探出胳膊，指尖刚要碰到黑键，又猛地缩了回去，像是怕碰坏了什么宝贝，惹得王老师笑出了声：“没关系，轻轻碰一下试试。”
王老师拉着洛桑的手按下去，一串连贯的音符淌出来，真有点像草甸里的溪流在唱歌。孩子们这下放开了，你戳一下白键，我按一下黑键，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各种调子混在一起，倒像开春时冰棱融化的声音。
王老师没拦着，只是等大家玩够了，才重新坐好，说：“这琴能弹出好多声音，你们听。” 她按了个按钮，电子琴里传出流水声，和村口那条河涨水时的动静很像；再按一个，又有鸟叫，像悬崖上的岩鸽在扑棱翅膀。
王老师弹的第一支曲子是《我和我的祖国》，前奏刚起，窗外的桃花瓣就飘进了教室。“这首歌里的每句词，都像你们哈达上的花纹，” 王老师边弹边唱，辫子上的桃花跟着点头，“‘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咱们桃花县的雪山融水，最终也会汇入这样的大海。”
洛桑趁王老师换气的间隙，又偷偷碰了下白键，这次没缩手，反而咧着嘴笑了。卓玛看着他，突然觉得这电子琴也没那么神秘了，就像村里新修的水泥路，虽然是从没见过的模样，却实实在在地带来了新鲜的好东西。
老师们在第一次来桃花村进行家访后就总爱往桃花村跑。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刘老师会背着相机去拍桃花，他说要寄给海边的家人，让他们看看雪山里的春天。王老师则爱去村里的老阿妈家，学织氆氇，她的手指笨，总被针扎到，却笑得开心：“等我学会了，回去教我们那儿的孩子，告诉他们这是桃花村的手艺。”
支教老师决定在学校门口种树的那个傍晚，夕阳正把镇上中学的教学楼染成金红色。
操场边新换的篮球架漆着亮蓝色，篮板在光线下泛着瓷面似的光，李老师蹲在底座旁，看着孩子们追着一颗崭新的篮球跑过水泥地，篮球在地上弹起又落下，发出咚咚的声响。她转头对抱着教案的刘老师和王老师说：“咱们该给这里留点什么。”
王老师顺着她的目光望向教室，玻璃窗是去年新换的，阳光透过玻璃在课桌上投下亮斑。他们支教总有离开的那天，可孩子们需要点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那些来自远方的牵挂，不是一阵风。
“过几天就是植树节，种棵云杉正好应景。” 刘老师举着相机拍晚霞，镜头里突然闯入几个背着书包的身影，他笑着调整焦距，“这树在藏地能活百年，长得笔直，像旗杆似的。” 镜头转过来时，正好拍到孩子们追着跑过校门，“即使咱们走了，孩子们看见这树一年年长高，也知道有人一直在记挂着他们。”
植树节那天一早，老师们就带着树苗来了。云杉苗是刘老师托林业站的朋友选的，根系带着土球，用草绳捆得结实。
学校门口的空地看着平整，底下却埋着不少碎石 —— 据说这里以前是片荒坡，盖学校时才平整出来。
刘老师挥着铁锹往下挖，震得虎口发麻，王老师抢过去接着挖，藏袍的袖口沾了泥，却笑说：“这和咱们来时修补教室地板一样，得慢慢来。” 卓玛蹲在旁边捡石头，指甲缝里嵌满土渣，看着树坑一点点变深，像看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希望。
李老师从包里掏出个小瓷碗，倒了半碗青稞酒往树坑里洒。“这是卓玛阿妈教的法子，” 她扶着树苗让它站正，“给树苗喂点家乡的味道，好扎根。” 王老师培土时格外仔细，把土拍得实实的，说这样冬天才冻不坏根须。
“该留点记号。” 刘老师突然从工具箱里拿出把小刀，在树干齐腰处比划着。
李老师想了想，轻声说：“刻个‘党’字吧。” 她的指尖在树皮上虚画着藏文的笔画，“咱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来的，这树也该记着，是谁让山里的娃娃能看见外面的世界。”刀锋划过树皮，留下清晰的笔画。
卓玛凑过去看，那字弯弯曲曲的，像条连接天地的哈达。
李老师从包里掏出块红布，系在树顶上，风一吹，红布猎猎作响，和教学楼顶飘扬的国旗遥相呼应。“等咱们走了，这树还在，” 她望着云杉苗，眼里的光比阳光还亮，“它会看着这里的娃娃们，一个个走出雪山，再一个个回来。”
那天傍晚，老师们坐在新栽的云杉旁，刘老师举着相机拍个不停，镜头里有红布、有树干上的 “党” 字，还有围在树边的孩子们。王老师哼起了《我和我的祖国》，卓玛跟着唱，藏语的调子混着汉语的词，惊飞了树顶的几只麻雀。
后来每次放学，卓玛都会给树苗浇桶水。树坑周围的土渐渐被踩实，长出了细密的青草，树干上的 “党” 字被新长的树皮慢慢包拢，却始终没被盖住，像枚嵌在树身的红痣。她看着云杉苗抽出新的枝条，心里数着：等它长到教室窗沿高，自己就该初中毕业了。
她知道，这树和村里的水泥路一样，都是会长大的 —— 树会长高，路会变长，而那些刻在心里的字，会跟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到更远的地方。
这是以我一位藏族同学口述的故事为原型而延伸创作的。认识她之初，她告诉我们她听到是来自沿海省份的同学就格外亲切，因为教她的援藏的老师就是来自这些沿海省份的。援藏老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力量，她一直很想去沿海的省份看看，看看老师们一直怀念的故乡的海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我第一次从同龄人身上真切感受到这种力量。也正是这时我才明白，有些人嗤笑的 “一腔热血” 并非毫无意义，它只是会悄悄流淌在记忆里，随着岁月沉淀，愈发醇厚绵长。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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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有时风雨有时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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