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的争吵像被摁到极致的弹簧，猛地崩开时带着碎裂的声响。苏慧攥着离婚协议的手指泛白，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老杨，杨澈他……他是我想带来一起养的孩子，求你了……”
“姓杨？”杨子墨的父亲把笔狠狠砸在桌上，墨汁溅在米白色桌布上，像朵难看的渍，“苏慧，你藏了十年的孩子，跟我一个姓？你当我是傻子吗？”
十二岁的杨子墨站在走廊拐角，看见母亲身后那个瘦小的身影。十岁的杨澈穿着件不合身的旧衬衫，领口磨出毛边，手指死死绞着衣角，眼睛里的光怯生生的，像被人踩住尾巴的猫。母亲反复说着“不是你想的那样”，却怎么也说不清这孩子的来历，只一个劲求父亲松口，最后被父亲一句“离婚”堵得哑口无言。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父亲不肯接纳杨澈，苏慧红着眼眶找到杨子墨时，声音里带着哭腔：“子墨，妈只有你了……你带杨澈住一阵子，行吗？”
杨子墨看了眼杨澈。小孩垂着头，露出的后颈很细，阳光落在他发顶，浮着层细软的绒毛。他没什么理由拒绝，母亲的眼泪太沉，而这小孩看起来……确实没什么威胁。“嗯。”他应了声，声音还带着少年人的清亮，却透着股超出年龄的平静。
他们搬到了老城区一间带阁楼的出租屋。房间小得转个身都嫌挤，杨子墨的书桌和杨澈的小床塞进同一间卧室，阁楼矮得直不起腰，碰一下头能疼半天。父亲每月会按时打钱来，不多，但够两个人糊口。苏慧来过两次，每次都往杨子墨手里塞些零钱，看着狭小的屋子红眼眶，说句“委屈你们了”就匆匆走了。
杨澈很安静。吃饭时总等杨子墨动了筷子才敢拿起碗，写作业时铅笔划过纸页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晚上睡觉甚至会刻意屏住呼吸，仿佛怕惊扰到谁。杨子墨有时会忘了家里多了个人，直到转身时撞到那团小小的影子，才想起自己多了个“弟弟”。
变故来得比想象中快。父亲给的钱只撑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汇款单迟迟没到，后来干脆断了。杨子墨去电话亭打了几次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被匆匆挂断。他没告诉杨澈，只是把自己攒的零花钱分成两半，买面包时多要一个，就着免费的咸菜分着吃。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半年。那天放学，杨子墨牵着杨澈刚走到巷口，就看见邻居张阿姨慌慌张张跑过来，抓住他的胳膊直哆嗦：“子墨！你妈……你妈她在江边……没了！”
杨子墨手里的书包“啪”地掉在地上。他转头看杨澈，十岁的小孩还没反应过来，茫然地眨了眨眼，眼泪突然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却死死咬着嘴唇没出声，只肩膀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母亲的后事是父亲托人办的。杨子墨没哭，只是在殡仪馆里盯着那方小小的骨灰盒看了很久，直到杨澈怯生生拉他的衣角，才牵着他回了那间逼仄的出租屋。
日子还得往下过。杨子墨升上初三那年，杨澈刚上初一。十四岁的少年被中考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埋在试卷里，常常熬到深夜。他没注意到，十二岁的杨澈看他的眼神渐渐变了。
杨澈开始在夜里偷偷醒着，听着隔壁书桌传来的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心脏会没来由地跳得飞快。他会在杨子墨伏案睡着时，悄悄爬起来给他披件外套，手指触到对方后背的温度时，指尖会烫得发麻。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只知道看到班里男生凑在一起说笑时毫无波澜，可每次杨子墨皱着眉解数学题，或是被难题烦得抓头发时，他的视线就怎么也移不开。
这种陌生的情绪像藤蔓，在他心里悄悄滋长。他害怕极了，尤其是看到杨子墨因为备考而日渐消瘦的脸，那句“哥”到了嘴边，又被他硬生生咽回去。他知道现在不能打扰杨子墨，更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包括那个每天为了两个人的生计，放学后还要去便利店打零工的哥哥。
出租屋的灯光总是昏黄的。杨子墨趴在桌上演算时，杨澈就坐在小床上假装看书，眼角的余光却忍不住追着对方的身影。空气里弥漫着廉价洗衣粉和泡面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少年心事的酸涩。当然杨澈只敢想象，毕竟杨子墨待他像亲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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