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朱红墙东单二条胡同前站着一个驼背乡村老妇，她衣衫褴褛，瘦薄似一片枯叶，一切都叫王行长觉得熟悉，但他看不清那老妇的面庞。
“儿，这些年，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乳母王氏深一脚浅一脚冒雪走来，她拉扯住王行长的手。王氏痛哭流涕，王行长也泪眼涔涔，母子二人相拥哭嚎。
“娘，这些年您都去哪了，当年为什么丢了我？”
“不丢了，儿，娘这辈子都不丢了，现在我们娘俩就走，这人世苦咱也不遭了。走吧，儿，都抛下，走吧！”
“娘，您要带我去哪？”
“去不遭罪的地方，走吧，儿，跟着娘走——”
“母亲”是一个迷茫的中国隐喻。王氏的怀抱那般熟悉，言语那般温暖，王行长要被说动了。他跟随着王氏前去大雪里光明的地方，可那北京朱红墙瓦却震动。大地震刹那间，“嘎吱吱”天地碎裂，一道黑口子裂开，那王氏还未来得及叫唤就掉进了黑暗里。
“嘎吱吱——砰！”到站了，火车一个急刹，架子上的行李箱掉下来一把砸到王行长身上，拐角磕破了他的额头。虽然“咕噜噜”血流如注，所幸也就伤了一处。王行长痛苦地捂着额头起身，他刚想和那列车员争论，但那列车员开始叫嚷了。
“天津卫！天津卫到啦！受累您乘客几个下车呐！哥哥姐姐伯伯娘娘大叔大婶大爹大姨都麻溜的别墨迹哈！嗨，可肉死人了，看办得介叫嘛事，啐，欠大脖溜——”
别处火车靠报站，而天津卫因为车趟众多的原因全靠列车员一顿大嗓门乱喊。喊也就罢了，那列车员嘴里的话别里扒拉，快得似唱响板，也不知道喊了些什么。
“恁么墨迹，力巴儿没来？姐姐，重找个，横家里有事！车上没东西叫您几个垫吧，哎，走法租界几个百货大楼，穿的吃的喝的用的甜的咸的香的辣的应有尽有的！”
三下五除二，车上拥挤的乘客被列车员疏散，还没等王行长把东西拿清，那新一批的人流就又从天津卫火车站上车了。每个人都在赶，每个人都在急，每个人都在吵，每个人都在急。
“谁家人还没下干净就开车呢！”
“介似天津卫火车！”
贸易，交通，火车站是最能看出一个城市经济发达与否的地方。因为受灾与殖民侵略的原因，当下中国各个主要城市经济都在大萧条，冰冻的冰冻，雪霜的雪霜，好些火车站甚至面临废弃，然而天津卫火车站依旧匆忙。王行长手忙脚乱翻找了一块手绢布子捂住额头，他托着箱子寸步难行，被陆陆续续上来的乘客堵在车上。列车员见状也不废话，倒是办事椽儿亮，他胳膊一伸把王行长箱子扔到了站台上，而后打开车窗，做了个“请”的动作。
“你要我跳车？”
“要不呢？介似天津火车。”
王行长难以置信，列车员见惯不惯，因为天津卫交通人流量太大，每天都有跳车下站的。再不跳估计就得原路坐回南京，王行长干脆不管了，手一撑就从车窗跳上了站台。只是人刚捡了箱子落地，一群力巴儿就围了上来。
“爷们儿，走哪的，**国路还是维多利亚大道？出租车贵，咱给您把箱子便宜拎到黄包车那片儿，您信得过我，给个钱就走。”
“爷们儿，别听他逼叨逼叨忽悠人的，他那黄包车宰客。您走海河边儿，咱以半价送过去，还把箱子送楼上。”
“爷们儿，他说话不磕板槽，就那车价都赛人四个轮子，介脸都贴铁皮盖子上不要了！”
爷们儿长，爷们儿短，力巴儿争先恐后揽客，王行长成了一个受欢迎的香饽饽。然而在这场争论中，王行长对他们口中的“出租车”有了兴趣——当下出租车在天津似乎已经不是稀奇物，但哪怕在南京，大街上多见的都是“两条腿”，“四个轮子”可谓是稀奇物。
“出租车怎么坐？”
“爷们儿，你坐金轿子呢！”
王行长此话一出，力巴儿们瞬时肃然起敬，揽客的劲头也上了一层，各个都硬要王行长雇他们。花了好一番功夫，王行长才冲出了力巴儿推销自我的声海语浪。不过待到真坐了那出租车，他就知道为什么力巴儿那么热情了。出租车是真敞亮，全是法德那边的进口车，但司机开的价也是真吓人。
“不收国民政府旧钱票子，起步价0.1银，每半英里加价0.1银。”
这价格除非有些身价，否则是真轻易坐不起。不过王行长是铁了心要进行一番“调研”，所以就硬着头皮坐在那车上和司机唠嗑。他问司机都是哪里人，素日都在哪国人的出租车公司下头干，一番唠嗑下来，王行长对天津卫的消费能力与经济承载能力逐渐有了信心。车窗外的海河平静，王行长的心却似河面汽船飞驰，连那尖锐的蒸汽鸣笛声都复如打仗冲锋口号般响亮。出租车好是好，就是贵，待到那车轮子把汽油烧到法租界天祥百货大市场的时候，王行长钱包里的票子也烧得差不多了。
“师傅，就停这吧。”
“不去天津银行？”
“哎，买点东西。”
王行长窘迫，他灰溜溜提着箱子下车，但见那百货楼上飞扬的红色横幅又忍不住喜笑颜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那何止是四面宣传横幅？上面压根就明晃晃写着四个大字：财源广进。
理想是“财源广进”，只是时下的王行长真没钱。出租车烧掉了他的好些饭钱，所以他兜兜转转找了最便宜的一个摊儿，那个摊卖煎饼果子，便宜又顶饱。“哐啷啷”，摊煎饼的师傅把香葱切成末，绿豆面粉放入大碗，边加水边搅拌，直到面粉成为无颗粒均匀的面糊；“呲啦啦”，油开了，加了鸡蛋的绿豆面画成一圈薄饼，往上面刷了面酱、葱末、腐乳、辣椒酱叠好后又加了薄脆的"果篦儿"，那香气真叫人馋眼。
“号外，号外，热河事变！二月日本关东军、伪满军十万余人以锦州为基地分三路进犯热河！热河沦落，传闻张学良将要引咎下野——”
今天一个“事变”，明天一个“事变”，报童挥舞着报纸飞奔过去，王行长像没听到似的，他眼睛尚且还死盯着那个转盘。定型，出锅，包油纸，寒风凛冽，煎饼果子递过来直冒热气。王行长饿急了眼，一个咸香口的饼吃得赛满汉全席。吃到一半盖了饥饿，他好像才有思考的余力。
以后路途可想而知，天津一行也必将招惹诸多危险，如何保障自家的安危？长的想不了，先想短策。
“这毛子伙同琼先生瞒着我，险些叫我丢了命。他欠我的，使唤他理所应当。”
王行长眼睛转了几遭，最后拿出钱包里所剩不多的几张钱票子去路边邮局给伊万诺夫发了一份加急电报。他原先没指望伊万诺夫当日回，但没想到摊几张煎饼的功夫那回复电报就来了。电报很短，只有两个字：可以。
“这女婿够意思。”
得到此回复，王行长转手又给画匠写了一封信。
“人已经平安到天津，勿挂念。另外，给你请了一尊门神。”
快春节了，又是离别，落笔罢了，王行长心生愧疚。思来想去，最后又加了一句话：
“又是一年，多保重。”
北京，朱红墙东单二条胡同前站着一个金发碧眼的洋绅士，他光鲜亮丽，像一件包装完好的美国工业商品。这一切都叫梁思成觉得熟悉，但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庞。
“思成？这么多年没见了。”
琼先生深一脚浅一脚冒雪走来，他拉住梁思成。梁思成的眼镜被雪天的雾气挡了，他赶忙拿下来在袖子上抹擦了几下，最后确定这是当年给他教过课的那位“琼先生”。
“老师，您怎么在这？”
“我来北京拜访些人，顺路来这边走转。你当下可有继续做学术？”
“我在同人修复故宫文渊阁，这不刚下工回来。”
“真是了不起的大工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清式营造则例》的手稿。”
梁思成把手稿给琼先生，琼先生翻看了几页，见里面批满了清代官式建筑各部分名称、比例、功用和做法的注释，还标了建筑物立面、剖面和局部详图和实物照片，一看就花了不少心血。
“你是真正的学者，比我有造诣多了。”琼先生哂笑，将《清式营造则例》还给梁思成，“我记得当时你有谈一个女朋友，怎么样？”
“结婚了，前些年生了女儿。”
师生相遇，本是一件好事，遇到情意深重的怕是要痛哭流涕，然而梁思成与琼先生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两人之间的问候显得客套又疏远，不问对方当下生活如何，也不问未来打算如何，总归也就是谈些当年在美国的那些事。例如“同僚们都去向如何”，“留下来做学术的还有几人”，“谁留在美国做美国人，谁回到中国做中国人”……
然而，梁思成始终毕恭毕敬称琼先生为“老师”。
“老师，您虽然教我时间甚短，但对我影响很大。”
“我？何出此言？”
天上零星飘下一点雪渣子，琼先生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想了半天自己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但已经全然无记忆了。不过几年时间，遥远得像几百年前，然而，梁思成依旧称琼先生为“老师”。
“快春节了，老师，如果您不嫌隙，就来我家喝些热茶吧。”
“你妻子也做学术？她是个女子，倒罕见。都做学术，日子可能会过得很清贫。”
“是，但我们也不为钱。”
“你们两个都家境很好，何不留在美国？”
“是，但我们也不为家境，更不为美国。”
“你应该做点丰功伟业，你的妻子林小姐应该过更好的生活。我前些日子邀请你来美国大使馆任职，你为何拒绝我？”
“我这个人就是如此，徽因这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不做丰功伟业，也不过更好的生活。”
梁思成说话慢慢的，和当年趴在桌子上读文献的那个学生别无二致，然而琼先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唉，又是一年。走吧，思成。”
一年一年，北京似乎越来越萧条了。因为尚且还做着中国旧都的缘故，北京没有汽车，没有大厦，更没有什么百货大楼。一排一排的小胡同子里，一师一徒在雪地里逶迤前行。
“老师，您曾讲过‘中国的史官’，记得吗？您说好些国家都因为文化得不到记录，最终皆于历史长河里泯灭了，中国文化根基能延续到现在，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大小史官们的存在。”
走了些路，梁思成对琼先生提到了曾经的课堂，琼先生说他已经全然记不清了。
“我记得很清楚。您说中国以后兴许就没有了。中国孱弱，又被旁国侵略，以后它的历史都要被别国记录。别国说它一无是处，它就一无是处；别国说它卑鄙落后，它就卑鄙落后。我和徽因之前都在东北大学任教，东三省好些古建筑都被日本人改了——改成他们的军国神社，供奉他们的刽子手。日本记录说中国落后野蛮，他们记录中国人是牲畜。我们作为中国人无力辩驳，因为我们此刻的历史由他们记录。老师，我们不作丰功伟业，我们只是用笔头作记录。”
到了。琼先生跟着梁思成到了北总布胡同一处小小的院落，推门走进去，也就是光秃秃的院落，里面一个小花池栽着一些枯枝烂叶。梁思成推开里屋门，琼先生站在屋外，他听见一个孩子的哭闹声和一个女人的哄抱声。
“照片洗出来了吗？”
“洗出来了，又花了不少钱，真对不住你们母女两个。”
“家里节俭些总能应付的。”
“今年过年家里应该不能吃带肉的饺子了。”
“那就不吃了。”
“接下来去别处，又是跋山涉水的。小孩子还要跟着我们颠簸。”
“这都值得。我之前把有些东西典当了，又换了些绝版的书。”
“太好了，我们今夜就把它们修补整理起来。”
“先别急，你棉衣都烂了。”
“我都没注意到。我一门心思投在文渊阁上，兴许是被钉子刮烂了。”
半晌，梁思成出来了，他招呼琼先生进去，琼先生却摇头。
“我不进去了。我不想扰了你这处屋子。”
临走的时候，琼先生环顾了那狭小贫寒的院落一眼，对梁思成笑道：
“真理时而是被人包装出来的知识，知识被人创造，兴许是真的，也兴许是伪的。我这个人会讲知识，但永远讲不出真理。所以当年讲的那些话，你自己判断吧。”
“史官”是一个迷茫的中国隐喻。琼先生离开了，他拦一辆黄包车去了“国立北京大学”，那里，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正在等他。学术是个圈，大大小小就那么些人。琼先生和傅斯年本身是搞历史的同侪，而后又通过傅斯年认识了胡适。这次相见对谈，琼先生就畅快多了，直截了当问傅斯年殷墟挖掘情况如何，果不其然，傅斯年的回复是“缺钱”，还说困难重重。
自1928年起，傅斯年参与了发掘河南安阳殷墟的工程，然而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后，却引来了诸多盗墓贼、古董商、药材商。殷墟受到严重破坏，本想加急挖掘，却因官僚主义的原因受到阻碍，甚至强制停止。1932年，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多次批准未果，一直想寻求南京国民政府权威得到帮助，却屡屡碰壁。
琼先生看准了这一点。
“傅校长，咱是同行，听闻殷墟如此，真是痛心啊！”
对傅斯年，琼先生痛心疾首，大呼小叹，但最后也就不扯废话了，开门见山说了来意。
“殷墟这事交给我来和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给钱，给人我都办得到。只是您考古殷墟，为中国考古之先锋，事到如今我也要作先锋。”
傅斯年问“要作何先锋”，于是琼先生对傅斯年讲述了他想要同人在天津推行“金融改革”的计划。他说天津金融改革为中国之民，当下傅斯年只要帮他在学术圈和其他上流圈子里多加支持宣传就可。
“琼先生，您一个美国人，怎突然有了‘全为中国民’之兴趣？哼，怕不是想要在中国落点好处，不明说罢了。”
傅斯年到底是不好惹的。琼先生知道这人外号叫“半疯子”，谁都敢刚。先别说蒋中正，就那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领土"之言论进行批判反驳。这胆子真是好比太岁头上动刀，好几次琼先生都觉得这人再下去要被日本人拉去暗杀枪毙，但是傅斯年“死性不改”。如今傅斯年又来刚琼先生了，但好在琼先生留了一手——他把有亲美倾向的胡适也叫来了。
“话不能这么说，傅校长。当下热河事变，中国危难，而美国又是个慷慨正义的国度，自然是愿意对中国伸出援手的。”
胡适言而凿凿，说当下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然而日本紧逼，国民政府又**无力，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度站出来主持正义。一番有条有理的话过去，琼先生连连鼓掌喝彩，就差给胡适颁发锦旗了。
“胡先生，当下中国一众白话文作者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所有人都说鲁迅胜过你，但我看鲁迅的觉悟比你还差得远。胡先生真乃中国思想之先锋也！”
“哪里哪里，我怎敢与鲁迅先生相提并论？”
琼先生夸赞，胡适推辞，但是允诺“一定会竭力帮琼先生宣扬天津金融改革之事”。琼先生满意而归，走在燕园里可谓“意气风发”。他哼着小曲到一处亭子，见一个年轻大学生在背书，背的还就是当年他在哈佛主编的中国官宦史文本教材。
“谁说做学术无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琼先生正欣慰，不料那学生背着背着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将书一扔，嘴里骂骂咧咧道：
“这书写得真乃狗屁不通，定义和概念给这么长，全是废话！就这还考，考个屁！考他娘的什么玩意——”
“哎！你谁？”
琼先生能承认自己现在已经不做学术，但他不能接受有人说他写的东西“狗屁不通”。愤怒之下，他走过去拧了那学生的耳朵逼问，学生龇牙咧嘴，说道：
“我是北大的学生。”
“鬼扯，你这样哪像北大的学生？你到底是谁？不说我就把你揪到校长办公室去！”
“别，别，我招，我确实是学生，只不过是隔壁的，是来北大灶堂混口饭！”
而后这个学生坦白，他说他叫“季羡林”。
北京，朱红墙东单二条胡同前站着一个苏俄人，他大腹便便，俨然已经大权在握。这一切都叫东条英机觉得熟悉，但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庞。
“东条先生。”
费多罗夫深一脚浅一脚冒雪走来，他向东条英握手。
“贺喜，您当下真得到了伊万诺夫先生的推举。从今往后，我相信日本和苏联的友谊会更加密切，因为伊万诺夫先生对关东军总是抱有敌意。”
“确实，在这里我也要恭喜东条先生出任关东军司令要职。伊万诺夫的战争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日苏应当摒除过去的隔阂，共同迈向和平。”
“没错，日苏是朋友，中国才是敌人。东三省的繁荣要由日苏共同建立，利益要由日苏共同分割。只是在下很好奇，伊万诺夫先生为何会同意权力让渡？”
“无需追究。因为这是我必须保密的协议。”
“好吧，费多罗夫先生，既然您要出任远东司令，那么当下我们的协议也要奏效——苏联和日本以河流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分割东三省铁路，华工劳力，煤矿开采。苏联不得干涉日本对中**人，中国平民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无论是人种清洗，还是炮火轰炸。如若同意，日本将永久遵守《日苏和平条约》，同苏联共同维护远东和平。当年日本部队对海参崴的中国人进行管理，但是被苏联部队恶意围困。这种事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发生。”
所谓“管理”，只是“屠城”的语言美化，只是费多罗夫不为所动，因为他对中国也没多同情心。当然，这也是苏联高层的意思。伊万诺夫在东北干预太多——他时而忘记自己是个苏联军人。
“何不趁而除之？”
东条英机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费多罗夫大笑，他知道日本人还是怕伊万诺夫。虽然伊万诺夫已经退位，但关东军怕这个远东疯子。那一日两人达成了诸多秘密协议，随后费多罗夫就直飞南京。路途颠簸里，他盘算着时局好坏，却想到了东北民间常唱的戏《五丈原》。有个叫诸葛亮的人颇善于打仗，但终究抵不过年岁劳苦于军中去世。诸葛亮死了后军队塑了他的蜡像，打仗时那假蜡像尚且能叫敌人收军后退，不敢向前逼进。思来想去，费多罗夫认清了现实。关东军猖狂，自己又算得远东新人，纵得上位司令，怕也是不好把控局势。所以他得塑一尊“伊万诺夫”的蜡像，决不能让他轻易离开。
“我来了。”
穿越严防死守，费多罗夫推开门，彼时伊万诺夫正在精神病院的单人病房里翘着二郎腿看书。
“怎么样，和东条先生的会面何如？”
“非常棘手。”
“东条已经算是能协商的人，再往前推十年你能遇到更糟心的。”
费多罗夫走向伊万诺夫，他拿起那本书掂量，见其是一本《莱蒙托夫诗集》。
“您对我新官上任有什么建议？我一直是您的参谋。”
“热河事变激起中日矛盾，先假意答应日本的条件，继续修筑远东大防线工程。至于后续怎么做那是你的事。伊万诺夫时代已经结束了——我要退休。”
“不，我不允许，您得留在一线，哪怕是以一个使官的身份。”
“不要太贪心。你要当官，我举荐你上来，刚才甚至还给了你诚恳的建议。我住精神病院的这几天已经足够你伪装所有流程文件，现在我要回哈尔滨了。”
伊万诺夫张口一个“回哈尔滨”，闭口一个“退休”，叫“多少还算个军人”的费多罗夫着实愤怒。但是伊万诺夫不为所动，他躺在床上摆烂茬，好像心思全不在这里似的。确实，他的心思早不在什么《马恩思想文集》，早就化作莱蒙托夫的诗歌远行了。
“伊万诺夫同志，您真是被那个女人冲昏了头，你还是不要忘记自己是个苏联军人为好，你知道关东军和伊势月对你的阴谋吗？”
阴谋，难道只有日本人对他这个前远东司令有阴谋吗，他费多罗夫难道没有吗，其余的明里暗里的人难道没有吗？伊万诺夫心里像明镜似的，但他释然地朝费多罗夫挥挥手。
“太麻烦了，我现在不想把人生浪费在那些人身上。什么时候能申请退休？”
“收拾东西，我会安排军机接你回哈尔滨。”
夺位之变居然就这么结束了，伊万诺夫没有被杀死，他主动让位，由此没有其他杀戮和波澜。费多罗夫省了好一番事，他认定伊万诺夫当下已经胸无大志，于是他走了。另一个文秘进来，说有王行长发给伊万诺夫的电报。伊万诺夫扫了一眼，知道王行长大概是希望他能给画匠所在的住处一些警卫保护。他叫文秘回了“可以”两个字。
“真可怜，麻雀先生。”
“分离”是一个迷茫的中国隐喻。伊万诺夫喃喃自语，把电报纸扔进炭盆子烧了个干净。他躺在床上阖眼，本不想再关心那事，却止不住回想王行长发来的有些话——国家高于家庭。
爱国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里面混合了“原始的本能”与“高度理智的信念”。然而这种感情与其说是对“小家庭”的爱，倒不如说是一种近似于宗教般的殉道情感——个体愿意牺牲自我生命，连带着他的小家庭，而后融入到民族生命中去……
真残酷。国家的本质就是国民集体权利的总汇，有赋予，也有剥夺。国家推动人们投入战争，但战争的实施时而与理性感性相背驰。它叫人们不要有“情感冲动”，可当这种冲动存在的时候，人才有生命的希望，而不是趋于死亡。春燕和小豆子赋予了伊万诺夫某种“生的冲动”，伊万诺夫想着王行长在电报里的零星言语，他不由自主把画匠代入成春燕，但最后终归代入成自己。
国家高于家庭，如果有一天，春燕对他说这样的话……
不，春燕不会对他说这种话。
伊万诺夫坐起身，他脸上神情阴郁。彼时门没关死，画匠叩门后直接来了。他提着一袋橘子，见伊万诺夫此状，画匠脚步有些迟疑。
“你之前说要聊天，所以我就来了。你想同我聊什么？”
“宣布我以后就要退休。以及我以后灵活住院。但凡出现在公众面前，我就是精神病。”
“好吧。”
画匠放下橘子，没多问什么，也没多说什么。伊万诺夫在他眼里时而怪里怪气，所以这人说任何话，画匠都不会对此奇怪。毕竟伊万诺夫要是不怪，那就不叫伊万诺夫了。
“麻雀先生，我很感激你的好心照顾与收留。”
“我也没做什么。”
“这段时日我会保障你的安全，但是我也不会在南京留太久。”
伊万诺夫说画匠现在面临着危险，但画匠不想纠结伊万诺夫说的话。伊万诺夫和王行长都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而他这个“小人物”的生活死板平静，最头疼的事总归还是落在学校里的杂事与生计上。见画匠并没有在听，伊万诺夫便不再说什么“危险”了，他话锋一转道：
“新女婿要在春节时候上门去岳父家里扫雪，明后天我会登门拜访。”
画匠不想伊万诺夫来，但又不好推脱。他望着窗户外稀稀拉拉的树木枝子，总觉得一切灰寂而无生机。忍别离，一转又是别离。王行长走了，嘉龙濠镜也走了，春燕也带着小豆子走了，房子里就他和晓梅，怕也是过得无趣。早知如此还不如不来，如今这个春节要和这位怪人新女婿一起过，彼时桌边吃饭怕又是好些尴尬。
伊万诺夫看着画匠，他似乎已经知道画匠心里在想什么。
“麻雀先生，你的处境令我共情。我越想这一切就越想告知你真相：今朝能忍别离，有朝他就能因中国而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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