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的时候父母分居，爸爸把我送到县城的爷爷奶奶家。虽美其名曰分居，但因为当时我们家只有两套房子，其中一套位置比较偏僻，通勤并不方便，所以爸爸妈妈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只不过一人住一间卧室而已。说是爷爷奶奶家，事实上叔叔婶婶他们也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爷爷用自己的积蓄买下这么一套地段还算不错的、三室两厅的房子，用奶奶的话说，这是他们“为宝贝孙子准备的”。所以我刚到县城的时候，婶婶就提醒我说：“这是涵涵（我的堂弟）的家，不是你的家。”
一共有三间卧室，爷爷奶奶一间，叔叔婶婶一间，弟弟自己住一间。爷爷奶奶的卧室附带一个面积不大的厕所，不过并未投入使用，没有安装抽水马桶什么的，只有几个被包起来的管道口。于是这间厕所就成了我的卧房。因为没有多余的床，而且大点的床也放不进来，婶婶就让叔叔把一张别人扔掉的长沙发搬回来，在上面铺了一床毛巾被。我躺在那张嘎吱作响的沙发上，听着单薄的门外传来爷爷奶奶的鼾声，那几个管道口在黑暗中静默地注视着我，就这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爸爸办妥了手续，把我转到了涵涵弟弟就读的小学。弟弟只比我小几个月，个子却比我高出半个头。有一回他带同学来家里玩，婶婶让我倒几杯果汁给他们送过去。其中的一个男生好奇地打量着我，扭头问弟弟：“你不是说你家就你一个小孩吗？”弟弟喝了一口果汁，面露不屑：“她是我伯伯的小孩，她爸妈不要她了，就把她送我们家来了。”
爸爸妈妈过年时会带礼品来，略坐坐就回去了。他们偶尔打电话给我，让我听爷爷奶奶的话，让我照顾好弟弟，但他们从没问过我，是否乐意住在这里。有一年元宵节，爷爷给弟弟和我各买了一把用木杆制成的手摇式烟花，领我们到小区中间的空地上放。弟弟的那把很快放完了，我的那把还没有解开皮筋。于是他就过来抢我的。一开始我没弄明白他的意思，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指；过了几秒钟我反应过来，也就松开了手。不过他因为用力过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嘹亮的哭声响彻小区上方狭窄的天空，爷爷使出浑身解数也哄不住。婶婶和奶奶很快赶了过来。等到他被婶婶搂进怀里，故事的版本就变成了：姐姐不让弟弟玩烟花，还把弟弟推倒了。于是婶婶和奶奶对爷爷的说法置若罔闻，把我狠狠训了一顿。在这之后，她们一人牵着弟弟的一只小手，带他去公园买糖葫芦吃。我瞅着自己刚才拿烟花的手，掌心上扎着好几根倒刺，还有几处磨破了皮。我蹲在地上，慢慢把倒刺一根根地拔出来。“咋啦，思思？”爷爷问。我抬起头，笑着对爷爷说，啥事也没有。
厕所的面积不够，放不下桌椅，我就伏在厨房放案板的台子上写作业。有一回婶婶来厨房拿弟弟平时喝的奶粉，见我正吃力地把案板挪开，对我说：“有那工夫搬案板，咋不会把菜洗洗切切。”在那之后，每当作业不太多的时候，我就主动给奶奶打下手，帮她准备一日三餐。看得出奶奶很高兴，对我的态度也好了不少。渐渐地我一人也能做好一家的饭，奶奶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外头晒晒暖，跟邻居唠唠嗑。厨房是这个家里最能给我安全感的地方，只要我在忙活，就不会莫名其妙地被骂。就像门后躲着的那把扫帚一样，我尽力不让自己的活动打扰到这里的人，同时又竭力表明自己的存在还有那么一点价值。
一个落着小雨的周末，我正在写作业，爷爷轻轻走进厨房，递给我一本封皮破损了的《红岩》。爷爷告诉我，他有个姓宋的忘年交在这附近开了家租借图书和光碟的店，可以让我免费借书看。
爷爷所说的忘年交我也见过几回，他左腿膝盖以下的部分截肢了。他平时住在店里，用电磁炉炖一锅牛奶蛋糊，配上馒头和酱菜，就是一日的饭食。送奶师傅每天下午过来，把贴有名签的玻璃瓶放进小区门口的筐子。虽说他的店距离小区大门只有几十米，但已足够他拄着双拐走上好一会儿。在跟这位宋伯伯熟络起来后，我放学回来总会从筐里把他订的奶取出来，拿到店里交给他。有一回爷爷来给宋伯伯送自家晾的地瓜干，结果宋伯伯一个劲地夸我懂事，弄得爷爷有点不好意思。
但我从不认为自己很懂事。虽说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我在学校没有朋友。当其他女生谈论电视剧，说某人死了很可怜之类的话，我总是把头埋进借来的小说里。一方面，我没看过她们提到的片子，没资格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我看来，死并不“可怜”。我在书中也总能读到描写死亡的片段，那样的情节非但不令我感到难过，反而会让我产生隐隐的向往。
叔叔爱吃椒麻鸡，奶奶每隔一段时间会去市场买活鸡回来做。为了不弄脏家里的地板，奶奶总是把鸡拎到车库旁边的下水道口进行宰杀。最初是扑腾翅膀挣扎的声音，以及低沉而急促的哀鸣，接着是一两声尖利的哀鸣。在这之后，一切归于沉寂。等他们把鸡肉分食完毕，我收拾着满桌的骨头，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鸡被割断喉咙时，不知道有多么怕和多么痛；但幸好它死了，不论是被脱毛、切块还是炖煮，都不会再有知觉。死是生的终焉，也是苦的终了；苦只属于生，不属于死。
我的文具袋内层放着一把折叠小刀，这个文具袋是弟弟用过的，上面的卡通图案早已漫漶不清。我平时会用小刀削铅笔，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用途。基本上每个学期末我都能领到奖状和奖品，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也正因为这样，每次考试成绩公布前我都无比忐忑。有时我一边翻小说，一边拿小刀往手背上割。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只是单纯地认为，身上疼的时候，心里好像就没那么难受了。
不过我还是多少感觉这么做不太好，在十岁那年的冬天，我决定采用其他方式疏解情绪。于是我去了宋伯伯的店。以前我总是找小说看，而这回，我打算借一本不同类型的书。我的目光在几排书架上徘徊，最后，在最下层那堆积满灰尘的大部头里，我发现了一册《全宋词》，它的表面有一大团黑黢黢的污渍。在帮宋伯伯把店里扫干净后，我抱着那册《全宋词》走出店门，天空中有细碎的雪片纷纷扬扬地落下。
这天爷爷奶奶去了老干部活动中心参加茶话会，婶婶带着弟弟去了朋友家，叔叔则在外地出差。我懒得炒菜，吃了包泡面当晚饭，把借来的书装进有破洞的双肩包，冒雪走到小区旁边的老礼堂。这座礼堂原本属于一家事业单位，后来单位搬走了，它就被剩下了。有时它被当成展厅使用，但在多数时候，这里是阒寂无人的。我不时来看望它，它那装有罗马柱的走廊也总能给予我庇护。
这天的礼堂灯火通明，展出之前摄影比赛中的优秀作品。我站在走廊里，借着礼堂大窗户透出的光，掏出了《全宋词》。随手一翻，一张小纸片从书里掉出来，轻飘飘地落在冰冷的地上。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一枚邮票，上头印着“喜上梅梢”的图案，右上角有个不完整的邮戳。而夹着邮票的那一页，有一首被红笔圈起来的词，是郑域的《昭君怨·梅花》：
道是花来春未，道是雪来香异。竹外一枝斜，野人家。
冷落竹篱茅舍，富贵玉堂琼榭。两地不同栽，一般开。
那时我并不了解郑域这个词人，更不清楚南宋咏物词的创作特色。较之前半部分，我对这首词后半部分的感触明显更深。梅树不论被栽种在寒素之家还是权贵之宅，都能绽放花朵；它无法选择生长的环境，但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呢？当我踏着满地碎琼乱玉，离开老礼堂的怀抱时，我这样问着自己。回去后，我坐在厕所里那张沙发上，把折叠刀打开，合上，再打开，再合上。最后，我把它放回了文具袋。就算别人眼里看不到我，我的眼里也看得到自己；不论在怎样的境遇里，我都想为自己开出最美的花。
事实上，回到父母身边远比我想象的容易。小学六年级的寒假，春节刚过，叔叔的一位老同学送他两张市里景区的门票，一张成人的和一张儿童的，他本打算带弟弟去，但弟弟和朋友约好了看电影，他就带着我去了。叔叔和我吭哧吭哧地爬上山顶，又坐着滑道从山上下来，我总算鼓起勇气，跟叔叔说想回家看看，叔叔同意了。
爸爸妈妈都在家，家也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他们见到我，问我有没有好好学习，有没有和弟弟好好相处，这和以前他们打电话时说的并无二致。我的离开没有改变什么，我的归来也一样。我的寒假作业早就做完了，于是我对爸爸妈妈说，想在家住到开学再回去，他们也同意了。
妈妈在书房的飘窗上铺了一张垫子，我躺在那里，伸手拉上靠近房间一侧的蓝色布帘，再拉上靠近窗户一侧的白色纱帘。这是个可供我藏身的小小世界，一边是海，一边是云。早晨起来，我把窗帘拉开，让平静的海面起浪，把心上的褶皱抚平。我像海上的一条船，漂泊很久之后，回到了港湾。
小学生涯的最后半年，我在学校的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最后，我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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