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港口的阳光炽烈得晃眼，卓安牵着卓远的手，站在人潮涌动的码头边，掌心全是汗。码头上的人来来往往，大多是皮肤黝黑的本地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纱笼，嘴里说着叽里呱啦的印尼语，偶尔夹杂着几句生硬的中文，像一把把陌生的钥匙，打不开卓安心中的焦虑。
“姐，我们现在去哪里找父亲的老友啊？”卓远满是期待的看着卓安，他还以为到了印尼，就能立刻找到亲戚，就能有安稳的住处，却没注意到卓安脸上的慌乱。
卓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不安，笑着说：“我们先去唐人街，那里华侨多，说不定能问到父亲老友的消息。”她曾听父亲说过，印尼的唐人街是华侨聚集的地方，大家都讲中文，遇到困难也能互相帮衬。可她不知道，从港口到唐人街，还有着难以想象的阻碍。
姐弟俩跟着几个看起来像是华侨的人，往市区走去。路上的景象让他们既新奇又害怕——高大的椰子树沿着街道排列，枝叶在风中摇曳；街边的小贩推着推车，售卖着五颜六色的水果和香气扑鼻的小吃；偶尔有穿着西装的欧洲人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过，留下一阵轰鸣。这陌生的一切，更加令他们慌乱。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姐弟俩犯了难——路口没有中文标识，只有印尼语写的路牌，他们根本看不懂。卓安想找个人问路，可拦住一个本地人，对方却只是笑着摇头，嘴里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手还在不停比划。卓安着急地指着自己，又指了指远方，嘴里重复着“唐人街”“华人”，可对方还是不明白，最后无奈地走开了。
“姐，怎么办啊？我们找不到路了。”卓远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那双紧紧攥着卓安的手透出他的恐惧。卓安心里也慌，可她不能在弟弟面前表现出来，她拉着卓远走到路边，蹲下身，从行囊里拿出一块干粮，递给卓远：“先吃点东西，等会儿再找。总会有人懂中文的。”
就在这时，远处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看到卓安和卓远茫然的样子，主动用中文问道：“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吧？是不是找不到路了？”
黎卓安惊喜地抬起头，连忙点头：“是的！先生，我们想去唐人街，不知道怎么走，您能告诉我们吗？”
男人笑了笑，说：“我也是华侨，正要去唐人街办事，你们跟我来吧。”黎卓安和黎卓远心里顿时松了口气，连忙道谢，跟着男人往前走。
路上，男人告诉他们，他叫林文轩，在唐人街开了一家书店，来印尼已经十几年了。卓安趁机问他：“林先生，您认识一个叫张明远的人吗？他是我父亲的老友，据说在印尼住了很多年。”
林文轩皱了皱眉，想了想说：“张明远？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好像是在唐人街做过生意，不过具体在哪里，我也记不清了。你们到了唐人街，可以去‘侨兴客栈’问问，那里的老板认识很多华侨，说不定能帮你们找到人。”
卓安连忙记下“侨兴客栈”的名字，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她想着，只要能找到张明远，他们就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卓远也能继续读书，不用跟着她受苦了。
跟着林文轩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到了唐人街。这里的景象和刚才截然不同——街道两旁大多是中式建筑，门口挂着红灯笼，店铺的招牌上写着中文，耳边传来熟悉的粤语和各地的家乡话，让卓安和卓远感到一阵亲切。
“前面就是侨兴客栈了，你们自己过去吧。”林文轩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客栈，对卓安说，“要是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我的书店找我，就在前面那条街。”卓安连忙道谢，拉着卓远往侨兴客栈走去。
侨兴客栈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留着山羊胡，脸上满是皱纹，看起来很和善。卓安走进客栈，向老板说明了来意，提到了张明远的名字。老板皱了皱眉，想了一会儿，说：“张明远啊，我记得他，以前在唐人街开了一家杂货铺，不过半年前好像搬走了，具体搬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卓安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她还以为能在这里找到线索，没想到又是一场空。“老板，您再想想，有没有人知道他搬去哪里了？我们是从广州来投奔他的，现在身上的钱也不多了，实在没地方去了。”卓安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眼里满是恳求。
老板看着卓安和卓远可怜的样子，叹了口气，说：“你们别急，我帮你们问问住在客栈里的华侨，他们说不定有知道的。”说完，他走到客栈的大堂里，对着几个正在喝茶的华侨喊道：“大家静一静，这两个孩子是从广州来的，要找一个叫张明远的广州人，有人认识吗？”
大堂里的华侨纷纷抬起头，看向黎卓安和黎卓远。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开口说：“张明远？是不是以前在‘广和杂货店’做事的那个？我好像听说他去了城郊的果园做工，具体是哪家果园，我就不知道了。”
另一个中年男人也说：“我也听说过他，好像是因为欠了别人的钱，杂货店被查封了，才搬走的。你们找他，说不定会连累你们。”
卓安听到“欠了别人的钱”“被查封”，心里更慌了。她不知道父亲的老友竟然是这样的情况，可现在，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找到张明远，才有一线希望。“谢谢大家，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想找到他，麻烦大家再想想，有没有更具体的消息？”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会儿，却再也没有更多有用的信息。老板看着卓安失落的样子，说：“你们要是实在没地方去，可以先在客栈住下来，我给你们算便宜点。等你们找到人了，再搬走也不迟。”
卓安摸了摸怀里的钱袋，里面只剩下二十多块银元，那是他们最后的积蓄。她知道，住客栈会花很多钱，他们根本住不起。“谢谢老板，不用了，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说完，她拉着卓远，走出了侨兴客栈。
站在唐人街的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卓安感到一阵无助。她不知道该去哪里，该找谁，只能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卓远看着姐姐失落的样子，小声说：“姐，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找活干，不用靠别人。我能吃苦，我可以去擦皮鞋，去搬东西，帮你赚钱。”
卓安摸了摸卓远的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知道弟弟懂事，可她不想让这么小的孩子跟着她受苦。“卓远，委屈你了。等姐姐找到活干，就送你去读书，不让你再受苦了。”
此时的印尼，正值荷兰殖民统治末期，雅加达的唐人街挤满了从广东、福建逃难来的华侨，窄窄的街道两旁，木板搭的店铺挂着“广源杂货”“闽南面店”的招牌，粤语、闽南语混着荷兰语飘在空气里。黎卓安带着弟弟挨家问有没有空房出租，可要么是房租贵得吓人，要么是房间小得只能容下一张床，还得挤三个人。
走到街尾一家“广州裁缝铺”前，黎卓安实在走不动了，扶着门框喘气。铺子里的老板娘正踩着缝纫机，抬头看见姐弟俩狼狈的模样，停下手里的活，用带着广州口音的粤语问：“你们是从广东来的？”
黎卓安眼睛一亮，连忙点头：“阿婆，我们是西关来的，想找亲戚，没找着，现在没地方住……”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上来。老板娘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碗，倒满凉茶递过来：“喝了吧，解暑。我姓梁，也是广州人。”
黎卓远喝着凉茶，小声问：“梁阿婆，你这有小房间出租吗？我们能干活，我姐会算账，我能扫地挑水。”梁阿婆看着姐弟俩，两个年幼的孩子孤身从广州来印尼投奔亲友，不知道一路上吃了多少苦，也是不容易啊。想了想说：“我这铺子后面有个小阁楼，以前是我儿子住的，他去三宝垄做工了，你们不嫌弃就住那，一个月给两块银元就行，如果有空的时候能帮我看看铺子就更好。”
黎卓安激动得差点打翻凉茶，连忙拉着弟弟给梁阿婆鞠躬：“谢谢您！谢谢您！”当天傍晚，姐弟俩就把小阁楼收拾干净——阁楼虽小，却有一扇小窗，能看到街上的灯火。黎卓安把黎卓容绣的手帕放在枕头边，摸着黎卓远的头说：“卓远，以后我们就在这落脚，等攒够了钱，再找回家的路。”
夜里，街上传来小贩收摊的梆子声，黎卓远在姐姐的床边打了地铺，一整天的惶恐不安和疲惫让他很快就睡着了。黎卓安却没合眼，她借着月光，在纸条背面写下今天的日子：“民国九年七月十六，遇梁大婶，得安身之处。卓远安好，勿念。”在这陌生的南洋，这小小的阁楼，就是他们暂时的家，也是他们寻找希望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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