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的纽约，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晃得人睁不开眼，哈德逊河的船鸣混着时代广场的霓虹，像把未来砸进了现实。
陈致远跟着中国代表团的车往联合国总部去，手心有点汗——不是慌，是激动。
身上的西装是部里统一订的，挺括是挺括，可领口肩线总觉得紧，不像身边西方代表的衣服那么贴身。
这是他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真要代表中国站在国际舞台上。
团长李志刚看出他的不自在，低声说：“放松点，小陈。衣服是新的，可咱的底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记住，你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陈致远深吸口气，点头。
窗外的街景飞似的过——商店橱窗里的东西晃眼，车多，人也多，跟北京的安静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西方世界，是他们在书本里研究的“资本主义中心”，热闹得有点让人喘不过气。
进了联合国大厅，一股混着香水、咖啡和权力的热气扑过来。
穹顶高得吓人，大理石地面亮得能照见人，不同肤色的人穿梭着，说啥语言的都有。中国代表团一进来，不少目光扫过来——好奇的、打量的、还有些轻蔑的，像在看“异类”。
“多看看，多听听。”李团长低声说，“这里的每一个笑、每一次握手，都可能藏着事儿。”
第一次全体会议，陈致远坐在后排记笔记。
中国代表发言时，他盯着人家的嘴，也盯着会场——说“第三世界团结”“建国际新秩序”时，亚非拉代表点头，西方代表却没啥表情，有人还撇了撇嘴。
休息时，李团长带着他跟人交流。
有个英国代表端着红茶问：“李先生，贵国农村的新政策，不会重蹈覆辙吧？”
李团长笑了：“谢谢关心。我们的改革循序渐进，符合国情。就像贵国的工业革命，大变革都需要时间。”
陈致远把话准确译过去，看见英国代表眼里闪过点惊讶——显然没料到中国外交官这么从容，还懂英国历史。
接下来几天，他渐渐摸熟了节奏。
白天参会、记要点、帮着翻，晚上整理纪要到深夜，累得倒头就睡，可心里满得很——每一次对的翻译，每一次顺畅的沟通，都让他更信自己选的路。
真正的考验在裁军问题的磋商上。
中方代表拿数据说话，反驳不实指控，陈致远坐在后面做交替传译，大脑转得比钟表还快，生怕漏一个词。译到中方硬气的话时，他能看见对面代表皱眉，互相递眼色。
正胶着时，美国代表突然提了个歪提案，想把裁军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
苏联代表立刻反对，嗓门挺大，会场气氛一下紧了。
李团长举手要发言，站起来时目光扫过全场：“主席先生，各位代表，裁军关乎全人类的和平，不能按意识形态划线，更不能搞双重标准。有最大武库的国家，该先行动……”
陈致远跟着译，到“双重标准”时，特意加重了语气。
可没等他译完，美国代表团的年轻顾问突然插话：“恕我直言，连温饱都没解决的国家，有啥资格谈裁军？”
这话一出，会场瞬间静了。
陈致远血往头上涌，却强压着火，把话原样译给李团长。
李团长脸色没咋变，盯着那顾问慢慢说：“这位先生可能不了解中国。正因为我们尝过战争的苦，才更懂和平的金贵。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资格谈和平，看的不是财富，是为和平做了啥。”
陈致远的翻译铿锵有力，压过了会场的窃窃私语。他看见不少发展中国家代表点头，心里的火才顺了点。
磋商结束，他在休息厅看风景，忽听见一阵夸张的笑。
转头一看，个高个子西欧代表正晃着酒杯，用英语说：“看看他们，穿西装都拘谨，像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真怀疑他们懂不懂国际规则，也配跟我们一样有投票权？”
陈致远攥紧了手里的杯子，指节发白。
他想起父亲说的“一言一行关乎国格”，想起课本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想起自己在水房熬夜的日子——他代表的不是自己，是刚打开国门的中国！
他放下杯子走过去，站在那代表面前，声音清晰冷静，用的是标准牛津英语：“先生，评判一个国家的资格，从不是看穿什么西装，是看它有没有五千年文明，有没有为反法西斯战争流血，是看它想不想和平发展，想不想跟世界好好相处。”
那代表愣了，接着恼了，换成带口音的法语：“黄口小儿，这里轮得到你说话？你们懂啥文明规则？”
陈致远冷笑一声，立刻换成流利的巴黎法语，语速比他还快：“《联合国宪章》说‘会员国主权平等’，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啥没资格说话？倒是您，刚才的话，哪点符合联合国说的相互尊重？这就是您的‘文明规则’？”
没等对方反应，他用俄语引了列宁的话，又用西班牙语讲哥伦布远航的意义，再用德语提康德的“永久和平”，用日语念了句讲“尊重”的唐诗，最后用阿拉伯语说：“求知，哪怕远在中国。”
七种语言无缝切换，字字砸在那代表脸上。
休息厅静得能听见呼吸声，所有人都盯着陈致远——之前轻蔑的眼神，全变成了惊愕。那代表脸由红转白，张着嘴说不出话，最后拎着酒杯狼狈地走了。
十秒后，不知谁先鼓了掌——是个印度老外交官。
掌声慢慢传开，有亚非拉代表过来拍他的肩：“说得好！”“中国外交官，厉害！”
李团长这时才转过身，深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
晚上，李团长把他叫到房间：“你知道今天这么做，可能有啥后果不？”
“可能影响跟那国家的关系，还可能让其他西方国家有看法。”陈致远老实说。
“还有呢？”
“可能不合外交礼节。”
李团长点头又摇头：“太拘着礼节，反而让人看不起。今天有三个国家代表夸你，法国副团长说你法语比法国人还纯。”
陈致远眼睛亮了点。
“外交上，有时得亮实力，但得掌握分寸。你今天做得对，可不能每次都这样。”李团长语气软了点，“记住今天，这是你最生动的一课。”
回房后，陈致远站在窗前看纽约的夜景，心里翻江倒海。
他终于懂了，外交不是光会说话就行，是得有底气，有勇气，有脑子。
第二天再去联合国，他明显觉出不一样——有人主动跟他点头，之前轻蔑的眼神也没了。
有个非洲外交官特意找他：“昨天你说得真棒，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会议快结束时，中国代表团办了招待会。
那个西欧代表居然主动过来，举杯说：“年轻人，那天是我不对，跟你道歉。”
陈致远也举了杯：“中国有句话，‘不打不相识’，希望以后能好好合作。”
碰杯时，他看见李团长远远投来的笑。
回国的飞机上，李团长说：“你这次表现不错，部里注意到了，回去可能有更重的担子。”
陈致远攥紧了拳头：“我一定不辜负信任。”
飞机穿过云层，他闭上眼，想起父亲的眼神、母亲的粥、翻译室的灯、严老的话……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中国要走的路还长，他愿意当块铺路石，把全部的光和热都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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