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北京，像按了快进键。
陈致远家窗外的平房、胡同，一夜之间被脚手架和塔吊取代，自行车流里多了桑塔纳、夏利，偶尔还能看见进口的丰田皇冠。
沿街店铺的招牌越来越亮，港台歌从窗户里飘出来，混着广播里的进行曲，挺热闹。
家里的十四寸彩电，天天播“复关”“入世”的新闻。
这谈判像场马拉松，又像盘复杂的棋，每一步都得小心。
陈致远也忙得脚不沾地，他从翻译室调到了国际贸易司，离决策更近了，桌上的文件堆得更高——美方、欧共体、日方的要价清单，涉及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业，每条都牵着国内产业和工人的饭碗，不能错一个字。
无数个夜晚，对外经贸部大楼的灯亮到半夜，那是“入世”谈判工作组在忙。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哪怕贴着禁烟标，大家也得靠烟提神。围绕着税号、开放承诺、补贴项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空气里混着浓茶和疲惫的味儿。
“陈，”一次关键磋商，美方首席代表约翰逊把文件推过来，语气硬得像石头，“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最多五年，这是底线。我相信你懂，这已考虑了贵国产业的情况。不接受，谈判就可能停。”
会议室瞬间静了，所有人都看陈致远。
他能感觉到身后信息产业部官员的紧张——这不是税的事，是民族电子产业能不能在“狼”进来前长大，关系到一批品牌的生死。
陈致远没慌，拿起文件快速扫了一遍，脑子里过着国内产业数据、国际案例。
他抬头看着约翰逊的蓝眼睛，用流利的英语说：“约翰逊先生，我们理解贵国想扩大市场的想法。但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跟贵国比，就像学步的孩子和奥运选手。它需要的不是被冲垮，是有时间长大。”
他拿出准备好的材料，念了组精确数据，又提了中立智库的预测：“我们提八年过渡期，不是要保护，是按产业实际情况算的。一个健康的中国市场，对全球IT产业都好，您说对吗？”
他的话不软不硬，既说了底线，又留了余地。
约翰逊没立刻反驳，靠在椅背上琢磨着，会议室里有了点窃窃私语——这次交锋，把对方从“最后通牒”拉回了谈判桌。
等谈判终于成了，消息传回国内时，陈致远正在校对中文版本。
窗外华灯初上，长安街的车流光带挺好看。他没像年轻同事那样欢呼，只是靠在椅背上，长长舒了口气——压在心里十几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部委大院和广场上的国旗，觉得那万家灯火，都是无数人熬出来的，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见证。
回家时，林静还在等他，电视里无声重播着中国代表团在多哈签字的画面。
冬冬的房间门关着，门口放着他的书包，里面露出本《世界地图册》。
“成功了。”陈致远脱下外套，声音有点哑。
林静站起来，轻轻抱了抱他——不用多说，她懂他这些年的苦。
可家里的挑战也来了。
冬冬，陈帆，进入了青春期。个子窜得快，喉结也出来了，不再是听故事的小孩，有了自己的想法，对陈致远的话常不耐烦。
陈致远发现，父子俩像隔了层膜。
他聊国际政治，冬冬觉得远；冬冬聊动漫、篮球，他又不懂。他试着看《七龙珠》，问摇滚乐队，却总显得笨手笨脚，反而拉远了距离。
一个周末晚饭，陈致远叮嘱冬冬学好英语：“这是以后跟世界打交道的工具。”
冬冬用筷子戳着饭：“学好英语有啥用？同学都说以后是电脑时代，懂技术才厉害！爸，你成天跟外国人打交道，是不是觉得他们啥都好？我们都得听他们的？”
这话像针，扎在陈致远心上。
他放下筷子，严肃地说：“陈帆！我学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规则，不是为了仰视，是为了跟他们平等说话，护着国家的利益！是为了让中国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电脑重要，可没沟通，再先进的技术也建不起桥！”
冬冬被他的气势镇住了，张着嘴没说话，只是低头扒饭，耳朵却红了。
这次之后，陈致远想了挺多——他忙着为国家拼未来，却忘了跟儿子好好说话。
他开始变，不再只问成绩，让冬冬教他用电脑发邮件、上网，哪怕“二指禅”被笑话；他陪冬冬看NBA录像，哪怕问出“为啥不能抱着球跑”的傻问题，父子俩的笑多了。
他还常听冬冬聊学校的事，听他说对“下海”“出国热”的看法。
他发现，冬冬对世界的好奇，不比他年少时少，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一次，冬冬帮他调电脑，说班上有同学要去美国读高中。
陈致远问：“你咋看出去读书？”
冬冬盯着屏幕：“出去长见识挺好，可我觉得中国以后机会更多，就像你说的‘崛起’。关键得有真本事，光会外语不行。”
陈致远心里挺暖——他没白说那些“大道理”，早悄悄在儿子心里发了芽。
世纪之交的钟声快响了，陈致远站在事业和家庭的岔路口。
回望过去，他从胡同里的青年，成了鬓角有白头发的外交人，跟着国家一起成长；往前看，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更有分量，他和儿子的关系，也得用新的方式相处。
这又是一场需要耐心和爱的征程，他愿意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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