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阳光照进北京时，陈致远已不年轻，却比以前更能觉出时代的快。
玻璃幕墙的大楼拔地而起，取代了老胡同；互联网从科研院走进寻常百姓家，网吧的灯和拨号上网的“滴滴”声，正改着人们看世界的方式。
他的工作也变了——从一线翻译谈判，转到做顶层设计、协调政策、应对涉外舆情，担子更重了。
2008年，北京要办奥运会，整座城市像台精密机器，连轴转。
陈致远因为外事经验多、能扛事，被抽调到奥组委外联部，负责跟重点国家奥委会、国际体育组织和媒体打交道，还得处理敏感的涉外问题。
这早不是体育的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机会，志愿者的一句话、场馆的安保，都不能出岔子。
盛夏的空气里，压力像张网，罩着每个人。
一天傍晚，夕阳把天染成橘红色。
陈致远刚结束一场长会——欧洲某国奥委会对运动员村的餐饮、住宿湿度、交通时间提了特苛刻的要求。他和团队耐着性子一条条解释，拿出方案，总算让对方满意。
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出来时，手机震了，是冬冬的短信：“爸，我高考志愿填了国际关系，晚上想跟你聊。”
陈致远握着手机，站在落地窗前愣了——那个曾叫他“叔叔”、跟他吵架的儿子，居然选了跟他一样的路。
他深吸口气，回了俩字：“等我。”
到家时，快九点了。
客厅只亮着盏壁灯，林静在厨房忙，小米粥的香飘出来。陈帆坐在书桌前，台灯下是国际关系理论图表和英文文献，还有篇写“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和平崛起”的稿子。
“回来了？饭在锅里。”林静探出头。
“吃过了。”陈致远走到陈帆房门口，“想好了？国际关系。”
陈帆转过身，眼里没了少年的叛逆，多了点沉稳：“嗯。以前觉得你的工作离我远，都是大道理。后来看了很多全球化、地缘政治的分析，才知道这世界的规矩，跟国家和每个人都有关系。”
他没说的是，父亲书房里翻烂的书、熬夜的背影、聊国际事时眼里的光，早在他心里种了种子。
选这个专业，是想懂父亲的世界。
陈致远坐在他旁边，第一次像朋友似的，跟他聊冷战后的格局、“9·11”的影响、中国入世后的机会和难。
他发现陈帆懂的不少，对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这些新领域也敏感，想法挺新，给了他不少启发。
“挺好，”陈致远说，“这行得沉下心学历史理论，还得有眼光。既然选了，就别怕苦，这条路意义大。”
“我知道。”陈帆点头，眼神挺坚定。
奥运会那十六天，陈致远忙得脚不沾地。
他像陀螺似的在各场馆、新闻中心、酒店间转，处理各种突发事：热带国家代表团成员因干燥生病、西方记者想闯后勤区跟安保冲突、文化差异闹的误会——他的嗓子哑了，兜里总揣着润喉糖，只能在车里眯会儿。
可当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来，当外国友人夸北京办得好、中国人热情，他觉得所有累都值了——他亲眼看着中国，自信地站在了世界中央。
奥运会后，中国在国际上更从容了，陈致远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带一路”的早期推动。
这不是谈具体条款，是建个开放的合作平台。他得跟各国元首、学者、企业家、记者打交道，讲“共商、共建、共享”的意思，消除“中国扩张”“新殖民主义”的误会。
一次高端论坛，他刚讲完“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个西方学者就站起来问：“陈先生，这是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想建自己的势力范围？”
会场静了，都看陈致远。
他笑了笑，用对方熟悉的学术话回答：“感谢您的问题。贵国历史学家说过，古代丝绸之路的魅力，不是送丝绸瓷器，是连接文明，让知识和想法流动，核心是互利共赢。”
他话锋一转：“今天的‘一带一路’，继承的就是这种开放的精神。不是划势力范围，是拆合作的墙；不是中国自己唱，是大家一起唱。我们想的不是自己占便宜，是让沿线国家都能分到好处，给全球化添点均衡的劲儿。”
他的话逻辑挺顺，还带着文明的底气。
论坛结束后，那学者主动过来握手：“你的角度很有意思，或许我们该多理性聊，不是光讲意识形态。”
“对话才能懂，合作才能赢。”陈致远邀请他，“欢迎你去中国看看，自己感受下。”
陈致远知道，跟世界讲明白中国，是条长路。
可他身后，陈帆这样的年轻人正长大——他们看得远，有文化自信，会用自己的方式接下这担子。
家和国的故事，个人和时代的歌，在新世纪里，唱得更响了。
他好像看见，二十多年前自己在联合国用七种语言说话的样子，和现在陈帆在图书馆学理论、在网上跟人聊未来的样子，跨着时光，接了力。
这条新的路不好走，却挺宽，满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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