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秋风卷着黄土掠过华北平原，唐家洼村口的老槐树下，唐震正帮着父亲收拾秋收的谷穗。十八岁的少年脊背挺拔，手掌被农具磨出薄茧，额角的汗珠顺着晒成古铜色的脸颊滑落，滴进脚下干裂的土地里。他刚过了十八岁生辰，家里蒸了白面馒头，母亲悄悄在他碗底埋了两个鸡蛋——这是村里对成年男子最郑重的祝福。
那天午后，村口突然传来马蹄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三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士兵勒住缰绳，为首的人掏出一张泛黄的布告，高声宣读着国家征召令。“国难当头，凡适龄男丁皆有守土之责……”声音在空旷的打谷场上回荡，惊飞了槐树上栖息的麻雀。
唐震攥着镰刀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他看见父亲的肩膀微微颤抖，母亲扶着门框的身影晃了晃，手里的簸箕“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晚饭时，油灯的光晕里，母亲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菜，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落在粗瓷碗沿。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半天才说：“去吧，家里有我。”
临走前一夜，唐震躺在土炕上，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他想起小时候跟着爷爷去镇上赶集，爷爷给他买的糖画；想起和邻家妹妹在麦垛旁追逐打闹，妹妹塞给他的野酸枣；想起父亲教他耕地时说的话：“土地要守，家更要守。”他不知道“国”到底是什么模样，只知道士兵说，再不去，日本人就要打到家门口了。
第二天清晨，母亲把连夜缝好的布鞋塞进他背包，鞋里还垫着一层厚厚的棉花。父亲往他怀里塞了个温热的熟鸡蛋，粗糙的手掌在他背上拍了拍：“照顾好自己，给家里捎信。”唐震对着爹娘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跟上队伍，不敢回头。他怕看见母亲哭红的眼睛，怕看见父亲强装镇定的脸。
队伍沿着土路缓缓前行，身后是越来越远的村庄轮廓。同去的还有邻村的二柱子、三娃，几个半大的少年一路沉默，只有脚步声在寂静的旷野里回响。唐震摸着背包里母亲绣的平安符，上面歪歪扭扭绣着“平安”二字，针脚密密匝匝，像是母亲没说出口的牵挂。
他们在县城集合，换上了统一的灰布军装。领军装那天，唐震第一次穿上有口袋的衣服，他把家里的地址工工整整写在纸条上，贴身揣着。训练场上，他学着握枪、瞄准、匍匐前进，磨破了膝盖和手掌，血痂结了又掉，掉了又结。夜里躺在营房的大通铺上，他常常望着窗外的月亮发呆，不知道爹娘睡了没有，地里的麦子收完了没有。
有老兵说，这仗打不了多久，等把日本人赶出去，大家就能回家种地了。唐震信了，他数着日子盼，盼着收到家里的来信，盼着战争结束的那天。他把省下来的口粮换成信纸，一笔一划地写着：“娘，我很好，勿念”“爹，地里要多上些肥”，却从来不敢问什么时候能回家。
深秋的风越来越冷，队伍开拔的命令突然下达。唐震跟着大部队登上闷罐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士兵，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煤烟味。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行驶，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平原变成陌生的山川。他扒着车窗向外望，只看见连绵的群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
十八岁的唐震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漫长的岁月。他以为的“一阵子”，会变成后来的八年浴血奋战；他以为的“很快回家”，会让爹娘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了无数个春秋。他更不知道，自己胸前的平安符会在枪林弹雨中被打穿一个洞，不知道自己会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硬的窝头，不知道胜利的那一天，他会站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对着家乡的方向深深鞠躬。
火车驶进沉沉的黑夜，唐震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仿佛还能看见唐家洼的灯火，看见爹娘在油灯下等他回家的身影。他握紧了手中的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这片土地，才能守住家。只是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场十八岁开始的战争，会成为他一生最深刻的记忆，会让“回家”两个字，在往后的岁月里，变得如此沉重而滚烫。唐震也因此在战场上落下了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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