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步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的局势在抗战胜利后并未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走向和平重建，而是陷入了另一场影响更深远的巨变之中。国共内战的风云逐渐笼罩全国，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通货膨胀如同脱缰的野马，使得工商业经营举步维艰。
上海滩的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而紧张。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然成为历史，外国资本开始观望甚至撤离，而国内的官僚资本和投机活动则异常猖獗。李氏商行虽然凭借在无线电和远洋贸易领域的扎实基础和前瞻布局，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运营，但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原材料价格飞涨，市场秩序混乱，政策朝令夕改，每一个决策都如同在雷区中行走。
李承昀和张云深敏锐地察觉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他们在公寓的书房里，进行了多次彻夜长谈，分析着时局的走向和商行未来的出路。
“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已经失控，金圆券形同废纸。再这样下去，实业很难生存。”李承昀指着桌上最新的财务报告，上面显示着成本急剧上升和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的数据，眉头紧锁。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张云深的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声音低沉，“战争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长江以北，大局已定。上海……恐怕也非久留之地。”
他的判断基于对时局的冷静观察和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渠道。两人都明白，这一次的变革，将远比抗战更加深刻，触及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根基。继续留在上海，不仅商业前景堪忧，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可能无法保障。
“父亲前几日从香港来信，再次催促我们过去。”李承昀叹了口气。李敬尧早已将李氏的核心资产转移至香港和海外，一直希望儿子能过去主持大局。
“你怎么想？”张云深看向他，眼神平静，将决定权交给他。
李承昀沉默了片刻，走到张云深面前，握住他的手：“云深，我知道，你或许对那边（指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抱有某种期望。你的很多理念，与他们也确有相通之处。”他指的是张云深一直强调的实业救国、技术普惠的想法。
张云深反握住他的手，微微摇头：“理念或许有相近，但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我更在乎的，是你的安全和我们的未来。”他顿了顿，继续道，“香港，或许是一个暂时的避风港。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保存实力，观察局势，再图将来。”
他的理智与李承昀不谋而合。在这样的大变局面前，硬扛并非明智之举。保存多年来辛苦积累的产业根基和技术力量，等待尘埃落定，或许是更负责任的选择。
“好，”李承昀下定决心，“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吧。像上次一样，将核心的设备、技术资料和可靠的人员，逐步转移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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