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7年的夏天，一小簇簇的淡黄小花挂在枣树的虬枝上，好看又养眼，树儿说那年的枣花特别好看，我想也许是甘长风来到他身边的缘故。
树儿全名叫李树青。他是个刺头儿，村里人没有不认识他的，我是迫于他的淫威才和他“走南闯北”，所以把大牛婶子的红薯烤了，用一分钱和傻小子二柱换成一块等等这些，绝不是我的主意。
但这些人都告状到我妈那儿，我妈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这表情我看了好多年，配合那个只提到树青时会翻的白眼，一直看到树青离开。
我妈那时候让我离树青远一些，可是那怎么行，我们当好哥们已经十几年了，分不开的，树青也和我最要好，我曾经很娘地（树青说的）承诺过我们要做一辈子朋友。
可是树青的一辈子太短了，我想，如果没有遇上那位知青，我们会不会把兄弟做得长一些，但没有如果。
村里年纪最大的半栓老爷子说我们这一批孩子是承了天大的福气，不然怎么能活下来。我们经饿的那几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村里的人有好多都是活生生饿死的，我和树青一点点挨过来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才亲如兄弟。
闹饥荒的那几年，树青是一个人扛过来的，他没有爹妈，只有一个叔叔，根本不管他。我喜欢找他玩，不仅因为他聪明，更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个男子汉。
树青活得恣意，无拘无束，做事懂得取舍，能为自己打算。和他在一起，时常能捡漏，他总说，别人骂你又不疼，吃点嘴上的亏，把好处用在自己身上不舒坦吗？
我还记得我们与甘长风初见面的那一天，七七年时我们二十岁，忙过了又疯又野的混小子年纪，我们终于有了一点成人的想法，开始谋划赚点钱。树青有一手绝技，手上的那副弹弓可以将树上栖息的鸟打下来，有时还能用弹弓外加我们的卧扑技能把野山鸡逮到手。
那天我们运气极好，我手提着装山鸡的笼子，树青则揪着一只灰兔子的长耳朵，正准备回家，却看到远处的山路上遥遥有几个黑点。
树青扯住我，问：“是不是老黑说的那些城里人要来了？”
那是条通村外的山路，黑点越来越近，显出人的模样来，衣装整洁，脸皮明净。我说：“应该是。”
我们停在原地等他们，那伙人有五六个，都是男人，走到近处了有人向我们打听：“小同志，这村是李家庄吗？”
树青说：“是，你们就是来帮助人民群众来的？”
几人都笑起来，为首的是个方脸青年，指了指前面：“走吧同志。”
五六人中有个末尾的青年，个高，冷脸，宽肩，一件白衬衫的高领直直地立在脖颈旁，看起来一副石头的沉默样。
我们领着他们到了老黑家，一见面都是客套寒暄话，最后把几人安排在了全村最好的住处，□□孔窑洞一字排开，这是当时有名的富农林生的窑，被公家征用了。
大概树青觉得那末尾的青年合他的眼，于是直接就走过去打招呼。
“同……同志，你叫啥名儿？”
那人看我们一眼，只说了三个字：“甘长风。”
可怜树儿没上过学，脑子里压根没有“甘”这个概念，但他还是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字，因为他事后和我说：“城里人名字就是怪，名儿中还要分‘干湿’。”
我们问了他的行李呢，他只说，坐的车坏在半道上，所有人的行李都在车上。甘长风说话时声音偏沉，我们问一句他答一句，其余时间绝不多谈。
我们离开时，甘长风眼睛盯住那只晕了的灰兔子，：“你们要放生去？”
树青把兔子提高了一些，瞅了瞅，又把目光移到甘长风脸上：“去剥了它的皮，烤了。”
甘长风愣了下，转身不再看我们：“那你们去吧。”
最后兔子和山鸡我们都没动，没舍得吃，我们准备卖点钱，不能图一时贪吃。
甘长风一行人是最先来的，分了三批，这次下乡的有将近三十人，只给了一天休息，第三天就紧锣密鼓地下地了。
李家庄的村民们这时节都在忙着种花生棉花，玉米棒子黄豆也到收成时间了，甘长风这些人的到来，帮了大忙。大队里劳动人民的工分按天数时间记的，偷懒的时候不能被巡查的人看见，不然这一天的工分也是没有的，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和树青当然把眼睛练的十分毒辣，不放过每一丝休息的机会。
从枯黄的大片黄豆地直起腰来，目光放远一点，我们就能看到那个卖力的青年，做活快又准，不需要人监督，自己像不知疲倦似的，弯腰，一握一割，动作利索。我敢保证，没有其他城里人能像他这么能干的。
树青休息的差不多了，伸了个懒腰，从豆荚中捻起一颗饱满的黄豆，拿出弹弓，将“子弹”放上。
他对准了甘长风。
黄豆射出去的时候，甘长风正好蹲下身，喝了水准备歇一下。黄豆没打中他，但他却看向我们这边，脸上没什么表情。
树青“啧”了一声，我们两个过去找他。
“甘长风，你累不累？”
他回：“累。”
“你怎么还学会躲了？”树青肯定他看见打弹弓了。
“只是刚好休息一下。”
甘长风那件白得晃眼的衬衫早换下了，下地干活穿一件米黄色上衣，蓝裤子。但不管怎么普通的衣服穿在这人身上，都很熨帖，就比如这身衣服，显得他五官更加棱角分明，他的行动表示在融入这里，但形象却完全是和我们不同的人。
“你是个文化人，还要和我们这穷瓜流子一起劳动，你能受得了？”
我突然发现，树青这几天每天问的问题比他走的路还多。
甘长风抹掉下巴悬着的汗珠：“接受再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捷径。”
树青乐了：“你们到这学习来了，学习怎么挑大粪吗？”
甘长风这次不说话了，看样子是休息够了，准备再起身干活。
我也跟着树儿问问题：“你上过几年学啊？”
甘长风边弯腰边说：“十几年。”
这数字把我们吓了一跳，念这么多年书，那肚子里能装下多少本**语录呀，我比树青还强点，读了两年，而树青一天学都没上。
以往树儿听到这些卖弄的读书人总是很不屑，保不齐还要冷哼一声，以后再不来往，只是这次我清晰地看见树青的眼睛轻轻刺痛了一下，抬起头很快地看眼前的新知青一眼。我拉着树青走开，甘长风顿了顿，继续干活。
再之后的好几天我们都没往甘长风身边凑，树青恨恨的说，这是人家瞧不起咱，不能失了脸皮子。我自然没异议。
日子流水哗哗一样过，只是夏天滚浪的日头正盛，细皮嫩肉的知青们小二十天下来都黑了一圈，甘长风也变黑了，这些天还无意得了个外号，“劳动疯子”。人依旧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让人捉摸不清。
七月的雨来得猛烈，豆子大的雨点往下砸，甘长风闯入树青家时，我们正碰了一小杯黄酒准备一口闷掉。
队里不让喝酒，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树青迷上了这东西，一直偷偷借着赶集的空档往下囤酒，我很怀疑，这小子是不是把钱都挥在这上了。
甘长风全身都被淋湿了，天还没黑透，外面一片雾蓝蓝。雨声和雷声让我们觉得这小地方太窝心了，来人似乎也没想到会是我们，背抵住门低声道：“是你们？雨太大，我进来避避雨。”
李树青让我把酒藏了，像是忘了前几天说过的话似的，抬手招呼甘长风：“来来，衣服都湿了吧，过来煨煨火。”
甘长风走近了，树儿从兜里掏出一把豆子，塞到人手里。
“吃点，熟的。”
甘长风坐下，环顾四周，突然出声：“这是谁家？”
我说：“树儿家。”
树青的这孔窑是公家给的，家里简简单单，唯一有点占地方的就是吃饭的家伙，炕上只铺着两层，毛毡上面就是席子。
树青给甘长风倒了热水，把搪瓷白茶缸递给港长风：“你真念了十几年书？”
“是的。”
“那可真是神气了，说说看，你学到什么了？”
甘长风沉吟着，半响才说：“你要知道什么？我来时拿着几本书，我可以借你看。”
明知道不会看，树青还是追问道：“什么书？有意思吗？”
“我记得有《资本论》《列宁选集》《马恩选集》。”
那都是政治读物，就我所知，李树青看书只看有图画的，他一听，果然没了兴趣。于是就摇头，意思是不看，又问：“你们这次来这里多久？”
“不知道，一切安排听指挥，不多问。”甘长风说。
“行行，那你是自愿来的么？”
我们从老黑那里听说，不是所有知青都是愿意投身伟大革命的，比如有些人就是完全混工分，巴不得早些离开农村。
“不是。”
尽管外面雷声阵阵，我们保准没听错这位知青说的是“不是”，这令我们十分意外。
我们问原因，他却嘴唇抿紧，眼睑垂下，一副不愿再说的模样。
每个人都有不想谈的过往，就如同甘长风问“你的爸妈呢？为什么只一个人？”时，树儿也同样报以沉默。
那天晚上雨停时，我妈的大嗓门叫我回家，我只好沿着稀脏的泥路回家去，第二天见面时，树青说甘长风晚上没走，在他家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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