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树洞“电话局”与三毛钱的“国际长途
七岁那年爸爸说树洞能藏声音秘密后，我和大胖、小丽把这事儿琢磨出了新花样——咱得让树洞变成“电话局”！
起因是大胖在邻居家蹭电视时，看见外国电影里有人对着树洞喊话，另一端的人居然能听见。他撒丫子跑来找我们，唾沫星子飞溅：“真的！电视里都演了！树洞能当电话使！”
我和小丽将信将疑。大胖急了，拽着我们跑到老槐树下：“你们看！这树洞朝东，我家窗户朝西，中间就隔两栋楼！我在这边说，你们去我家窗根下听，肯定能听见！”
说干就干。大胖蹲在树洞前，深吸一口气，用这辈子最大的嗓门吼：“妈——！晚上我要吃红烧肉——！”
我和小丽撒腿跑到大胖家窗根下，耳朵贴在墙皮上。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大胖他奶奶嗑瓜子的声音。等了半天，啥动静也没有。正纳闷呢，大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听见没？我喊红烧肉呢！”
小丽摇摇头：“就听见你奶奶说‘这死小子又疯跑’。”
大胖傻眼了，蹲在树洞前直挠头：“咋跟电视里不一样呢？”
我盯着树洞黑黢黢的洞口，突然想起我爸修脚趾甲时说的“树叶沙沙响就是树在记”。我一拍大腿：“有了！电视里的树洞肯定是‘专线’，咱这树洞得‘拨号’！”
“拨号？咋拨？”大胖和小丽眼睛瞪得像铜铃。
我指着树洞周围的树叶：“你们看，风吹树叶响是‘占线’，等树叶不响了就是‘接通’。然后得说‘暗号’——比如‘树洞树洞我是地瓜’，对方听见了回‘收到收到请讲’，这才叫打通了！”
这主意太“高明”了！我们立刻分工：我当“话务员”守在树洞边，大胖负责跑回自家窗根“接电话”，小丽当“联络员”传递消息。为了显得更“专业”，我还从家偷了我妈缝补用的顶针套在手指上，假装是“拨号盘”。
第一通“电话”开始了。我对着树洞清了清嗓子：“喂？这里是树洞电话局！请拨号——滴！滴！滴！”（其实是用顶针敲了敲树干）
等树叶不响了，我喊：“树洞树洞我是地瓜！”
过了一会儿，小丽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大胖说他听见了！他让你问‘晚上吃啥’！”
我又对着树洞喊：“大胖他妈！晚上吃啥？请回答！”
几分钟后，小丽跑回来，一脸失望：“大胖说他听见他奶奶骂他‘滚去写作业’，没听见他妈说啥。”
我们不死心，决定升级“设备”。大胖从家里偷来他爸的自行车铃铛，挂在树洞口，说这是“响铃提示”；我找了根绳子，把我的铁皮铅笔盒拴在树洞里，假装是“话筒”；小丽贡献了她攒的三毛钱，说是“国际长途费”，要给树洞“交话费”。
这下“电话局”像模像样了。我们甚至制定了“收费标准”：说一句话收一颗玻璃弹珠，问一个问题收两颗，要是想“转接”到小丽家，得额外付半块水果硬糖。
铁蛋听说后，撇着嘴来“砸场子”：“切！破树洞还能打电话？我看你们是想骗我弹珠！”
我梗着脖子：“不信你试试！你对着树洞喊你想要啥，明天准能‘收到’！”
铁蛋将信将疑，对着树洞喊：“我想要个新弹弓！”说完丢了两颗弹珠当“话费”，扭头就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仨偷偷跑到铁蛋家附近“蹲点”。只见铁蛋一出家门，就发现门口放着个用纸包着的东西。他拆开一看，居然真的是个弹弓——不过是用树杈和橡皮筋做的，歪歪扭扭，还绑着根断了半截的鞋带。
铁蛋傻眼了，举着弹弓满院子喊：“谁送的？谁送的弹弓？”
我们躲在树后面憋笑。其实这弹弓是大胖用他爸劈柴的树杈做的，半夜偷偷放在铁蛋家门口的。铁蛋却以为真的是树洞“传送”来的，从此见了我们就点头哈腰，还主动送了我们好几颗弹珠当“加急费”。
这“电话局”火了半个月，直到我妈发现她的顶针不见了。她举着顶针在院子里喊：“谁拿了我的顶针？是不是又拿去玩‘树洞电话’了？”
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大胖嘴快：“阿姨，树洞电话可灵了！昨天我还跟美国打电话呢！”
“跟美国打电话？”我妈哭笑不得，“用啥打的？用你爸的二锅头瓶子吗？”
当天晚上，我爸把我叫到跟前，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说：“晓峰啊，从咱这到美国，隔着太平洋呢，比咱家到姥姥家远一万倍。你那树洞电话啊，顶多能‘拨通’到隔壁院儿。”
他说得我脸通红。可我心里还是偷偷想：万一呢？万一夜里风大，树洞的“信号”真能飘到太平洋对岸呢？
后来那个歪歪扭扭的弹弓被铁蛋玩断了，三毛钱的“话费”被我们买了冰棍，顶针也还给了我妈。但每次路过老槐树，我都会忍不住瞅瞅那个树洞，想象着里面是不是真的藏着一根看不见的“电话线”，连接着童年所有天真又荒唐的梦。
直到很多年后，我在三十五岁那年把离婚协议塞进树洞时，才突然明白：七岁时我们用三毛钱“拨通”的不是什么国际长途，而是用童真给生活按下的“免提键”——那些对着树洞喊出的渴望与幻想，其实都被岁月偷偷录了音，在后来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突然以眼泪的形式，回拨到了成年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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