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卡萝摇醒我。窗外还黑着，她能精准摸到开关的位置。“要占好位置。”她说着把厚外套扔给我。
我们拖着折叠桌和装画的行李箱，在晨雾里走向集市。石板路湿漉漉的，行李箱轮子声音很响。她熟悉每个拐角，偶尔会提醒我避开松动的地砖。
集市入口已经有人在排队。卖编织品的老太太认出卡萝，挪出半米空地。“今天风大，”老太太说，“把你的画压好。”
卡萝谢过她，利索地支起桌子。她带了一卷透明胶带，把每幅画的四个角都牢牢固定在桌布上。我学着她的样子挂画，却总是贴歪。
“这样。”她重新撕胶带，手法熟练，“逆着风贴。”
天亮时摊位都摆满了。我们的画桌夹在手工陶瓷和羊毛毡之间，显得格外素净。卡萝把合作的那幅水彩放在正中，定价比其他画高五倍。
“有人买吗？”我问。
“不重要。”她说，“摆着好看。”
第一批顾客是游客，匆匆走过，只买明信片。卡萝准备了小尺寸的速写，十元一张，很快卖出去七八张。她记账用铅笔，直接写在手心里。
中午太阳出来，画纸被晒得微微卷边。她让我守着摊，自己去买午饭。回来时带了卷饼和两杯热豆浆，豆浆杯壁上凝着水珠。
“卖了三张水彩。”我报告。
她点头，把卷饼掰开，肉多的那份递给我。
下午来了个戴贝雷帽的老人，在摊前站了很久。他指着合作的那幅河景：“谁画的？”
“我们一起。”卡萝说。
老人掏出老花镜仔细看画，手指轻轻抚过交接处的笔触。“这里，”他点着水流的过渡，“很有意思。”
他买了这幅画，没还价。卡萝仔细用牛皮纸包好，扎上麻绳。
收摊时清点收入，够买去北部边境的火车票了。她把钱理整齐，塞进内袋。“明天去买票。”她说。
回去的路上经过文具店，她停下买了新画纸。“北方的纸，”她解释，“更适合画雪山。”
晚饭后我们整理画具。她把卖剩的画按题材分类收好，在每摞画上贴标签。我帮她削铅笔，削坏了两支。
“浪费。”她拿走小刀，示范正确的角度，“这样，慢慢转。”
睡前她修改购物清单，划掉“新画笔”，添上“防寒手套”。我看见她在“莉安的”后面打了个勾。
窗外升起月亮，北方春天的月亮显得比南方高。她靠在窗边画月景，铅笔声细细密密。
“下周出发。”她突然说，“你确定要去？”
“确定。”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披肩分我一半。我们肩并肩画同一轮月亮，她的线条硬朗，我的柔和。
月亮升到头顶时，她收起素描本。“睡吧，”她说，“明天还早起。”
但我知道她还会画很久，在黑暗中，凭记忆。就像我知道，即使去了更北的地方，我们还是会这样并肩作画。
行李箱轮子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响着。北方的春天，就在这声音里，一点点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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