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统共只见过小嫂四次。
每一次，都像在我生命里刻下了一笔，从浅薄到浓重，最后又化软，成了一团洗不掉的颜色。
第一次，是彩虹。
那年我十岁，小哥带他回家。他站在我们家老旧的客厅里，腕表把阳光切成七彩，映在墙上跳来跳去。我觉得他比天文馆的星图还要好看，身上有好闻的、像雨后森林的味道。妈妈在厨房削凤梨，刀声一下又一下，响得人心慌。那时我不懂，只觉得这个会画彩虹的哥哥，让家里闷热的空气，有了一丝清凉的甜。
第二次，是甜筒。
我十二岁生日，他们带我去吃肯德基。
小嫂把草莓圣代推到我面前，笑着说：“我们阿妹又长了两岁哦。”我好开心，看见他的梨涡好浅，好像下一秒就会消失。回家捷运上，我看见小哥轻轻帮他拍掉肩膀上的木棉花絮，那个动作，温柔得像我偷偷看的小说插图。那天的快乐是真实的，但回家后妈妈沉默的脸，也让快乐底下，第一次渗出了一丝我不明白的苦涩。
第三次，是眼泪。
妈妈生病住院那年，我十四岁。
来的只有小嫂，他守了好几个夜，教我叠千纸鹤时，我瞥见他手腕上有打针的青痕。
他说那是营养针，可夜里，我听见他在陪护床上哭，声音小小的，像风铃被踩碎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不是无所不能的大人，他也会痛，也会累。他跟我说“阿妹长大了，是个大女孩了”，我才懵懂地意识到，成长，原来是要开始看懂大人的悲伤。
第四次，是红色。
那年过年，很热闹。
但他死了，在冰冷的浴室里。妈妈捂住我的眼，可我想看，原来血可以有那么红，红得像他当年说要给我画最大朵的玫瑰。葬礼上人少得可怜，我不明白，为什么肯德基和游乐园里的天使，最后会躺在那里，再也醒不来，为什么家人总是很忙，忙到连告别都不参加。老师说，人死后就是新生。我想，小嫂一定已经在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重新开始画他的彩虹了。
这样想着，我才觉得，台北湿冷的天空，好像也能透进一点光。
我把这些写成信纸，寄给小嫂，可是天堂没有信箱，我只能珍藏，再见！
当捷运列车呼啸着穿过城市腹腔，我终于听懂那些沉默的间隙里，藏着他用毕生调制的颜色——比绝望浓烈，比希望真实，恰如台北总在梅雨季结束后，才肯还给我们半幅残缺的晴空。
——致张签和金南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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