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室被拆那天，台北的天空是一种被工业废水稀释过的灰蓝色。铁球砸向顶楼铁皮屋的巨响，那里面，曾收藏过小嫂调色盘上所有的黄昏与黎明。
小哥就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他穿着熨帖的西装，像是刚从某个重要的会议抽身，与周围看热闹的、穿着汗衫拖鞋的邻里格格不入。
“那里，”小哥忽然开口，声音干涩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原来挂着一幅未完成的画。”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看见一堆扭曲的铁架和碎木。
“画的是我们第一次去淡水。河口的夕阳，是紫色的。”他顿了顿，像是在调取一个极其遥远而珍贵的信号，“他说，那种紫，是红色勇敢地拥抱了蓝色，才诞生的。”
红色与蓝色、鲜血与忧郁、热情与沉静——
我忽然明白了那幅画未完成的原因。有些颜色，太过剧烈，混合之后，不是诞生，而是毁灭。
铁球再次挥下，这一次，带出了一蓬纷扬的纸片。是素描稿，还有印刷的童书插画，纸上那些他笔下的孩子，原本都长着翅膀，此刻在风中无助地翻滚，像被折翼的天使，坠落凡尘。
他把画折好，放进西装内袋，贴近心脏的位置。
画室的消亡，带走了小嫂留在这座城市最后的物理坐标。那不仅仅是四面墙和一个屋顶，那是他所有无声言语的储藏室，是他对抗外部洪流的诺亚方舟。如今，方舟倾覆，连一块可供凭吊的甲板都没有留下。这对于小哥来说，不亚于小嫂的第二次死亡。
这一次，死无葬身之地。
接下来的日子，小哥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沉没。他不再去公司，整天待在他们的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仿佛要将自己与所有光线隔绝。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旧书、灰尘和淡淡霉味的气息，那是时间停滞的味道。
妈会每天把饭菜放在他门口，有时原样不动，有时只动几筷子。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催促或叹息，只是沉默地收走碗盘，再沉默地换上新的。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巨大伤痛之上的、畸形的默契。
然后，在一个闷热的、蝉鸣聒噪得让人心烦意乱的夜晚，小哥不见了。他的手机放在床头，钱包也没带。妈妈慌了神，在屋里转了几圈后，猛地抓住我的手臂，她的手指冰凉，带着轻微的颤抖：“去淡水河！他一定在那里！”
我们沿着河滨公园狂奔，夜风裹挟着河水特有的、微腥的水汽扑面而来。路灯昏暗的光线，在柏油路上投下我们慌乱扭曲的影子。
最终，在靠近出海口的那段堤岸，我看见了他。他独自坐在防波堤上，背影在辽阔的夜色和城市灯火的映衬下，单薄得像一张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纸。
他的脚边，散落着几十只白色的纸船。
他正将最后一只，小心翼翼地放入漆黑的水面。河水缓慢地流动着，那些纸船像一支沉默的、奔赴死亡的舰队，摇摇晃晃，载沉载浮。我走近些，看见他正在用马克笔，在最后一只纸船的船舷上，一笔一划地写字。借着远处桥梁的灯光，我看清了那行字：
“我有点想你了，我的爱人——金南。”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那一刻，我明白了他不是在凭吊，他是在许愿，或者说，是在立下誓言。
这轻飘飘的纸船，承载着他此生无法卸载的重负，驶向未知的、或许存在的光明。
他没有回头，知道是我。
声音平静得可怕，像风暴过后的海面：“他说过，河流是时间的隐喻，入海口是尽头，也是开始。”他顿了顿，有些渐行渐远的白点飘远，“你看，它们和金南多像，一样的白。”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纸船在微弱的波光里，确实像一片片漂浮的羽毛。它们能抵达彼岸吗？还是会在中途被波浪打湿、沉没，最终化作河底淤泥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小哥正把他余生所有的念想，都寄托在这注定要消逝的仪式里。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小嫂，穿着那件被血染红的白色校服——那是我在警方档案照片里惊鸿一瞥，却从此烙印在脑海中的形象——悬浮在云端。
他的脸色是透明的白，仿佛一碰即碎，可他的眼神却异常宁静。他背对着我们这个伤痕累累的人间，正用一支巨大的画笔，在深蓝色的天幕上画着星星。
那些星星，不是常见的金黄色，而是他调色盘上各种奇异的颜色：柔和的粉紫，忧郁的蓝，还有，刺目的腥红。他没有回头看我，只是专注地画着，一颗，又一颗。
云层深处，传来画笔摩擦画布的沙沙声，像蚕食叶，像雨打萍，像生命流逝时，那细微而执拗的回响。
梦醒，枕畔一片湿冷。
窗外，天还未亮，城市在一种将醒未醒的混沌中喘息。我忽然想起小嫂留下的那本绘本，扉页上他写给我的：“谢谢阿妹让我相信天使。”可是小嫂，天使折翼之后，坠落的过程，为何如此漫长，又如此疼痛？
第二次死亡，死的不是□□，是记忆赖以附着的实体，是家属心中那座最后的、虚幻的堡垒。
当画室化为乌有，当纸船沉入河底，我们还能抓住什么，来证明那样一个美好而脆弱的存在，真的在这座城市的水泥森林里，用力地、挣扎地、也绝望地，活过，爱过？
淡水河沉默地向北，流入更宽敞明亮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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