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嫂走后，我们的家变成了一座陈列着无形伤口的博物馆。空气里永远飘浮着消毒水与眼泪混合的咸腥，以及一种更深沉的、名为“幸存”的寂静。我们三个人——小哥、妈妈，还有我——成了这座博物馆里，各自囚禁在不同展区的、笨拙的幸存者。
小哥的幸存，是碎裂后的强行拼凑。
他从一个温润的、会为小嫂拂去肩上木棉花絮的男人，变成了一具高度精密的、对特定符号会产生应激反应的仪器——
瓷砖，成了他世界的禁区。家里浴室的门被永久地锁上了，仿佛里面囚禁着一头择人而噬的野兽。
起初，他试图挑战，穿着整齐的西装，像奔赴战场一样站在浴室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我能看见他手背的青筋是如何一根根暴起，像挣扎的青色蚯蚓，也能看见他额角的冷汗是如何在瞬间浸湿鬓发。他的呼吸会变得粗重，瞳孔放大，仿佛眼前不是一扇普通的木门，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由鲜血染红的瓷砖海洋。
最终，他总是会溃败下来，扶着墙壁干呕，像一条被浪头狠狠拍上岸的鱼。
他公司的茶水间也铺着光洁的瓷砖，怎么办呢？
于是，他不再去接水，桌上永远摆着一排排的瓶装水。同事们私下议论他的古怪，他置若罔闻。金融区的精英皮囊下，藏着一颗对水平面反射光都感到恐惧的灵魂。
他搬出了他们曾经的公寓，租了一间全屋铺着老旧实木地板的老实房子。
可安全只是表象——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正对着一只打碎的瓷碗发呆。那只是普通的白瓷碗，落在地上，碎成几片，边缘沾着几颗米粒。他就那么僵直地站着，脸色惨白，目光死死锁在那点尖锐的白色和零星的、米粒吸吮后留下的水渍上。那一刻，他仿佛不是在看碎瓷，而是在凝视一座微缩的、奇异的修罗场。
他开始在深夜，一遍遍擦拭那些木地板，跪在地上，背影嶙峋，动作偏执而虔诚。
仿佛只要足够用力，就能从木头的纹理里，擦去所有关于那片“玫瑰丛”的记忆。他的生存，从“生活”退化成了“规避”，规避一切可能触发记忆碎片的尖锐回响。
我的幸存，则是一场迟来的、残酷的解剖。
大学里，我选择了哲学，试图在那些抽象的范畴与冷峻的逻辑里，为小嫂的死亡找到一个可以安放的格子。我的报告题目是《创伤代替后遗症》。当我在图书馆冰冷的电脑屏幕上敲下这行字时，窗外是台北典型的、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浸了水的抹布。
我开始像法医一样，回头解剖我的童年记忆。
翻出那些泛黄的游乐园照片，过去我只看见自己笑得龇牙咧嘴和小哥温柔的目光，现在，我却死死盯住了背景里的“遗容”。
他的笑，曾经被我形容为“比天文馆的星图还好看”的笑容，在放大镜下显露出一种精心排练的僵硬。他的嘴角是上扬的，眼神却像两口枯井，里面没有光，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那时他牵着我的手，掌心是否在冒冷汗？在乘坐那个黑暗的、模拟宇宙星空的隧道车时，他是否紧紧闭着眼，忍受着幽闭空间带来的、源于童年侵犯的恐惧？
那些我曾视为天使馈赠的肯德基甜筒、永康街画室里的彩虹，此刻都镀上了一层悲悯的金属光泽。它们不是单纯的快乐，而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人，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为一个孩子构筑的、短暂的童话堡垒。他用丙烯颜料覆盖画布，也试图覆盖自己内心的伤痕，可那淤泥般的过去，终究渗透了所有鲜艳的涂层。
我的“延迟的知觉”，像一把钝刀，在事件发生的数年之后，才开始缓慢地切割我的心脏，让我在每一次“恍然大悟”中，体会到一种窒息的痛楚
我不是亲历者，却成了一个被回忆的流弹击中的伤员，永远的拥有“后遗症”。
而妈妈的幸存，最为沉默，也最具力量。
她不再只是那个在厨房里用刀声表达情绪的闽南传统妇女。小嫂的去世，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震垮了她固有的认知围墙，迫使她走到围墙之外，去看那片她从未真正理解过的风景。
她开始每周抽出两个下午，去一家同志热线当义工。起初，她只是负责接听电话和整理资料。
我偷偷去过一次，在那栋不起眼的旧公寓改造的小小办公室里，她戴着老花镜，坐在电脑前，笨拙地一个键一个键地敲打，记录着那些来自暗处的、焦灼的求助。她的背影，在那些年轻志愿者的映衬下，显得有些臃肿和苍老，却又有一种磐石般的稳定。
她不会说什么漂亮的大道理。当电话那头传来年轻男孩因出柜被赶出家门的哭泣时，她只会用带着闽南语腔调的、软糯的国语，一遍遍地说：“没事的，阿母在这里听你讲。天塌不下来，总会有路走的。”
“阿母”。
这个称呼从她口中说出，带着千斤重量。
这里面，有多少是对小嫂未曾说出口的愧疚与补偿？有多少是对自己儿子那份惊世骇俗爱情的、迟来的理解与捍卫？我们不得而知。
她只是沉默地做着，像修补一件极其珍贵的、却已无法复原的瓷器，用最朴素的方式，去抚慰那些与她儿子、与她“小嫂”有着相似命运的小孩。
家里的餐桌上，依旧会有四副碗筷。
属于小嫂的那一副，永远空着，却再也不是禁忌。妈妈偶尔会喃喃自语：“伊那么怕冷，辛亥隧道那边，风那么大……”话说到一半，便停住，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消散在迪化街飘来的、若有若无的当归苦香里。
我们三个幸存者，以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小嫂留下的巨大虚空里，学习呼吸，学习行走。
小哥在逃避与仪式中寻找秩序，我在知识与回溯中咀嚼痛苦，妈妈则在行动与付出中寻求救赎。台北的雨季依旧年复一年地来临，淡水河的水位涨了又落。
这座城市以其恒常的运转，漠视着个体的悲欢。
我们被留在了原地，身上烙印着共同的、名为“逝去”的伤痕。
我们是不合格的幸存者，步履蹒跚，内心破败。但至少，我们还在试图活下去，修复这片残缺的、却依然承载着我们的晴空之下。
今天，我悄悄在日记上写下 :
[幸存，不是胜利，仅仅是一种状态——一种带着所有刺痛记忆，继续存在于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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