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台北在我眼里，是永康街芒果冰店里融化的糖水，是补习班窗外永远灰蒙蒙的天空，是制服裙摆被风吹起时慌忙按住的羞赧。
我开始懂得在车厢里观察那些紧握又松开的手，开始明白妈妈眼角的细纹里藏着哪些说不出口的话。
那年夏天来得特别早，五月的阳光已经能把人行道上的柏油晒出波纹。我第一次听见他们吵架，是在某个数学补习结束的深夜。
小哥的车停在巷口，车窗摇下一半，泄出压抑的争执。
“你觉得我在乎的是钱吗？”小嫂的声音像被揉皱的画纸，“是那些孩子需要那间画室！”
他的指节在方向盘上发白：“房东要都更，我能怎么办？整条永康街都在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小嫂抽烟。
猩红的火点在黑暗里明明灭灭，他仰头吐出的烟雾，把路灯的光晕都染成了灰色。
第二天放学，我绕路去了他们提到的那间画室。藏在永康街弯曲的巷弄里，二楼的老公寓，铁皮屋檐下挂着小小的木牌——“彩虹画室”。
画室正在清空，小嫂蹲在满地画具中间，像只折翼的鸟。看见我，他勉强笑了笑：“阿妹来得正好，来帮我把这些颜料分类好吗？”
阳光透过铁花窗，在他脸上切割出明暗的界线。我学着他的样子，把一支支挤瘪的颜料管按色系排列。靛蓝、群青、钴蓝，原来光是蓝色就有这么多种。他拿起一支几乎空了的普蓝，轻声说：“这是小哥眼睛的颜色。”
“你们吵架了吗？”
话出口我就后悔了。十六岁教会我的不只是三角函数，还有不该问的别问。
但小嫂只是把空颜料管捏得咔咔响：“有时候，爱一个人就像在台风天撑伞。明明知道伞会开花，还是舍不得放手。”
他给我看孩子们留下的画。
有个叫小宇的孩子画了长颈鹿，脖子伸得老长，想要亲吻月亮。“他爸爸上个月胃癌走了。”小嫂指着画角歪斜的签名，“他说爸爸变成月亮了。”
另一张画上是没有门窗的房子。“这是阿明画的，他妈妈不让爸爸来看他。”
我忽然明白，这间屋子不只是教画画的地方。
搬家那天，小哥没有来。小嫂把最后一批画具搬上货车时，雨开始下。怪天气总是来得猝不及防，我们只能在骑楼下躲雨，看着水滴把“彩虹画室”的招牌淋得模糊。
“你知道吗？”小嫂突然说，“这些孩子里，有个小女孩每次都要把天空涂成紫色。她说紫色是秘密的颜色。”
雨水顺着铁皮屋檐流成帘幕，他的侧脸在雨声中显得格外脆弱。“我小时候，也喜欢把天空涂成紫色。”
后来我在小哥的书房里，看见祖师庙求来的红绳散了一地。那七条编织精致的红绳，本该保佑他们月老牵缘、白头偕老，现在却像干涸的血迹蜿蜒在地上。小哥跪在红绳中间，肩膀垮成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弧度。
我悄悄退出来，想起小嫂说过的话：“有些缘分，连神明都无能为力。”
新画室在顶楼加盖的铁皮屋里。
我去的时候正值盛夏，铁皮被晒得发烫，里面的温度像蒸笼。小嫂却赤脚站在地上画画，汗水沿着脊椎流进裤腰。这是一副很大的油画，画上是长着翅膀的孩子在云层间飞翔。
“为什么要搬到这里？”
风扇吱呀转动，把他的话吹得断断续续：“便宜啊。而且这里的光线很好。”
可我知道不是。墙角的除湿机日夜不停地运转，还是挡不住墙上的霉斑。画布边缘总是微微卷起，颜料干得特别快。他总把这里布置得很用心：用捡来的木箱当画架，在铁皮墙上贴满学生的画，甚至养了几盆耐活的绿萝。
有一次我去送妈妈煲的汤，看见他正对着一幅画发呆。画上是两个模糊的男性身影，手牵手走在沙滩上，海浪即将淹没他们的足迹。
“这是……”
“我和张签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在淡水。”
他用刮刀猛地覆盖了那幅画，油彩堆积得像厚重的痂。
那段时间，小哥变得很忙。
金融业的升迁压力像无形的枷锁，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西装上总是带着威士忌的味道。有时深夜，我能听见他在阳台讲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知道委屈你了……”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他沉默很久，然后轻轻地说：“我也爱你。”
妈妈似乎察觉了什么……
她开始经常煲汤，让我送去画室。四神汤、人参鸡汤、枸杞排骨，仿佛那些汤水能填补什么裂缝。有一次她看着窗外说：“你小嫂啊，太要强了。这个社会对不一样的人，本来就不公平。”
我明白她在说什么。报纸上天天都在讨论同志婚姻法案，电视名嘴在高声争论“传统家庭价值”。楼下邻居看见小哥和小嫂一起回来，会故意别开视线。这个世界用最细碎的方式，日复一日地磨损着他们的爱情。
七月台风季，画室漏水了——
我和小哥去帮忙，看见小嫂正用桶接雨水，水珠从铁皮接缝处不断滴落，在画布上晕开一片模糊的蓝。那幅即将完成的飞翔图，孩子们的翅膀被雨水打湿，像受伤的蝴蝶。
小哥二话不说爬上屋顶，在狂风暴雨中修补漏水的接缝。我站在楼下看他，那个曾经在台大辩论社叱咤风云的哥哥，现在像个工人一样在雨中忙碌，担心又好笑。
补好屋顶下来时，他全身湿透，手臂被铁皮划出一道小血痕。小嫂默默拿来医药箱，消毒时棉签抖得厉害。
“疼吗？”
小哥握住他的手：“不疼。”
那一刻，他们在雨中相拥，像两棵快要被风吹倒的树。我以为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不是童话里的完美无缺，而是在漏水的铁皮屋里，依然选择为对方修补屋顶。
可是后来我才明白，有些裂痕，是补不了的。
八月，画室还是没能留住。
都更计划的公文正式下来，整排老房子都要拆除。最后一次去画室收拾时，小嫂把未完成的飞翔图卷起来，递给我：“送给你吧。”
展开画卷，那些长着翅膀的孩子眼睛亮晶晶的，仿佛真的能飞离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在画的右下角，我发现一行小字：
“愿每个不一样的孩子，都能平安长大。”
很多年后，我在美术馆看到此类似的画作，解说牌上写着“LGBT群体的艺术表达”。我想起小嫂的那幅画，想起那些来画室的孩子——失去父亲的小宇、见不到爸爸的阿明、把天空涂成紫色的小女孩。他们和小嫂一样，都在这个世界寻找一个能安心做自己的角落。
其实铁皮屋拆毁前夜，我偷偷回去过。
画室虽被搬空，但墙上的学生作品还留着。月光从铁皮缝隙漏进来，照在那些色彩鲜艳的画上。忽的发现，所有孩子画的天空，都是彩虹色的。
而小嫂在最显眼的位置，用白色粉笔写了一行字：
“至少我们曾经让这里，有过彩虹。”
那行字后来被铲车推平，和铁皮、砖块一起变成瓦砾。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拆不掉的。就像那些孩子学会的不仅是画画，还有如何在一片灰蒙中，调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四色。
回家路上，经过祖师庙。
香火缭绕中，我看见很多年轻男女在月老像前跪拜。他们认真的系上红绳，相信神明能保佑爱情天长地久。我突然想起书房地上那些散开的红绳，想起小哥跪在地上的身影，在外人看来会不会也有些傻得可笑？
十六岁的我站在庙门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无能为力”。不是不够爱，不是不努力，只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不肯给其它爱情放宽一条生路。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
“如果长大意味着要接受这些无奈，那我宁愿永远做个孩子。至少在小嫂的画室里，每个孩子都能长出翅膀。”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间画室从来没有消失。它活在每个曾经在那里画过画的孩子心里，活在小嫂调出的每一抹油彩里，活在我十六岁那个夏天突然清醒的文艺日记里——
爱情有很多形状，而他们的那一种，本该被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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