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冬天开始了，湿漉漉的，没有倾盆大雨，而是细密如雾的雨丝，和钻进骨髓的冷。
我迎来十九岁那年的第一个除夕，天空灰得像未擦洗的大理石，远远传来时断时续的鞭炮声，仿佛整个城市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不完全自愿的准备。
小哥和小嫂是傍晚时分到的。
门铃响起时，我正在帮妈妈摆餐具，骨瓷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在狭小的公寓里格外刺耳。
“阿妹，开门。”妈妈在厨房里喊道，她正在热油，准备炸年糕。
我打开门，看见小哥撑着一把黑色的伞，伞面上雨珠串成线往下淌。小嫂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穿着一件米白色的毛衣，领口高高竖起，遮住了小半张脸。他的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看起来沉甸甸的。
“新年快乐。”小哥说，声音有些沙哑。
小嫂从后面探出头来，朝我笑了笑。他的眼睛下有淡淡的青影，像是几夜没睡好。
“阿妹又长高了。”他说，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
妈妈从厨房出来，用围裙擦着手。她的目光在小哥和小嫂之间短暂停留，然后露出一个微笑——那种不太自然，但努力让它看起来自然的微笑。
“进来吧，外面冷。”
我们的公寓很小，客厅兼餐厅只有十坪左右，却承载了我全部的童年记忆。磨石子地板刚打过蜡，反射着吊灯昏黄的光。墙上挂着的日历还是去年的，妈妈总忘了换。窗台上摆着几盆蔫了的植物，叶片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
小嫂脱下外套，里面是那件米白色毛衣，袖口有些起球。我注意到他的手腕比上次见面时更细了，腕骨突出得像要刺破皮肤。
“我来帮忙吧。”他对妈妈说，声音轻柔。
妈妈摇摇头，“坐着吧，马上就好了。”
小哥去阳台放伞，我跟着他。
从六楼望下去，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几辆摩托车停在骑楼下，罩着防雨布。远处，101大楼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巨大的灰色墓碑。
“工作忙吗？”我问小哥。
他嗯了一声，目光还停留在远处。“还行，就是年终结算，加了几天班。”
阳台上挂着妈妈腌的香肠和腊肉，在潮湿的空气里散发浓郁的香气。小哥伸手调整了一下挂绳的角度，手指在微微发抖。
“小嫂呢？他最近怎么样？”
小哥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整理那些香肠，把它们排列得更整齐些。
“他...辞掉了家教的工作。”小哥的声音很低，“说想专心画童书插画。”
我点点头，没再问下去。雨水从阳台顶棚的边缘滴落，形成一道透明的水帘。
年夜饭摆上桌时，电视里正播放着新年特别节目，主持人用过于讨喜欢快的语调说着吉祥话。妈妈做了八菜一汤，按照老家福建的传统，必须有鱼有鸡，意味着年年有余，吉祥如意。
小嫂坐在我旁边，他的面前摆着一杯茶，一直没有动过。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揪着毛衣下摆的线头。
“尝尝这个，”妈妈夹了一块白切鸡放到小嫂碗里，“你太瘦了。”
小嫂愣了一下，然后连忙道谢。他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咀嚼得很慢，像是食物难以下咽。
小哥看着这一幕，眼神复杂。他伸手想给小嫂夹别的菜，却又在半空中停住，转而拿起了自己的筷子。
“阿妹明年就大二了吧？”小嫂突然转向我，问道。
我点点头，“下学期选专业，我想选哲学。”
他笑了，眼角的细纹舒展开来。“哲学好啊，能让人思考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奇怪，既不是悲伤，也不是快乐，而是一种紧绷的平静，像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绕开某些话题。电视里的笑声显得格外显著。
饭后，小嫂从带来的纸袋里拿出三个红包。封口处精心绘制了我们每个人的生肖——妈妈的鸡，小哥的猴，我的羊。
“今年就不放钱了，”他轻声说，“画了点小画，希望你们喜欢。”
我打开红包，里面是一张手绘卡片。画的是我们四个人坐在餐桌前吃饭的场景，笔触细腻，色彩温暖。每个人都笑着，连妈妈眼角的皱纹都画得一丝不苟。
“真好看，我喜欢。”我说。
小嫂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有星火闪过。“阿妹喜欢就好。”
妈妈拿着卡片看了很久，手指轻轻抚过上面的图案。“谢谢，”她说，声音有些哽咽，“很用心。”
小哥的红包里是一张他们两人的肖像画，背景是淡水河边，夕阳把整个画面染成金色。
小嫂靠在小哥肩上，两人都在笑，眼睛里闪着光。
小哥盯着那张画，喉结上下滚动。他伸手握住小嫂的手，握得很紧。
“我去泡茶。”妈妈突然站起来，走向厨房。
窗外，雨下得更大了，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远处传来更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像是在宣告新年的临近。
小嫂轻轻挣脱小哥的手，“我去阳台一下。”
他拿着一个小铁盆和一堆纸钱走向阳台。我们老家有除夕给逝去亲人烧纸钱的习俗，但我从没见小嫂做过这个。
“他要烧给谁？”我问小哥。
小哥的目光追随着阳台上那个单薄的背影，声音低沉：“他妹妹，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
我愣住了，从没听小嫂提起过他有个妹妹。
阳台的门开着一条缝，冷风钻进来，带着纸钱燃烧的烟味。小嫂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把纸钱放进铁盆里。火光照亮他的侧脸，在夜色中勾勒出柔和的轮廓。
我悄悄走到阳台门边，透过玻璃看他。他烧得很慢，很专注，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说什么，但声音太轻，被雨声和远处的吵嚷淹没了。
火光跃动着，有那么一瞬间，我清楚地看见他锁骨上方有一道淡粉色的疤痕，形状像一弯新月。以前从没注意到过。
他突然抬起头，我们的目光在玻璃的反射中相遇。他愣了一下，然后朝我笑了笑，那笑容脆弱得像初春的薄冰。
“要过来吗？”他轻声问。
我推开门，阳台的冷风让我打了个寒颤。纸钱燃烧的味道更浓了，混杂着雨水的湿气。
“烧给谁？”我问，虽然已经知道答案。
“我妹妹。”他继续往火堆里添纸钱，“如果她还活着，应该比你大几岁。”
火苗舔舐着纸张，边缘卷曲，变黑，最后化成灰烬。
“她叫什么名字？”
“小梅。”他说，声音几乎被风吹散，“梅花的美。”
铁盆里的火渐渐小了，只剩下零星的火星在灰烬中闪烁。小嫂盯着那些灰烬，眼神空洞。
“她是怎么...”我没问完。
“溺水。”他简短地回答，手指无意识地摸着锁骨上的疤痕。“在我们老家的池塘里。”
一阵大风吹来，盆里的灰烬被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像黑色的雪花。小嫂抬起头，看着那些飞散的灰烬，眼睛里映着远处城市的灯光。
“她会收到的，对吧？”他问，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脆弱。
我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
他站起来，腿有些麻，身子晃了一下。我伸手扶住他，隔着毛衣能感觉到他手臂的纤细。
“谢谢，阿妹。”他拍拍我的手，“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们回到室内时，妈妈已经泡好了茶。是乌龙，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小哥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拿着那张画，眼神空洞。
“喝茶吧。”妈妈说，声音比之前柔和许多。
小嫂接过茶杯，双手捧着，像是汲取那一点温暖。他的手指冻得发红，关节处有些肿胀。
“你的手...”妈妈说。
“画画久了，有点关节炎。”小嫂笑了笑，“老毛病了。”
电视里，主持人开始倒数新年的到来。十、九、八...
小哥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们。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七、六、五...
小嫂放下茶杯，目光追随着小哥的背影，眼神复杂。
四、三、二...
妈妈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粗糙，温暖。
一。
窗外，烟花突然炸开，把整个夜空染成五彩斑斓的颜色。101大楼的灯光秀开始了，无数光点如瀑布般流淌而下。
“新年快乐。”妈妈说。
“新年快乐。”我回应。
小哥转过身，脸上有未擦干的泪痕。“新年快乐。”他说，声音嘶哑。
小嫂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烟花，他的脸在明灭的光线中显得格外苍白。
烟花表演持续了十几分钟，最后在一阵密集的爆鸣声中结束。夜空重新回归黑暗，只剩下绵绵不绝的雨。
“我去一下浴室。”小嫂轻声说，起身离开。
小哥看着他关上门，眼神里的担忧几乎要溢出来。
“他最近...”妈妈开口，但又停住了，摇了摇头。
浴室里传来水声，淅淅沥沥，与窗外的雨声混在一起。我们坐在客厅里，没有人说话。电视里还在播放节目，但声音被调得很小，听不清在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浴室的水声停了。但小嫂没有出来。
又过了几分钟，小哥站起来，走到浴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没事吧？”他问。
里面没有回应。
小哥的表情紧张起来，又敲了敲门，这次用力了一些。
“回答我……阿南……求你……”
还是沉默。
小哥开始转动门把手，但门从里面锁住了。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妈……快……备用钥匙。”他的声音在发抖。
妈妈急忙去抽屉里翻找，手忙脚乱。我站在原地，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终于，妈妈找到了钥匙，递给小哥。他的手抖得厉害，试了几次才把钥匙插进锁孔。
门开了。
小嫂坐在马桶盖上，背对着我们，肩膀在轻微地起伏。他听到开门声，但没有回头。
“对不起，”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小哥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靠在门框上，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
“没事，”他说，“我们都在这里。”
妈妈悄悄拉了我一下，示意我离开。我跟着她回到客厅，但目光还停留在浴室的方向。
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小嫂的一小部分背影。他低着头，手指插进头发里，这个姿势维持了很久。
然后，我听到了压抑的呜咽声。
那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一样。断断续续，时高时低，像受伤的动物，又像被扼住脖颈的鸽群。
小哥走进去，关上了门。但那声音还是隐约可闻，透过薄薄的门板，钻进我的耳朵。
妈妈坐在沙发上，双手紧握，指节发白。她盯着电视屏幕，但眼神空洞，显然什么都没看进去。
“他为什么这么伤心？”我轻声问。
妈妈摇摇头，叹了口气。“有些人背负着太多东西，阿妹，太多沉重的东西。”
浴室里的哭声持续了几分钟，然后渐渐低下去，变成模糊的抽泣。我听到小哥在低声说话，但听不清内容。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小哥扶着小嫂走出来，两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我想回去了。”小嫂说，声音沙哑。
妈妈点点头，“也好，早点休息。”
小哥帮小嫂穿上外套，动作轻柔，像是在对待一件易碎品。
“明天来吃午饭，”妈妈说，“我煮桂圆红枣汤。”
小嫂勉强笑了笑，“好。”
他们离开后，公寓里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妈妈开始收拾桌子，把剩菜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我帮忙洗碗，热水冲在手上，带来一丝暖意。
“小嫂他...一直这样吗？”我问。
妈妈停下手上的动作，看着窗外。“这几年越来越严重了。你小哥说他有时候会突然情绪崩溃，尤其是在节日里。”
我想起刚才小嫂烧纸钱时的表情，那种混合着悲伤和绝望的眼神。
“他妹妹的事...”
“别问了，阿妹。”妈妈打断我，“有些事情，知道得太多只会更难过。”
我点点头，不再追问。但那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为什么有些人的悲伤如此深重，连新年的烟花都无法照亮？
洗完碗，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书桌上放着小嫂给我的红包，那张画上的我们笑得那么开心，与刚才浴室里的呜咽形成鲜明对比。
我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新年第一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看不见的伤口，它们不会流血，却比任何可见的伤痕都更痛。
窗外，雨还在下，台北被笼罩在一片死寂的黑暗中。远处偶尔还有零星的鞭炮声，像是这座城市不甘沉寂的脉搏。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却还能听见那压抑的呜咽声，在脑海里回荡，久久不散。
声音里有一种我无法完全理解的痛苦，但它刺痛了我，像一根细小的针，扎在心上最柔软的地方。
十九岁的除夕夜，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爱并不总能治愈伤痛，有时候，它只是让痛苦地方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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