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禾的手术很成功，但后续的康复和定期复查，像一条无形的绳索，依然牵动着这个家庭的神经。每一次去医院，面对那些复杂的检查项目和长长的缴费单，小嘉都会再次体会到普通家庭在面对大病时的脆弱。他算是体制内，有医疗保障，尚且感到压力巨大，那些像他父母一样没有稳定保障的农民，又当如何？
这种切身的痛感，像一根探针，将他工作中那些宏观的政策条文，与微观个体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他不再仅仅将工作视为一份职业，而是开始更主动地、带着问题意识去审视和思考。
他所在的处室，恰好涉及到社会保障政策的协调研究。以往，他更多是处理流程**务，或是在宏观框架下进行文本打磨。现在，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各类关于大病医疗救助、异地医保结算、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等方面的数据和案例。他利用业余时间，研读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甚至通过苏禾在媒体的关系，了解了一些未能进入官方统计的民间疾苦。
他变得更加沉默，但也更加敏锐。在处室内部的讨论中，当同事们习惯于引用既定政策和上级精神时，他会谨慎地补充一些基层执行中遇到的具体困境，或者提出某个政策在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上可能存在的“盲点”。他引用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经过脱敏处理的、鲜活的例子——当然，他隐去了晓禾的故事。
王处长似乎察觉到了他这种变化。一次，在只有他们两人的电梯里，王处长忽然开口：“小陈，你最近看材料，角度有点不一样了。”
小嘉心里一紧，谨慎地回答：“处长，我只是觉得，政策最终要落到人身上，多了解点实际情况，可能写出来的东西更扎实。”
王处长“嗯”了一声，电梯到达，门开了，他走出去前，留下一句：“把握住分寸。深水区，不好趟。”
小嘉明白“深水区”的意思。任何一项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都涉及到巨大的资金投入、复杂的部门利益和区域平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一个小副处长，能做的极其有限。
但他没有停止。他利用参与一次部委联合调研的机会，去了一些医疗资源薄弱的偏远县城。在那里，他看到了比晓禾情况更艰难的家庭，看到了因为一场病而重返贫困的悲剧，也看到了基层医务工作者在简陋条件下的坚守。这些见闻，加深了他的无力感，却也进一步坚定了他要做点什么的决心。
调研回来后，他负责起草报告的一部分。这一次，他没有仅仅罗列数据和问题，而是在政策建议部分，尝试性地、但论据充分地提出了几点非常具体的改进设想，比如探索针对罕见病儿童的专项救助基金、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的联动等。
报告提交上去后，如同预料中一样，他提出的那几点具体建议，在后续的修改和整合过程中，大部分被淡化或删除了。最终的定稿，依旧是四平八稳、原则性很强的表述。
小嘉没有感到太多失落。他知道，自己只是刚刚触及到“深水区”的边缘，连一丝涟漪都未必能泛起。但他也确信，自己发出的微弱声音，至少被记录在过程稿中，被一些参与讨论的人看到了。这就够了。
他将那份自己起草的、带有更具体建议的初稿，悄悄保存了下来。那不是一份成功的政策文件，而是他个人思考与探索的一个印记，是他作为一名政策执行者，在面对个体苦难时，所能做出的、极其有限的努力和抗争。
回到家，晓禾摇摇晃晃地扑过来，口齿不清地喊着“爸爸”。他抱起女儿，感受着她有力的心跳和温热的身体。女儿的康复，是他生活中最明亮的慰藉，也是他潜入“深水区”探索的最大动力。
他知道，前路漫漫，改革维艰。但他愿意做那个在深水区边缘，不断投下问路石子的人。哪怕只能激起一丝微澜，哪怕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他也愿意为此，持续地思考和努力。因为这不仅关乎千万个陌生的家庭，也关乎他怀中这个具体而微的小生命，所能拥有的、一个更具安全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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