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九岁。
秋天的时候，父母去民政局换了一本绿色的证书，正式为持续了一年多的战争画上了休止符。
那时他们领着我去办理离婚手续，妈妈问我监护权选谁，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她，因为我知道她很脆弱，她只有我，她需要我。
家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紧绷和不安，随着这场离婚手续被一种空洞的寂静所取代，终于他两恢复了平静。
我的出生，本身就像一场仓促的意外。
时间要退回到近十年前，我的母亲还是一个沉迷于琼瑶小说的少女，对爱情怀着最纯粹的幻想。
由于外公早逝，外婆身体孱弱，因为意识不到位，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却没能完成学业，年仅十七八岁，就顶替了外婆在医药公司的职位，端上了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后，她遇到了我的父亲。
那时的父亲，二十出头，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个浪漫的、感情充沛、有血性的青年。
他能说会道、满身才艺，轻易地叩开了少女的心扉。
结果便是，母亲十九岁那年，怀上了我。
她挺着尚未显怀的肚子找到父亲，奶奶虽然满心不情愿，但还是让他们匆忙地举行了婚礼。
母亲刚满二十岁，便生下了我。
她自己还是个心智未熟，不谙世事的孩子，孕期并未得到妥善的照顾——父亲忙于外出打工谋生，奶奶经营着小生意，性情冷漠。
在那个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妈妈常常挺着孕肚自己去洗衣服，包揽家务活，吃得也不好。
于是我在母体中营养不良，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出生时只有四斤重，浑身覆盖着未褪的胎毛，孱弱得像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
产后，或许是由于无助，或许是不知所措的任性，母亲将我留给了奶奶，自己回到了娘家。
这个不成熟的决定，成了日后夫家指责她时，永远绕不开的“污点”。
我是靠着米糊糊活下来的，一口母乳也未尝过。
从小脾胃虚弱，能安然存活，大概是我生命最初展现的韧性。
到我两三岁时，父亲在另一个城市的厂矿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人工作。
母亲为了他，毅然辞去了医药公司的职务，随他前往厂矿，在职工托儿所里做了一名“阿姨”——那里，除了老师和校长，其余工作人员都统称为“阿姨”。
那两年，是我童年记忆中罕有的、笼罩着朦胧暖光的时期。
虽然记忆模糊，但总记得父亲出差归来时会带着大白兔奶糖，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那点甜足以点亮整个房间。
母亲会在家中惦念他，有时夜里梦见他回来，第二天清晨，他竟真的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门口。
我想，他们那时是相爱的。
即便生活清贫，那份感情也曾真挚过。
也正因如此，日后母亲所承受的痛苦，才那般刻骨铭心，影响深远。
命运的转向发生在我五岁那年……
父亲因性格耿直，不谙世故，在厂矿里受到车间主任的排挤。
他干活最多，评优评先却总是那些善于溜须拍马、懂得打点关系的人。
社会一贯如此，总有那些见不得人龌龊的勾当和规则，你要么遵守和适应，要么只能被排挤到圈子之外。
父亲深感不公，一向正直的他不甘于屈居人下。
愤而提出要出去做产品代理，为厂里开拓市场，离开这个地方。
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厂里拨给他一批货。
他在离老家不远、一个更为繁华的城市租下了一个商铺，带着我和母亲举家迁往那里。
选择那个城市，主要是因为奶奶已在那里做生意并购置了房产，我们至少有个落脚之地，尽管那也意味着要和奶奶共同生活。
本是满怀让小家蒸蒸日上的期望，现实却急转直下。
不到一年，父亲便被那座城市的声色犬马迷了眼。
商铺疏于打理，他却在外面结识了一群“朋友”。
他们带他出入迪厅、歌厅。
父亲骨子里的文艺和浪漫，在那个环境中逐渐变质。
他自以为在拓展人脉，却总在酒酣耳热之后，被推出去充当结账的“冤大头”。
更致命的是，他越过了底线——他出轨了。
母亲得知后，她的世界瞬间崩塌。
她希望爷爷奶奶能出面干预，劝诫儿子迷途知返。
然而，爷爷向来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在父亲的成长中长期缺席，他的钱和精力只消耗在赌桌上，奶奶也因此都过得及其艰难。
奶奶独自辛苦，拼尽全力拉扯大四个孩子，性格早已磨砺得麻木而务实，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这一次，他们双双选择了沉默。
没有人教导父亲回归家庭。
挽救这段婚姻的重担，完全压在了母亲一人肩上。
可她性子刚烈，自尊心极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即便深知自己处境艰难——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娘家可靠的倚仗——她也无法容忍背叛。
争吵，无休止的争吵。
她把父亲关在门外，两人从言语冲突升级到肢体扭打。
她在极度绝望中下想过吞药自杀，为了我依然坚持了下来。
她一度情绪失控，将我和奶奶一同撵出家门，并将那些年她一针一线为父亲织就的毛衣，全部付之一炬。
那时我八岁，躲在角落，看着那紧闭的门中冒着烟和开门后母亲扭曲泪湿的脸，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恐惧。
我唯一祈求的，是火不要烧起来，是她能好好活着。
如果他们分开可以换来安宁的生存，我别无他求。
于是，在我九岁那年，纠缠、撕扯了一年多之后，他们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我不知道那时那刻他两是什么心情，但是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痛苦会随着那一纸判决而终结。
却不知道，这仅仅是我漫长漂泊和不幸的开端。
在这场家庭的解体中，我们三个人都承受了破碎的痛楚，但无人顾及那个年仅九岁的孩子以后的安稳。
离婚之后，母亲失去了住所和经济依托，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而我，则被安置在奶奶家。
奶奶忙于生意，她能给予我的，仅仅是确保我不被饿死而已。
后来，母亲不放心，将我带到舅舅家暂住了半年。
我被迫转学，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日子。
因为父母早逝的原因，舅舅是上门女婿，在家中也需看舅妈一家的脸色。
舅妈的姐夫是位有头有脸的领导，他们的女儿，我叫表姐，自幼养尊处优，行事骄纵。
我在那里，没少受她的欺侮，那时候就已经深切体会到寄人篱下、看人脸色、无人庇佑、以及成人选择性沉默和趋利避害是什么样子。
母亲得知我的境况后，迅速将我接回身边。
那时她已设法回到原来的厂里当起了工人，无依无靠的她迅速结识了一位男友。
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段与名义上“继父”的共同生活。
从那一刻起，我清晰地意识到，家里一旦出现一个“陌生人”，我生存的空间便会急剧缩小。
仿佛从父母离婚那天起，我就必须瞬间长大，变得异常“懂事”——不能提要求，不能显露惰性，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任何细微的波动，都可能成为他们争吵的理由。
继父总会强调，是我的存在，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和谐。
家庭的破碎，在我九岁那年被正式盖章确认。而它所引发的漫长余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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