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3日-
忽然想起自己已两年多没写过日记了。刚出来时是没有条件，到后来想写，却是没有精力了。
今天听见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或许是在暗示我什么。
时间太少，事情太多，我想原原本本地讲述这两年来我的生活，它们本完整地躺在我的记忆里，但当提起笔时，却又不可捉摸地逸散，仅剩下那些记忆深刻的片段供我挑选。
2013年2月12日，我在县火车站购买了一张前往省城的火车票，票价是28元，两个半小时。抵达省城后，我给自己买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砍价砍到二十五块，再去了一个工地边，买了一份盒饭，八块钱，找了一个角落，一滴菜汤都没有剩下。
然后，我开始找工作。那段时光不太容易，我急需钱，但很多地方都嫌我年纪太小，不肯收我。我只能四处去找日结的零工，平时去分拣、打包快递，周末到商场门口促销或发传单，我长得好，笑得甜，商家都乐意要我。
晚上我睡在一家肯德基的角落，它开在商场边，我可以趁商场即将打烊的时间段溜进厕所简单洗漱，那里的母婴室有热水，很舒服。
省城吃饭太贵，我也没有地方开火，就每三天去一家开在小巷里的包子铺买六个白馒头，五毛钱一个，一天吃两个，包子铺的老板人很好，每次都送我一袋咸菜。
后来我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小工厂缝袖套，每天工作时间是早八点到晚九点，因为是临时工，工资不高，不过管饭。原本不包住，但老板相信了我家里人死完被亲戚赶出来的说辞，同意我睡在厂房仓库里。
两个月后，我离开省城，去了G市，进了一家电子厂，工作十个小时，月休四天，工资比之前高了一倍多，住宿条件也更好。
宿舍是十人间，大家都比我大，有几个还是我的同乡。有个姐姐在厂里交际很广，我“无意间”和她提及了自己的身世（当然是编的那个），很快便传了出去。被大家同情后，我能被照顾些，连食堂阿姨给我打饭时都会额外多浇一勺肉汤。
我在电子厂做到年底，主要任务是贴标签，之后开始打螺丝。过年前夕，我辞了职。
车间主任劝我再做段时间，说年后会给我加薪，我婉拒了他的好意。
其实那时的日子已经不艰难了，我肯吃苦，性格好，和谁都能聊得好。主任的孩子成绩差，我便在晚上下班后去帮她补习（起初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学文凭不合适，我当即买了一套高中数学试卷，一口气写完一张后，他们服气了），不收钱，只提出想用一用他们家的电脑。
他家孩子虽然调皮，脑子却不笨。我教了她一些自己摸索出来的讨巧的解题办法，她的成绩进步得很快，主任因此很感谢我。
是我自己不想再待下去。
这是一种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宿舍车间食堂三点一线，每天重复机械的劳动，用脑子的地方实在太少。
一时为了生活也便算了，时间长了，我害怕自己会麻木，会忘却曾经的理想。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妈妈的信，也从未放弃过她为我描绘的未来。走出那座山只是第一步，不论这条路有多曲折，我都得走下去，去接触妈妈曾经的世界。
这个工厂是我的落脚点，却不是我的阶梯。
我赶在春运前去了S市，两百二十块钱的火车硬座，耗时二十六个小时。
下了火车，我第一次坐上地铁，去看S市最繁华的地方。
曾经只在图片上看过的景象真实地崭新在我的面前时，我的内心产生的并非震撼，而是胆怯。
S市的气温比G市低许多，我在外滩的寒风里坐了很久，忽然开始茫然：它与我曾经的世界天差地别，我真的能在此生存下去吗？
华灯初上，游人如织，大家的衣着都这样鲜亮，使我自惭形秽。我不由地裹紧了自己的外套，一个突兀的线头挂在袖口，我不敢去扯，怕整个袖子都要脱线。
天彻底黑下来后，我提着行李原路返回。我搭了很久很久的地铁，找了一个小旅馆落脚。
隔音很差，隔壁的鼾声震耳欲聋，竟使我在恍惚中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村庄，我的房间。
我缩在床头，在黑暗中想了很久。最后我翻出了妈妈的信，叠成小块握在掌心。
妈妈，这就是你生长的世界吗？我问她。
妈妈，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吗？
妈妈……
我不该再问下去了。我必须睡觉了。
旅馆的被子是潮的，仿佛能拧出水来。我盖着它，过了许久脚还是冰的。
我就在寒冷和噪声中睡了过去。
第二天，我按照自己在地铁站广告上看到的地址，找到了一家名叫扬帆的教育机构。
我做了清洁工，负责整栋楼的三层。
工作不忙时，我可以站在走廊里听老师讲课，我买了一个能揣在兜里的小本子，把听到的知识点都记在里面。
这里的学生都与我年龄相仿，却天真得可怕。我刚来时，他们对我很好奇，当我克制地透露自己的情况时，他们的反应大多是不相信，觉得我在夸大其词。
我并不生气，只觉得讽刺。他们与我不同，他们出生在发达的大城市里，享受着顶尖的资源，他们住在每平米高达数万元的楼房里，他们的一件上衣就抵得上我整月的工资。他们课间谈论的是明星、旅游、美妆、球类运动，是无数我甚至听都没听过的东西。他们不会为生计发愁，他们的生活一帆风顺，大约最沉重的苦难也不过是考试考砸了被父母狠狠训斥一顿。
他们不知道多少父母会为了几千块钱卖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多少女人被生生逼疯，不知道多少女婴被扼杀在襁褓中。他们不知道在我曾经的世界里，被他们深恶痛绝的学习是件多么珍贵的事情，为了获得它，要搭上两位亲人的姓名。
他们端坐在象牙塔里，对我施以高高在上的同情，但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也永远无法想象我曾经的生活。
他们只会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读书呢？为什么要辍学呢？虽然很难，但为什么不勇敢点去试试呢？
是啊，为什么呢？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大。我从来清楚，且必须清楚。我来这里，就是要让自己看看这些和我截然不同的人，警醒自己，逼迫自己，让自己自卑，从而产生动力——往上爬的动力。
机构里有很多旧课本和旧练习，像废纸一样堆在柜子里，定期清理。我拿走其中一两本，不会有人在意。
我住的地方离市区不远，一个小阁楼，除了单人床，还放得下一张小书桌，下班后我便在这里写带回来的练习册。
S市的消费奇高，一份工资仅够吃住，我便买了一台二手电动车，在夜里跑外卖。起初开得不熟练，摔得有些狠，但很快就习惯了，一晚上下来，挣得不少。
S市的冬天很冷，且常常下雨，夏天又非常闷热，街上充斥着汽车废气，憋得人头晕。可对我这样跑外卖的来说，恶劣的天气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单子，更多的钱。
所以，我开始喜欢这些坏天气了。
时间弹指一挥，转眼便到了现在。我已对这座人口比老家多出百倍的大城市有了许多了解。
这里有璀璨的夜，有挥金如土的人群，他们站在高楼之巅，俯瞰众生，不知疾苦为何物。
这里也有黯淡的天，有无时无刻不为生活发愁的人们，他们是林立的楼宇之下最不起眼的蚂蚁，日复一日地奔波。
现在的我是后者，但总有一天，我会爬上去，站在那些人面前，告诉他们——你们并不比我高贵。
今年二月，我满十八岁，第一时间去给自己改了名。很麻烦，折腾了好久，还花了些冤枉钱，但最后还是改好了。我拿到新身份证的那天，天空很蓝，我将其举到阳光下，“越关山”三个字格外闪亮。
言而总之，这两年间，我的日子与过去相比已算是天堂了。从前的我是没有未来的，我被困在厄运中央，被锁在泥沼里，眼前环绕的不过是嫁人生子这一种。
而现在，我能看见自己的前路，我站在阳光下，我有选择的权利，也有向上的机会。那么即便当下仍不免遭受委屈，我也都能泰然处之。
如此一想，提笔时会有记忆流散也便不难解释了——苦难不该成为美好人生的前置条件，那些记忆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它们本身不值得我铭记。我只需汲取教训，从中获取力量，那便足够了。
但是，虽然我在下笔时省略了许多己身的经历，有一件事却不能不提。
事情该从今年二月底，也就是14年第二学期开学时讲起。
我在这里干了一年多，和机构的老师们都混熟了，和几个来补习的同学也聊得不错。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子，叫许优瑗。她从初中起便在这里补习数学，今年上高三了。她读书很刻苦，每次都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实在困了，就去厕所冲冷水让自己清醒。
和其他同学相比，她的家庭条件不太好，穿的鞋子是便宜的牌子，手机也比别人落后几代。
我和她的相识源于一场意外。那天早晨，我因为痛经和低血糖晕在了厕所里，她唤醒了我，将我带到外面，把自己的早饭给了我，还给了我一颗止痛药。
那之后，我们便渐渐熟悉起来，她因为来得早，我扫地时常能碰见她，我们便在一起聊聊天。这里的学费很贵，她家里负担起来不轻松，她的父母管她很严，一直拿给她补习这件事道德绑架她，逼她玩命读书。她之所以来得这么早，也是想暂时脱离窒息的家庭环境。
我也和她讲了些我的事情，但我没有提起妈妈和阿姐，只是以孤儿故事为底本，增加了有关他的真实情况。
她和那些同学不太一样，对于我的讲述，她所抱有的并非猎奇式的唏嘘，而是发自内心的悲悯。
这学期开学时，她格外高兴，因为只剩下三个多月的时间，她就可以脱离苦海了。
她告诉我，她不想留在S市，想把志愿填得远远的，不回来了。
她认真设想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学校、专业，以及之后的工作，都一一规划。
可就在我以为她的计划会顺利进行下去时，她忽然不见了。
开学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我再也没见到她。
不仅是补习班，我询问了许优瑗的同班同学，他们告诉我，她连学校都没再去过。
第五周，我知道了答案。
2015年4月1日的凌晨，许优瑗从跨江大桥上跳下，几个小时后，两位钓鱼的大爷发现了她飘在江心的尸体。
那天，是她的十八岁生日。
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她的同学说，她是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她的父母为此闹到了学校，声称学校给学生的压力过大，逼死了他们的女儿。但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内情的人都知道，许优瑗喜欢学校胜过在家。
许优瑗的死在机构也引起了相当的讨论，长达一周的时间里，她那个班的学生们都对此津津乐道。
但人就是这样一种生物，在对出乎意料的死亡表达震撼的同时，那个人生前的模样也会被大脑飞速抹去。很快，大家便都忘却了。
只有我，仍旧想不通。
她不该是这样的结局，她该去高考，该去读大学，她要去学法律，去做律师，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她不该死在那个午夜。
我尝试分析，忍着内心的酸痛，用理性分析这件事情的始末。
许优瑗的确有轻度的抑郁症，但那源于压抑的家庭和繁重的学业，她绝不会因此选择自杀——一个对未来有清晰规划和强烈憧憬的人是不会轻易将自杀放在内心考虑之中的。
她一定是遭遇了某些极端的困境，它打散了她对未来和对自身的全部向往，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世界，使她痛苦，令她绝望，她的前路因为这件事完全熄灭，她别无选择，只有用最极端的方式结束这一切。
所以，那困境究竟是什么？
我开始了调查。
首先，我要知道许优瑗的异常最先出现的时间。
从她的同学那里，我得知她是从3月9日开始请假的。那天是星期一，而就在两天前的星期六，我刚刚在机构的教室里见过她。那时的她很正常，还从家里带来了零食分给我，和我聊了下最近刚上映的一部电影。
那么问题只能出在星期天——3月8日。
她们学校是周日晚上返校，她通常会在家睡个懒觉，下午一点来补习英语，在这儿留到晚饭时分，然后由家长直接送去学校。
她来补习都是车接车送，能接触到的人太少，出现异常的时间大概率在补习期间。
那天不是我的班，我找到同事，得到的答案是：许优瑗照常来得很早，没什么异常，但那天楼下的同事请了假，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没有到教室，不知道下课后的情况。
我又去找了当天有课的老师，她告诉我：因为是妇女节，机构老师有聚餐，所以大家都走得很早，下午四点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办公室就空了。
“有哪个老师没参加聚餐吗？”我问她。
“嗯……是有几个。”她努力回忆道，“化学的宋老师去和男朋友约会了，语文的林老师家里孩子发烧，吃到一半就走了……还有，哦，还有英语的谢老师，他人没到，但是给我们每个女老师都送了花和小礼物。”
“你看，就是这个！”她从办公桌的一角拿起一只星星形状的玻璃罐子，里面装着用彩纸包裹的糖果。
我的喉头兀地哽住了。“这个，能给我看看吗？”我感到喉咙干涩，口腔中泛着苦味。
她把罐子递给我，冰凉的玻璃弗一接触皮肤，我的心便是一阵战栗，险些失手将它滑落。
我竭力刻意自己汹涌的情绪，让手指平稳地将罐子过渡到桌面上。在对方不解的注视中，我缓慢地转身，一步、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办公室外走去。
我见过那些糖果，还有那个罐子。糖果在许优瑗的遗物里，而罐子——在我那里。
4月1日，噩耗未曾传来的早晨，我来上班时，它就放在我的保洁室门口，罐口扎着粉色的缎带，精心系了一个蝴蝶结。
罐子里装的不是糖果，而是折纸星星。
那时我以为是谁不慎落下的，便收了起来，放在我的保洁车里，等着失主来问，却始终没人来领。
原来，那不是谁的粗心大意，而是她向我发出的绝叫。
我几乎是把自己摔进了保洁室里，跪在地上，从抽屉里摸出了那个罐子。手指变得如此笨拙，以至于花费了足足三分钟才解开缎带，打开瓶盖。
从掌心溢出的汗水流到指尖，罐身变得湿滑无比，掉落到我几无知觉的腿上。
我几次重新拿起，尝试从狭小的罐口抠出星星，始终未果，索性将它翻过来，将里面的星星尽数倾倒到我向上翻起的外套上。
我颤抖着拈起一颗，狭小的空间里混杂着洗涤剂和灰尘的味道，空气被我的呼吸染得闷热，汗水从额头始，迅速沿着脸颊滑落到下巴。
我吞咽口水，不敢呼吸，麻木的手指一次次从接口处滑过，却如何也无法将其拆开。
并非做不到，而是恐惧。恐惧存在于自己脑中的真相，以及真相背后她无人知晓的绝望。
我不记得自己用了多久才打开它们。窄条形的彩纸边缘被手汗浸透，在它的中央，是许优瑗的字迹：
[3月8日下午四点半，谢正诚在3-108教室强.奸.我]
整整九十九颗星星，每一颗都是如此。
真相是泪，是血，是污秽是绝望——是根植于每个女性内心的噩梦。
我近乎窒息，眼前阵阵发黑，连握着纸条的力气都丧失殆尽。
脑中仅剩的声音是自己的呼吸，目光涣散，而后聚焦，而后再涣散，周而复始。
我只想问老天——为什么？
为什么要一次次地打落我的情感？
为什么要将我亲近的人尽数斩断？
我以为自己离开了大山，以为未来会是灿烂，可是为什么，我所见的还是晦暗的死亡？
我在无声地尖叫，在用灵魂呐喊，我想控诉，想报警，想让施暴者付出代价。
可是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因为一个飘忽在外的声音在告诉我：没用的。
那是我的理智。
许优瑗死了，3-108教室的监控是坏的，那天没有目击者，许优瑗悄悄丢掉了自己的贴身衣物。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单凭这些纸条，远远不够。
但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妈妈死了，我自欺欺人，阿姐死了，我浑浑噩噩，我总是被动地接受，从来没下定决心争取过一次。
现在，我决定反击。
谢正诚，我会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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