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正诚，男，48岁，离异，育有一女，归前妻扶养。老家K省，985师范院校毕业，曾在老家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导主任，五年前来到扬帆，任英语组组长。
在同事们口中，他是个儒雅随和且体贴的人，他记得每个老师的生日，以及他们是否婚育，每年的妇女节、母亲节、圣诞节都不忘分派礼物。
而在他的学生眼里，他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声音好听，语调温和，发音很标准，讲起知识点来清晰明快，都是非常实用的应试技巧。而且他从不拖堂，作业也布得少，逢年过节常在群里发红包。
他的确伪装得很好。连曾经的我都被他的假面迷惑了。
他的教室和办公室都在一楼，不是我负责的区域。我见他的次数不算多，但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他对我热情得奇怪。
很少有人会主动和我这个清洁工说话，顶多也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他却每次都要刻意停下与我攀谈一会儿，有时会给我一种在没话找话的感觉。
我本能地警觉，曾和许优瑗谈过他，许优瑗告诉我，他也经常和她聊天。他说，因为她很像他的女儿——离婚后，他们很久没再见了。
于是，我便以为是他知道了我的一些身世，联想到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儿，也和其他人一样，觉得我可怜。
现在想来，我真是愚蠢得可怕。
当然不排除完美人设的存在，或许真的有人就是如此儒雅随和、彬彬有礼、热情大方。但这概率太小。
当以“他有问题”为前提回顾记忆时，一切便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他对我、对许优瑗所抱有的感情，难道真的仅是因思念女儿而产生的移情吗？
答案已呼之欲出了。
此外，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他或许并不是首犯。
他侵犯许优瑗是在3月8日，许优瑗自杀则是4月1日，中间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他照常上课，照常与我交谈，他对大家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他甚至去参加了许优瑗的葬礼，用一个老师该有的态度对她的父母道一声“节哀顺变”。
如果不是他的心理素质极强，对许优瑗的死毫无愧疚和恐惧，那便是他已有了经验，知道该如何调节才能维持自己的完美假面了。
我联想到了他的婚姻，他口中“很久没再见”的女儿，以及他已至中年忽然辞职来到S市，当了一个工资比先前低不少的机构老师经历。
他离开K省，到底是因为什么？
四月份的自考结束后，我去了谢正诚的老家：K省F市。
谢正诚原来的学校是一所六年制的私立中学，在整个K省都颇负盛名，通过学校网站，可以轻松找到他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和学生们的合照。
我联系到了他在这个学校教的最后一届的班长，她也当了老师，也在这个学校。我谎称自己是谢正诚未婚妻的妹妹，以想要调查自己未来姐夫的人品为由，和她见了一面。
谢正诚根本不是主动辞职，而是学校逼他走的。让他引咎辞职，都算是很大的面子了。
“为什么要开除他？他做了什么？”我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
“他……”她不敢直视我，脸上写满为难，“我毕竟也是学校老师，要是领导知道这些事情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
我能够理解她，于是我告诉她：“你不用和我说话，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点头或摇头就好。”
“那时你们班是不是有人出了意外，且是个女生？”
她惊恐地望我，犹犹豫豫地点头。
“女生的家长有没有闹到学校？”
摇头。
“女生现在还活着吗？”
摇头。
“这件事情被学校压下去了吗？”
点头。
“现在还能在网上找到有关这件事的信息吗？”
她先是摇头，然后迟疑了。不久，她拿出手机，点开通讯录，划到底下，亮给我看。
我长舒了一口气：“谢谢。”
我将咖啡一饮而尽，站起身：“你没有和我提及任何有关他的事情，我来找你，只是因为家里亲戚想考你们学校，咨询一下流程。”
说罢，我便离开了。
我记住了那串号码，它的主人是F市日报的一名记者。
我向她表明了来意，她在电话里表现得很激动，当即从出差地赶回来，邀请我去她家聊聊。
五年前，她曾深入调查过谢正诚此人，并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但因为当时学校一力弹压，她没能将报道发出去。
她猜测，受害者其实不止两人，除许优瑗和五年前那位名叫李梦月的女生外，至少还有他的女儿谢婉柔。
谢正诚的确离过婚，但他没有亲生的孩子，所谓的女儿其实是继女。她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和谢正诚结婚了，直到她十四岁时才分开。她如今在国外工作，她的妈妈三年前患癌去世后，她便没再回来过。
我们分别联系了李梦月的母亲和谢婉柔本人，但没有人愿意参与控告谢正诚。
是人之常情，毕竟没有人会乐意将已经结痂的伤疤再撕裂一次。
记者姐姐很失落，我却一早料到了结果——我本就不是为了请她们加入。
我几次联系她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回答：如果他再次犯案，她们是否愿意配合警方调查，说出真相？
两人都考虑了很久，第二天，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很快回到了S市，继续做清洁工。
我谎称自己扭了脚，爬楼梯不便，找领导把自己的工区换到了一层——也就是谢正诚所在的楼层。
我有了频繁接触谢正诚的机会。而他对我的兴趣也更甚从前了。
他旁敲侧击地问我对许优瑗的看法，我按捺胃里的恶心，垂着眸说完全想不到她的抑郁症已经到了那么严重的地步。
他相信了我的话，安慰我说：“或许在优瑗心里，这是一种解脱。”
于是我适时落泪，而后掩面哭泣，他给我擦泪，最后，他的手臂揽住了我的肩膀。
我没有反抗，仿佛完全沉浸在悲伤中。
那次之后，我开始展现对他的好感，主动对他微笑、和他聊天；仔细整理他的工位，每天给他桌旁的盆栽浇水；他上课时，我总要在窗外旁听，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使他一眼便能望见我脸上的钦佩。
慢慢的，他也变得大胆了。他开始给我带礼物，零食糖果、发圈发卡、这个年龄的女生会喜欢的各种小装饰品，得知我没有智能手机，他还把自己的旧手机送给了我。他会在给我递东西时用指尖触碰我的手，借别发卡的名义抚摸我的耳朵，下课后，他会留在学校陪到我下班，然后送我回家。
这个过程，历时一个月。
差不多该收网了。
五月底，我忽然告诉他，我要辞职了。
他很诧异，竟一下抓住我的手腕，问我为什么。
“你放手！”我慌乱地甩开他，刻意喊得很大声，路过的一个老师疑惑地往里瞄了一眼，走远了。
我怯生生地后退两步，双手紧紧抓住上臂，将整个人瑟缩起来，结结巴巴地答道：“我，我觉得……觉得自己不适合留在S市，想，想回老家发展。”
我一步步退到门边，一边拉门把手，一边高声道：“我这周做完就走了，你，你别送我，我自己能回家。”
说完，我夺门而出，奔到街上——监控正对着的位置，抹起了眼泪。
那天回家后，我去找了记者姐姐。她请了假来到S市，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一定要这样吗？”她面带不忍，“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呢？”
“一定。”我凝视窗外的灯火，“这是最简洁的办法。”
“不会失败的，他必须付出代价。”
5月31日，周日。晚上六点半，天才擦黑，学生已经走光了。
我独自在保洁室里收拾自己的东西，用削水果的小刀拆快递纸板、踩实、捆好，把可以卖的杂物装袋，整理自己的东西，同时和记者姐姐保持着通话。我们聊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走廊尽头远远地传来脚步声，我将手机垂直放进铁皮柜子的缝隙，松手，让它滑到底端。我“哎呀”一声，对电话那头说：“我手机掉缝里了，你自己挂一下吧。”
随后，我转向另一面的柜子，蹲到门口，把手指伸进缝里努力掏起来。
门在我身后打开，无比熟悉的洗衣液味飘进来，他锁上了门。
我猛然站起转身，手拍在柜门上，发出很大的响声。
“谢，谢老师。”我叫了一句，将后背抵上柜子。
“找什么呢？”他眯眼笑着。
我咽下口水，用无辜且畏惧的目光盯着他：“我的手机掉进去了……”
“哦，”他点头，“掉哪儿了？老师帮你找啊。”他企图拉我的手。
“不用了！”我声音尖细，而后稍趋平缓，“我自己可以的。”
说罢，我小步挪到了柜子的另一边，弯下腰，做出努力寻找的样子。
他走了过来，脚步声在粗糙的地面上格外清晰。
他从后方环住了我的脖子。
我立即站直，发出一声短促的呼声，而后声音便充满了恐惧：“谢老师，你放开我！”
他轻笑，反而将头凑得更近：“听说你要自考啊？以后想干什么工作呀？”
“你别——”我用手肘向后推他，没有推动。
他的呼吸粗重，他的手滑过我的肩膀和腰际，发出布料摩擦的声音。
“谢老师，你，你想干什么？！”我浑身战栗，声音颤抖。
“别怕呀，老师不会害你的。”他语气油滑。
“你别摸我，你放开！”我小幅挣扎，他攥住我的手腕，将双手按到柜门上。
金属的震荡声里，他的脸蹭上了我的脖颈：“我都说了，别怕。你不乱动，老师是不会动粗的。”
“乖乖听话，好吗？”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你一个人来S市，很不容易吧，嗯？”
“你别，我，我求你，你别——”我的眼里充斥着冰冷的恨意，发出的却是满怀哭腔。
“小越，我喜欢你，你跟我吧。”他稍稍远离了些，松开控制我的一只手，开始单手解皮带。
“别走了，我养着你，不好吗？”他的笑声越来越兴奋了。
就是现在！
我爆发出绝望的哭声，双手登时挣开他的控制，同时背部猛地向后用力，将他撞倒。
他失去重心，一只手拽住我的衣袖，生生撕出一道大裂口，劣质的衬衫扣子亦四处崩飞。
他的后脑磕在柜子上，巨大的声音掩盖了我猛踹他裆部的响动。
他的眼睛充满震惊，似是不明白我哪儿来的力气和勇气。
而我的脸上出现了难以掩藏的残忍笑意。
“你！！”他发出愤怒的吼声，猛地又扑过来，双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我哭着喊着，无意义地尖叫着，背在身后的手从裤子的松紧带的破洞处拿出早已卡好的小刀，齐根刺进他的小腹。
鲜血喷涌而出，溅到我的眼里，视野一片艳红。
“唔……”他的喉咙堵塞了，他松开了我的脖子。
我紧握刀柄，推开他。
刀刃脱出身体，我刺下了第二刀。
这次，是他的下.体。刀刃转动，肮脏的血液和污物一起流出。
噗通——他晕死过去。
咣当——小刀坠地。
保洁室的空间狭小，满地流淌的湿滑使我跌倒了几次才成功爬起来。他横躺在两面柜子中间，我只能跨过他才能逃出去。
“慌乱间”，我又在他的下.体处狠狠踩了几脚，才哆哆嗦嗦地打开门锁，跌跌撞撞地跑走了。
我顶着破裂的衣服和凌乱的头发冲出机构的大门，撞到一个路人身上。我用带血的手抓住那人的衣袖，我跪下去，哀求他报警。
警车来得很快，随后是救护车。
我的伤口得到了妥善的包扎，随后，一名女警和一名护士陪同我在病房里做完了笔录。
我说了自己的遭遇，说了我因恐惧而向谢正诚刺出的两刀，说了许优瑗的绝笔，说了他一直以来对我的骚扰。
我将一个受害者所能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期间几度哽咽到说不出话来，绵延不绝的眼泪打湿了病号服的整片领口。
匆匆赶到的记者姐姐提交了我们间的通话记录，它完整地记录了谢正诚的犯罪经过，以及我的正当防卫。
我的刀没有刺中要害，他的命保住了，但已成了一团烂泥的生.殖.器没有成功接上。
警方很快发布了案情公告，记者姐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她几年来持续跟踪调查的结果，隐去了受害者的信息，呼吁重判凶手。
大众舆论激烈，无数有同样遭遇的女孩为自己和身边人发声，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轮声势浩大的“metoo”运动，许多个自以为逃之夭夭的施暴者因此被揪出。
昨天，12月22日，是谢正诚的一审，我作为证人和受害者第一个出庭。除我之外，还有许优瑗的父母、李梦月的妈妈，以及其他六名受害者的家属。她们有的曾就读于K省的私立中学，有的则是在扬帆。当事情发生时，有两个女孩甚至不满14岁。
那时的她们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痛苦，但现在，她们不再沉默。
出乎意料的是，谢婉柔没有选择书面或视频作证，而是亲自来到法庭，控诉谢正诚在自己八岁到十四岁所做的一切。
她的证词是一柄利剑。
他的判决是：死刑。
…
晚上，我买了一瓶许优瑗最喜欢的气泡水，走上跨江大桥。
我的脚下是江心的滚滚浪涛，晚风飒飒地吹拂我的衣袖，发出猎猎的声响。层叠的高楼包围了江的两岸，哪怕深夜也灯火通明。
这是一座极度繁荣的都市，两千多万人在此栖居，每天都有三百多条生命在此流逝。我们就像这条永不停歇的大江，奔波着，翻腾着，本以为能汇入大海，却总有人被推上堤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早早逝去。
S市的夜是亮的，看不见星星。
这天也是沉的，照不见月光。
我拼尽全力挥开浓雾，但个人的力量实在单薄，仅能握住一寸的光，使其短暂地闪耀。
而黑暗，永不消散。
我打开瓶盖，将气泡水尽数倾倒进江中。
饱含气泡的水珠被灯光照得晶莹，仿佛璀璨的宝石，刺得我眼睛生疼。
风里响起了飘渺的女声。
是我在哭吧。
是我在笑吧。
不，那是我们的声音，是越关山，是许优瑗，是李梦月，是谢婉柔，是越青溪，是越相逢……是世上无数个不知姓名不知年岁的女人的声音。
我们哭，我们笑，我们哀恸，我们尖叫。
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前仆后继地发出呐喊，只为了能盖过那呼啸的风。
我听见了。
世界，你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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