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泽兰领我去了他常去的店，订做一整年的行头。
“从现在开始，您是有身份的人，不要再穿得像个中产阶级。”
我微笑，“你是第一个对我穿什么都有要求的人，看在你给我的那些股权和分红上，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我考虑为您安排一位着装顾问。”
我差一点下意识脱口而出，“这您可以放心，卡特会为我打理好一切。”
然后我安静了一会儿。
遇见卡特之后，我才逐渐把自己捯饬得像个正经医生——
我不想别人因为主人不体面而看轻他。
即使他不在意。
量完各种尺寸后，我听见泽兰叮嘱裁缝首先加急做晚礼服。
接下来，我跟着他去歌图私立医院，看望他的病人。
路上，我毫无预兆地说，“既然现在大家是自己人了，我能否知道移动教会为什么要往伊诺利送血样？”
“您还在关心那件事？”
“你还在防备我？”
他毫无感情地笑了笑，“伊诺利有一个生化实验室，接受部分采样的检验。”
“那露西为什么会在伊诺利？”
“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教会那边说有个新来的女孩半夜逃走了——赎罪赎到一半就离开教会并不稀罕，我没有放在心上——没人想到她躲在教会的马车里一起来了伊诺利。清点血样的时候少了一个，检验室的人还以为是教会那边漏了。直到第二天邮递员无意中说起昨天有一个很奇怪的包裹，我才意识到那个女孩在药厂，她偷了血清样本还寄了出去。纽兰当天带人去邮局追索，但包裹已经上了去纽约的车，追不回来了。”
“然后你们把她逼得跳河了？”
“这是意外，我们的人在伊诺利找她找了好几天，她出事的时候，我人在纽约。纽兰后来告诉我说她落到排水管道里去了，那天晚上水流太急，他们捞不到她，知道这件事后，我也很难过。但事已至此，我安排了沿途的移动教会去认领尸体。”
怪不得教会的人来得那么快。
我笑着说，“如果纽兰抓到她，你还难过吗？”
“听着，我不是杀人犯。如果她完好无损，我可能会给她一点钱，让她保持沉默。”
“如果她不愿意保持沉默呢？”
“您为什么总是爱钻牛角尖呢？像她那个阶级的人，没有钱打发不了的情况。”
“据我所知，她进入移动教会是为了找寻一位朋友的下落。”
泽兰平静地说，“对此我一无所知。”
“泰洛纳夫人，”泽兰握了握那只干枯的手，“这位是拉法罗医生，我打算把您的手术交给他做。”
病床里的老太太拿起眼镜瞧了瞧我。
“这位拉法罗医生太漂亮了，漂亮得不像能安心地把重要的事交付给他的样子。”
我翻看着她的病例，微笑了一下，“人们常这么说。”
“那么，他就是那位纽约年度人物，”泰洛纳夫人转向泽兰，“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手的。”
“这件事还没有正式宣布，请暂时为我们保密。”
“哈，我会叫我那个蠢孙女来探望我，她要是看到活的拉法罗医生，指定在这儿晕过去。”
告别时，我吻了她的手，那双浸透了香水的、松弛而苍白的手。
“别指望这样就能让我同意把手术交给你，我可不是我那蠢孙女。”
泽兰在走廊上对我说，“泰洛纳夫人对你很满意，放心手术吧。”
“我知道，否则她不会允许我吻她的手。”
“有身份的人脾气都很古怪，您会习惯的。”
“我对患者病情的复杂程度比对患者的身份更感兴趣，我期待的，是更有挑战性的手术。还是说，你不敢交给我？”
“耐心一点，我的合伙人，”他压低嗓音说，“如果有那样的机会，我当然会为您安排。”
两点后，泽兰带我去一家俱乐部用了简餐，跟每一个对他打招呼的熟人介绍我。
而后，他一边用餐，一边处理一些商业上的事务。
我在一张新增供货商的名单上看到了库珀的名字。
侍者托着一张银盘站在桌前，“打扰了，歌图先生，有您的一封电报。”
我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泽兰展开电报的手势，似乎在遮挡我的视线。
他很快读完电报，平静地对我说，这是一封需要立刻回讯的急电，让我在这里等他回来。
我微笑点头。
然后想起自己也有一封电报要发。
我在纸巾上写下给路易的留言：
我最亲爱的好朋友，请关注近期纽约的报纸，即使你不在纽约，也请订一些来看，因为那上面即将刊出有关我的大新闻，我现在激动得连觉都睡不着，所以您不应该送我一些玫瑰吗。
接着，我叫来侍者，请他把这些字发给路易，最好能和歌图先生的电报同一批发出去。
侍者告诉我，歌图先生没有电报要发，至少，他没有在俱乐部发。
泽兰·歌图离开俱乐部已经有一会儿了。
我笑了笑，然后请他帮我拿一杯咖啡。
泽兰在半个小时后回来。
“我跑了一趟邮局，希望您没有等得不耐烦。”
我答非所问地说，“感谢你昨天晚上帮我把纽兰弄走。”
“我已经禁止他再纠缠您。”
我微笑，“看来纽兰很听你的话。”
“他不得不听。”
“难不成他也有把柄在你手里？”
那双毫无感情的铁蓝色眼睛看了我一会儿。
“我们是孪生兄弟，我们知道怎么才能利益最大化。”
我做了个赞赏的手势。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些双胞胎之间有一条隐形的脐带，也许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结，他们或许表面心口不一，实际却像连体人一样，是一对无法分割的整体。”我举起咖啡杯，“敬世上所有的相似之物。上帝不应该把你们分开。”
他若有所思地和我碰了杯。
剩下的时间，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妇女团体的活动，泽兰受邀发表演讲。他主张建立一个医疗救济基金会，接受公众捐赠，以治疗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
坐在第一排的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淡漠地盯了我一眼，就像公开手术的那天，看闹场的利弗顿先生一样。
这天我似乎一直和泽兰在一起。
我们在城里用晚餐，和他的竞选搭档一起，他们的聊天内容让我不断发笑。
“抱歉，我突然想起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泽兰宽慰着那位律师相貌的年轻人，“不用在意，拉法罗医生是个可以信任的人。”
九点后，我们上了马车，回他的住处。
下车时，我踩空了一块踏板，差点摔下去，他及时抱住了我。
“约克，”他略带严厉地对马车夫说，“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这块踏板要重新装一下。”
“非常抱歉，歌图先生，我今天晚上就把这活儿干了。”
他扶我下车，然后松手，和抱住我一样干脆利落。
隔日下午，他如约带我去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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