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秋水》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苏东坡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从杭州回到了京城。熟读《庄子》的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化身为一只鹓鶵，非梧桐不栖，非甘泉不饮，非竹实不食，非杭州不仕。然而，现实却不容许他有这份清高。此次回京，他深感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压迫感。尽管他一再请求外放地方任职，高太后却坚决召他回京。
自洛党与蜀党相争两败俱伤后，朝政大权落入朔党手中。朝堂之上，朔党一家独大，其领袖刘挚担任尚书右仆射，与吕大防沆瀣一气，共同把持朝政。高太后期望苏轼兄弟能在朝堂上牵制刘挚、吕大防等人。苏轼回京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及侍读，而弟弟苏辙则担任尚书右丞。由于元丰改制已取消参知政事一职，尚书左右丞便成为副宰相的职位。
这是苏东坡第七次回京，朝堂之上依旧由高太后垂帘听政。然而，此时的哲宗已年满17岁，经过几年的历练，他显然已形成了一套与高太后截然相反的执政理念。哲宗对高太后独断专行、迟迟不归还政权的做法，以及大臣们趋炎附势、背北面南的行为深感不满，朝堂上暗流涌动，预示着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苏东坡此次进京，并未打算久留，他将家眷悉数送回常州，自己则借住在弟弟苏辙的东府。
苏东坡深知朝堂局势复杂，党争之患未除，朔党虽受打击，但余波仍在，新的势力或许正在暗处悄然积聚力量。他每日上朝，都如履薄冰，看着哲宗那日益成熟却带着隐忍怒意的脸庞，以及高太后虽年事渐高却仍紧握权柄的模样，心中满是忧虑。在东府借住的日子里，他与苏辙常常彻夜长谈，分析朝堂局势，思索着如何在这风云变幻之中自处，又能为这摇摇欲坠的朝局尽一份心力，只是这局势如同乱麻，一时竟难以找到头绪。
树欲静而风不止，苏东坡回京后，随着苏家兄弟皆身居要职，蜀党势力日益壮大。不甘失去权力的朔党遂再次兴风作浪，企图重现乌台诗案，排挤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时任侍御史的朔党成员贾易，对苏轼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政绩及言论横加挑剔，展开新一轮攻讦。贾易指责苏轼奏报浙西灾情不实，意图借“考验”灾情制造事端。此外，贾易还翻出旧账，以苏轼早年于竹西寺所作诗句为借口，诬陷其对先帝之丧“闻而心喜”，犯下“悖逆大罪”。苏东坡对这种无休止的党争早已深感厌倦，遂再次上书高太后和哲宗，请求外任。一直仰慕苏东坡才学的高太后，见其再次成为党争的靶心，于心不忍，终同意其外任请求，下旨任命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颍州。
一掬西湖水，万世千秋情！颍州堪称苏东坡的福地，他在这里接过了欧阳修文坛盟主的重任。此次被任命为颍州知州，苏东坡心情大悦，在致好友王定国的信中写道：“某已得颍州，极慰所欲。”八月初接到高太后任命他为颍州知州的懿旨，当月二十二日，苏东坡便迅速赶赴颍州上任。到任后，他打破常规，连上两道谢表，表达对太后和皇帝任命自己为颍州知州的深切感激。在第一道奏表中，他言道：“伏念臣早缘多难，无意轩裳；晚以虚名，偶尘侍从。虽云时可，每与愿违。既未决于归田，故力求于治郡。慈母爱子，但怜其无能；明君知臣，终护其所短。自欣投老，渐获安身。”苏轼在奏表中将太后准许自己外任比作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在第二道奏表中，他又写道：“平生所乐，临老获从。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以汝、颍为州，邦几称首。土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宾主俱贤，盖宗资、范孟博之旧治；文献相续，有晏殊、欧阳修之遗风。”由此可见，苏轼对担任颍州知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抵达颍州，故地重游，仿佛重温旧梦。颍州的风土人情，满载着回忆，仿佛与恩师欧阳修西湖泛舟的情景就在昨日。然而，此时欧阳修已辞世多年，苏轼自己也已白发苍颜。抵达颍州的次日，应友人之邀，苏轼与朋友夜游西湖，小船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轻轻摇曳。忽然，湖边传来恩公欧阳修的《木兰花令》，清寒的夜晚，圆月高悬，湖波轻扬，秋韵幽咽。听到歌女幽怨的歌声，苏轼怅然若失，仿佛恩公欧阳修此刻也坐在船上，白发童颜，神采奕奕。苏轼不由自主地走向船头，吟出一首《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这首词是苏轼与恩师欧阳修的隔空对唱，亦是穿越时空的灵魂对话。
就在苏轼在西湖上缅怀恩师欧阳修之际，他突然接到噩耗，另一位恩师张方平已于元祐六年在南都病逝。由于路途遥远且公务繁忙，苏轼无法亲自前往吊唁，便在颍州荐福寺举行了祭奠仪式。张方平的离世令苏轼悲痛万分，犹如失去父亲一般，他接连写下三篇祭文，以表达对张方平的深切哀思。
在第一篇祭文中，苏轼写道：“时我兄弟，尚未冠绅。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闻道，困于垢尘。每从公谈，弃故服新。”他深感张方平的举荐之恩，认为若非张方平的提携，苏氏兄弟恐怕难以名扬天下。
在第二篇祭文中，苏轼深情回忆道：“我游门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升堂入室，问道学礼，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倾海，如橐鼓风。”他感慨自己作为张方平的门下士已有38年之久，期间多次受到张方平的悉心关照。近15年间，苏轼六次路过南都，其中五次都前往拜见张方平，每次相见，张方平总是给予他谆谆教诲。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轼在得知张方平去世的消息后，却无法亲自前往祭奠，“敛不拊棺，葬不执绋”，这令他深感愧疚。但在祭文中，苏轼写道：“公知我深，我岂不知，公之所从。生不求人，没不求天，自与天通。天不吾欺，寿考之余，报施亦丰。”他坚信张方平的德行与天地相通，天必不负其善行。
苏轼与张方平的情谊深厚如父子，“早以一日之知，遂托忘年之契”。
“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苏轼《泛颍》）。苏轼对颍州的热爱丝毫不逊于他的恩师欧阳修，尤其是对西湖，他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感，以至于错将颍州当作杭州，错把颍州西湖当作杭州西湖。苏轼有一个别称，名为“西湖长”，这一称号最初由诗人杨万里所赠，他在诗中写道：“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东坡曾两度在杭州为官，曾任颍州知州，调任扬州，贬至惠州，游历雷州。他所涉足的这些地方，恰巧都拥有西湖。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评价他：“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已无。”
然而，苏轼这位西湖长并非单纯喜爱游玩。他“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实则是在处理一件关乎颍州百姓福祉的大事。苏轼到任颍州时，一项重大工程已然启动——在陈州境内开挖一条长达354里的新沟，名为八丈沟，计划将陈州之水通过此沟引入颍河。这项工程已获皇帝特批，旨在排除陈州水患。按常理，苏轼完全可以不过问，继续执行朝廷的决定。但苏轼素来实事求是，当从当地百姓口中得知开挖八丈沟不仅无法解决陈州水患，反而可能使颍州变成一片汪洋时，他立即上书朝廷：“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详，难以会议。”他请求负责商议的官员暂缓到颍州，待他实地考察后，再行上报。
争取到朝廷同意后，苏轼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实地调查和测量。他派遣教练使史昱等人组成勘探小组，从蔡口到淮上，组织沿途各县的官吏，仔细测量地形高下。利用水平尺，分段测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竹竿，每根竹竿都用水平器记下高低尺寸，共立了五千八百一十一根竹竿，折算成今天的计量方式，总距离达四百八十四里多。通过科学测量，苏轼掌握了地面高低、各沟深浅、淮河涨水高度及八丈沟等沟口有无壅塞的情况。结论显示，八丈沟入淮口的水位在淮河泛涨时高于上游蔡口水位八尺五寸，淮水势必倒灌。事实证明，开挖八丈沟不仅无法解除陈州水患，反而会导致上下游来水在颍州横流，淹没农田。
苏轼立即向皇帝报告，连上三道奏折。他在奏折中指出：“历观数年以来众人议论”，“考之前史”，开挖八丈沟工程浩大，耗资巨大，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由于颍州地处平原，地面低于水面，若挖开八丈沟，实则将周边洪水引入颍州，以产粮为主的颍州将变成一片汪洋，后果严重。苏轼此举风险极大，既得罪周边知府，更有冒犯朝廷之嫌。但他认为此工程关乎颍州百姓生存，坚持据理力争。他在奏折中强调：“臣经体验，得知每年颖河一旦涨溢，大水直至颖州城门脚下，官民皆有畏惧。若八丈沟不能东流，反为次河江陂等水所夺，再南入颖河，则会导致颖河之水常年溢出，更受陈州一带积水影响，稍加数尺，便会引发颖州水灾，致使民不聊生，遗患无穷。”
苏轼还质疑工程预算的合理性：“这钱数是如何估量得出的？县吏罗适断定八丈沟下口不会堵塞，但据臣详细测量，实际尺寸悬殊极大。未来八丈沟遇淮水大涨时，三百里内堵住不走，二水相遇，横流数百里，五到七天不退，颖州庄稼将全被淹没。来年之时，颖州百姓吃什么则成问题。”最终，朝廷采纳了苏轼的正确意见，取消了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这一决策不仅避免了十八万民夫的劳苦，还为朝廷节约了三十七万贯石的工程开支，更重要的是使颍州百姓免遭一场潜在的灭顶之灾。
在阻止开挖八丈沟的同时，苏轼还向朝廷奏请，留下开挖黄河的民夫万余人，用于开挖颍州沟渠，疏浚治理颍州西湖。在《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诗的自注中，苏轼写道：“去岁颍州灾伤，予奏罢黄河夫万人开本州沟，从之，以馀力作三闸，通焦陂水，浚西湖。”他组织民工对颍州西湖进行全面浚理，建造了三座水闸，沟通了焦陂、清河、西湖与泉河、淮河的航道。
苏轼自元祐六年八月任颍州知州，至元祐七年二月离任，实际在任时间不足半年。然而，在这短暂的半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颍州西湖度过。当他离开颍州时，西湖的治理工程尚未完成。即便已身在扬州，他仍密切关注着颍州西湖的治理进展。在他与赵德麟的几首往来诗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待颍州西湖工程全面竣工后，赵德麟写信向苏轼报喜，并在诗中提及要与杭州西湖一争高下。
苏轼为此作《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一诗，表达内心的喜悦：“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朅来颍尾弄秋色，一水萦带昭灵宫。坐思吴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瞳胧。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琉璃风。雷塘水干禾黍满，宝钗耕出馀鸾龙。明年诗客来吊古，伴我霜夜号秋虫。”
苏轼属火命，一生注定奔波忙碌。元祐六年冬季，颍州遭遇大雪，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灾害。据赵德麟所著《侯鲭录》卷四《东坡汝阴赈饥寒》条记载：“元祐六年，汝阴久雪。一日，天未亮，东坡前来召集群臣商议，言：‘我彻夜难眠，挂念颍州百姓的饥寒，欲捐百馀千钱，制作饼食以救济。如今百姓之困，不过是缺食少火。义仓中积谷数千石，足以分发，以解民困。作院存炭数万斤，酒务尚余柴数十万斤，按原价售出，可助百姓度过难关。’东坡随即道：‘此事可成矣。’”
时任颍州教授的陈师道，闻听苏轼与下属赵德麟赈济颍州灾民的善举后，感慨万千，作《雪中》一诗以记其事：“掠地冲风敌万人，蔽天密雪几微尘。漫山塞壑疑无地，投隙穿帷巧致身。映积读书今已老，闭门高卧不缘贫。遥知更上湖边寺，一笑潜回万宝春。”此诗又名《连日大雪，以疾作不出，闻苏公与德麟同登女郎台》，诗末句自注“是日赐柴米”。
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苏轼为百姓免除冻饿之苦，内心极为欣慰，随后更是不畏风雪，前往颍州西湖赏雪景，尽享自然之美。
苏轼在颍州期间，致力于缉盗安民。颍州汝阴县尉李直方自掏腰包，积极缉拿盗匪，且多次以身犯险，亲自深入盗匪巢穴进行抓捕。元祐七年正月，苏轼为此事特地呈上表状（详见苏轼《乞将合转一官与李直方酬奖状》），请求朝廷对李直方予以第三等恩赏，并特赐指挥，以此激励那些“忠义胆决、方略兼备”的臣子。考虑到朝廷可能会吝惜这一恩赏，苏轼查证自己按规定应晋升为朝散郎，便情愿自请不转官职，将这一恩赏转授予李直方。
在颍州，苏轼还创办了“颍州义学”，致力于培养当地人才。他倡导“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教育理念，鼓励学子们潜心学问、注重实践积累。这一理念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颍州虽不如杭州富饶，但风景秀丽，苏轼在此除了与欧阳修家人交往，还有赵德麟、陈师道等一众知己。公务之余，苏轼常与友人畅游西湖，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在此期间，苏轼创作了大量文学与艺术作品。他撰写了《秋阳赋》《洞庭春色赋并引》和《酒隐赋并叙》三篇赋文，可称之为苏轼的“颍州三赋”。其中，《洞庭春色赋并引》和《酒隐赋并叙》两篇描绘了酿酒饮酒及以酒隐逸的情景，《秋阳赋》则反映了世事的艰难。在颍州的半年间，苏轼创作了“知颍诗”69首，填词7首，并在外地撰写了与颍州密切相关的“离颍诗”12首。
苏轼在颍州还留下了诸多书法佳作，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中吕满庭芳》《颍州祷雨帖》《菊说帖》《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临颜真卿争坐位帖》和《怀欧桥》等。当年十一月的一个傍晚，苏轼在颍州西湖的“竹间亭”，为赵令畤、陈师道、欧阳叔弼、欧阳季默和刘景文等人创作了画作《枯木图》。在颍州期间，苏轼还深入研读、讨论陶渊明的事迹，并校阅了《陶渊明集》。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正当苏轼在颍州任上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时，上任仅八个月，朝廷便下达诏书，改调他为扬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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