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二月末入院——三月二十日出院。
这二十一天,像一生那么长。
哥哥和姐姐来接我。
在外头吃饭时,我能清醒地坐在那里,全靠药物和一天四个小时的睡眠维系。但这四个小时,足以让我重新积攒说话的力气,目光敢在别人脸上短暂停留,脚底,也终于传来踏在实地,而非虚空的感觉。
回到哥哥家,小侄女和女儿一齐扑上来,软软的身子紧紧搂住我。
"姑姑——"
"妈妈——"
一声叠着一身。
像无数温暖坚韧的丝线,把几乎要飘走的我,从混沌中一寸寸拽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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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不容我喘息。
姐姐随即陪我去给女儿办转园。连续半年的失眠,让我的皮肤布满痘痕与过敏的红斑,头发大把脱落,掺杂了许多刺眼的白。
若不是仗着从前底子好,我恐怕早已被面容的焦虑彻底吞噬。
但我必须去。
孩子的事,必须由我亲自去做。
姐姐在一旁,语气温柔却坚定:"我陪你,但你要自己去做。"
她深知,若她代劳,我会立刻缩回那个自以为安全的堡垒——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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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事,她直接带我去了租住的房子。
她们如此细心,知道没有光的房子不利于康复,特意为我寻了这间空气通透、满室明亮的屋子。
我明白他们的苦心——他们怕我继续躲在那个拥挤的环境里,把任何一点声响,都当作刺耳的责备。
一个月两千多块的两房一厅,成了压在我心头的巨石。内疚感日夜不休地啃噬着我,为这额外的花费,也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往。
我曾深信不疑的某些东西,已经塌陷了。如今,我竟还在为成为家人的负担而自责,仿佛我寻求生存的本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可是,活下去,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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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斩钉截铁地打断我的思绪:
"别再想钱!这是你治病和带孩子应该有的基本环境,没人跟你要。一年不好,就住两年,住到你好为止!"
我知道她存款无几,如今又为我停下了工作。她这份不顾一切的勇敢,给了我莫大的力量。她正死死拽着不断下坠的我,若我再沉下去,带给她的将是毁灭。
我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活着,绝不能让拼尽全力拉住我的人,最终寒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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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所需的费用,每月依然准时到账,用以支付房租和孩子的学费。
这反而让我更清晰地看见:人与人之间,责任与情感,原来可以如此泾渭分明。
我终于开始练习"课题分离"。
姐姐的话点醒我:"我拉你是我的事,孩子上学是她的事,别人的选择是别人的事。你忘了医生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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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屋的阳台,有几个干涸的旧花盆。
姐姐每天抽空松土、施肥,将板结的土块重新弄活,然后撒下空心菜和南瓜藤的种子。
不过一天,空心菜的嫩芽就顶破土层,探出头来。
我看着那点新绿,心想,它们,就是我。
每天凌晨四点多醒来,我便在阳台守着它们,看它们发芽,看它们每一刻成长的姿态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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