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老家的习俗，年三十，出嫁的女儿是不能在娘家过的。
于是，那个名义上的“丈夫”来了，接我回去“团圆”。我像一个道具，被接回那个冰冷的房子里，完成了一场名为“团圆”的表演，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除夕。
我内心还怀着一丝可怜的期待。期待着过完年，大家能为我这沉重的病，做出一个切实的安排：帮我安顿好孩子，让我能安心去住院。
可是，现实又一次击碎了我的幻想。他的“安排”，竟然是把孩子独自放到他老家去。我听到这个决定的瞬间，浑身血液都凉了。这难道不是又一次要将孩子推入不确定和恐惧之中吗？她刚刚经历了一周的高烧和情绪狂躁，心灵脆弱不堪。现在又要她换环境、换学校、离开妈妈？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这是再一次的摧毁！
我绝不能允许。
我转过身，求我的母亲：“妈，帮我带着她。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住院吧！”我不能再管他了。让他自己去抱着他那沉重的房贷，和他口中所谓的“为这个家好”一起过日子吧。
初八，他上班去了。临走前，留下的不是关怀，而是一句冰冷的质问：“你到底想怎么样？还让不让人活下去？这样下去每个人都得疯！”
是的，都要疯了。最先疯掉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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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决定异常清晰：我必须住院治疗。我知道，唯一能让我最放心、最能给我女儿温暖和生机的地方，是靠近我哥哥家。那里有两个充满爱与阳光的侄女，她们或许能伸出手，把我女儿从恐惧的边缘拉回来一把。
但我遭遇了第一个现实的、却也合情合理的阻碍。哥哥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艰难地开口了。他的家并不宽敞，他也有自己的妻女需要守护。长期共住，那沉重的氛围和巨大的不确定性，是他必须为他的小家庭挡在外面的。他无法答应让我们住进去。
那一刻，我没有怨恨，只有更深切的绝望和理解。家人的爱，原来也有其边界。
可是，爱在界限之外，依然找到了它的方式。哥哥虽然无法提供住所，但他和姐姐，依旧用行动接住了我的无助。他们明白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于是退而求其次，替我奔波，为我租下了附近一个小小的房子。
姐姐对我说：“你想靠近他们，得到些照应，只能这样了。别怕，我陪着你。”
这句话，重若干钧。意味着她不仅要陪我走向医院的深渊，还要陪我面对出院后一片狼藉的、孤独的生活。她放下了自己所有的工作和生活，成为了我此刻唯一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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