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承认，我祈求不来他，以及他家庭的帮助。
我转而祈求我的家人：帮帮我。帮我关掉那间我曾一手创业经营起来的小店。它曾是我心血的结晶，独立的象征，如今，却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铺租、经济压力、无人看管的重担，我再也背负不起了。
孩子上学需要人悉心照顾，而他，似乎只能顾得上自己。曾经的温柔与体贴，早已在无尽的指责和冷漠中消耗殆尽，连最后一丝伪装都不愿给予。至于孩子，他总能用那一句话将我牢牢捆住：“她只要你。”
这句话，抽干了我最后一点犹豫。
我该离开了。
但这一次，我必须带着孩子一起走。我比谁都清楚，如果把她留在这个冰冷、扭曲、充满指责的环境里，我永远也好不了。而她，也会被彻底毁掉。
最终，陪我支撑着处理完这一切残局的，是我的原生家庭。熬到孩子寒假，我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窗口。
我对妈妈说：“妈，你带孩子先回老家吧。我需要自己去住院治疗。”
妈妈的眼神里充满了心疼和不忍，却也带着她那个年代固有的认知与一丝未加掩饰的迷信。她拉着我的手说：“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过完年，回去找人家‘点一下’（指找神婆做法事），就会好了。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年住院，让我怎么安心？”
我明白，这是她能想到的、最真诚的爱的表达方式。她相信是某种“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我，一场法事就能驱散我内心的风暴。
那时，我已失眠半年多，精神恍惚，身心俱疲。但那一刻，我依然坐进了驾驶座，拖着行李箱，载着一老一小，踏上了长达五百多公里的归途。
我发现，开车时那种极致的专注，能让我短暂地感觉自己还真切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眼睛必须盯着前方的路，双手必须握紧方向盘，大脑只能处理驾驶这一件事。在那几个小时里，抑郁症的浓雾仿佛被逼退了几分。
我甚至有一个危险的念头：好想就这样一直开下去，没有终点，不用面对一切。
可是后视镜里，孩子睡着的脸庞提醒着我：不行，你还有责任。你必须为她撑住。
“先熬过这个新年吧。”我对自己说。
这不仅是母亲的心愿，也成了我给自己下达的一个任务。我告诉自己：完成它，按她说的做，过完年，一切也许就真的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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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是一个异常痛苦的新年。
窗外，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家家户户的团圆笑语；门内，是我死寂的内心和强撑的表演。我吃着年夜饭，却味同嚼蜡；我看着春晚，却看不懂任何笑点。我的灵魂仿佛抽离在外，冷眼看着这具名为“我”的躯体，在进行一场名为“过年”的拙劣演出。
我知道，我正在经历的，是一种无法与外人言的巨大痛苦。
这份痛苦，源于爱我的母亲无法理解我的病，源于我必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满足她的期盼，源于我对未来的恐惧和无助。
这份新年的热闹，成了我一生都无法弥补和忘却的痛苦背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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