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五十八，杨洲坐在教委办公楼五楼的项目协调室里，右手拇指抵在键盘空格上，盯着屏幕上的邮件正文看了几秒，才缓缓松开手指。
昨晚回家后，他重新调阅了一遍心理干预项目在研究阶段的执行流程与归档资料。他不是研究人员，也无法接触原始数据，只能查阅教委端存档的非涉密文书，包括伦理审批意见、访谈安排记录、阶段性小结以及流程图等。其中有几组访谈记录的时间间隔显得异常偏长，他做了标注，查到大多是因为学生排期冲突或短期拒访，心理学院方面提供了相应说明，也都有补访登记。从整体时间节奏和文书密度来看，并未发现系统性疏漏。
数据处理环节由理学院蒋其琛团队负责，相关流程文档齐全；心理风险初筛指标由吴盛教授拟定，已在伦理审查阶段通过内容审核。整套研究方案走过学院、学校和教委三轮伦理审查，修订记录和签字文件清晰在案。就目前调阅结果来看，项目设计和研究执行在程序上基本合规，尚无违规痕迹。虽然技术细节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从流程文件来看，项目在研究阶段的规范性是成立的。他把几项时间节点标记为“待确认”，但在未获得上级指示前，这些模糊地带，他不好擅自下判断。
他把那封总结邮件又读了一遍，确认没有语气过重的字眼，点击了发送。
王主任，您好。
附件是五中试点阶段的流程资料，昨晚对访谈记录、数据归档和操作说明重新核对过，目前为止未发现重大流程偏差。个别学生访谈时间间隔较长，原因多为主观排斥或排期冲突，补访情况均有登记。数据采集和评估指标执行在伦理审批范围内，相关责任人签字齐全。
初步判断项目在程序上不存在实质问题。如需我再与高校研究团队进一步核对，请随时指示。
杨洲
邮件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时，门外响起敲门声。
“杨哥？”是办公室秘书的声音，压得很低，“外面有两位警官找，说想了解一下心理干预项目的情况。”
杨洲略有一瞬怔神，随即站起身来，把桌上的流程图和时间节点表理好。“好，请他们进来吧。”
门很快被推开，一前一后进来两人。前面那位身材不高，穿着便衣，神情沉静，手里拿着一个旧款文件夹；后面那位背着包，看起来比前者年轻一些，走路带点风尘气。
“杨洲先生？”领头那人主动伸手，“您好，我是H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陈望，这是我同事警员路斌。我们正在调查五中学生唐述坤坠楼事件。”
“哦，二位好。”杨洲也伸手与他们一一握了握，“我听说了这件事，昨天我们还开会讨论了……请坐。”
三人各自落座。杨洲看了他们一眼，轻声道：“二位警官想了解什么？“他在警察们还没开口之前主动问，接着说：”我昨晚梳理了一下试点期间的主要流程节点，有个大致的执行脉络。如果你们后续需要查阅具体材料，我可以帮忙协调申请，但文件本身涉及项目备案，需要通过正式流程。”
陈望点点头，没说客套话，而是直接看着他，缓缓开口：“那位学生，就是你们干预项目试点学校的孩子。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杨洲也看着他，语气不高，但字字清晰：“我昨晚看到新闻，名字和学校都对得上。老实说，我听我们主任说的时候也愣了一下。”
“你在项目里的角色是？”
“我是负责教委与高校、中学之间的沟通协调人。”杨洲答得很直接，“主要职责是确保流程安排顺畅，比如时间节点、访谈排期、场地调度、资料归档……但是访谈内容本身、心理指标设定，或者数据处理这些，我是不参与的。”
陈望微微点头，语气不动声色：“那学生的数据，就是问卷结果，访谈内容之类的，是怎么采集的？你有了解过吗？”
“作为联络人，我知道大概流程，但不负责操作。”杨洲顿了顿，语气依旧温和，“采集工作是高校研究团队完成的，采集前有知情说明和监护人签字，所有程序走的是伦理审批通过的方案。执行人员也都签了保密和规范协议。”
“我们从唐述坤的家属和老师那儿了解到，他似乎并不清楚自己提供了哪些数据，更不知道这些数据会怎么用。”陈望语气平稳，“你们这个‘知情同意’，具体是怎么落实的？”
杨洲语气缓了些，回答也带了明显的界限感：“知情文件在前期材料中都有，电子档和纸质档都有归档。我昨晚查过了，文件内容写得比较清楚，用词也比较规范。”
陈望点点头，又问：“你知道实际执行的时候，这些说明有没有真的讲到位？”
这次，杨洲沉默了一下，说：“我不在现场，也没有参与具体的发放和讲解环节，所以这个我没办法确认。我能调到的是研究阶段的备案流程，不是现场的每一场说明会。”
陈望接着问：“你们这个项目，试点多久了？”
杨洲回答：“从去年6月下发的通知，9月学生开学正式开始的。”
陈望静静思索，路斌紧接着问了一句：“那研究了多久，杨先生清楚吗？”
“研究在我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已经进行很久了，我是两年前加入的。”
陈望问：“杨先生，你在这个项目中也有角色，是不是说，这个研究项目本身就是校政的联合项目？”
杨洲回答道：“我这种基层的公/务/员，自然是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的。这个项目两方牵扯得有多深，陈队长，您还是跟我们领导或者项目的负责人聊聊吧，我这里……不好回答。”
陈望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把桌上那份流程图翻开，随意扫了一眼，低声问：“你自己怎么看？一个高三学生，在项目运行期间坠楼……你觉得，这之间有没有关联？”
杨洲语气比刚才更低：“……我不能说没有任何可能性。但就我昨晚查到的预设流程看，目前看不出直接关联。”
“你说的是‘流程上’，没错吧？”
“是。”杨洲抬眼看他，眼神平稳，“我不是在推责任，我知道这件事很严重。我只是……希望我们判断的时候，能基于客观证据，而不是只因为项目在，学生出了事，就直接认为是项目导致的。”
“我理解你的立场。”陈望微微点头，语气依旧平，“但从我的角度看，孩子在项目期间反复提到‘被看见’‘被归类’‘像是被排过序’，这些话不是空口说的。”
杨洲微微一震。
“这些话我们从他日记里看到的。”陈望的声音往下压了一些，“如果不是你们项目的流程问题，就是你们项目在立项时，甚至是研究阶段的问题，我们会查清楚具体是为什么的。”
短暂的沉默之后，杨洲轻轻吸了一口气：“你们要查，我支持。我这边有流程文件，也可以联系相关教授，如果你们愿意，也能对接访谈记录。”
“好，那先谢谢了。”陈望起身，随手合上资料夹，“杨先生，请问谁是这个项目的研究负责人？”
“心理学院的吴盛教授。”杨洲站起来，礼貌地说，“如果你们联系不到他，我可以发信息帮你们约。”
“谢谢。”陈望点头。
二位警官离开杨洲的办公室。门合上，室内重回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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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委大楼出来，正值早高峰结束，街道上的车流缓了一点，但空气依旧闷热。陈望边走边掏出手机，翻开备忘录，把“访谈分类标准”“学校接收标签记录”“归类反馈流程”几项关键词敲了进去。他打完字收起手机，走到街角路边，停在那辆旧款警务用车旁，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路斌跟着上车，刚系好安全带就犹豫地问：
“陈队……按说这案子程序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吧？法医和技侦都没问题，老师同学也交代清楚……算是没可疑了？”
陈望没动。他手握着方向盘，目光穿过前挡风玻璃，落在远处街口。过了几秒，他开口，声音不高：“可是没动机啊。”声音拖得很长，语气里全是怀疑。
他缓缓启动车子，热着车，语气始终平稳：“死的方式我们都能确认。跳楼、当场死亡，无外力干预——这些都能写进报告。但他为什么跳，谁都没说清楚。法医没解释，老师不知道，连他父母也只是反复说他不是会做这种事。”
“陈队，那你是怀疑……？”
“没动机就结案，总是有个疙瘩，而且就算这么交上去，也会有隐患。”他看着前方红灯亮起，轻声说：“而且……这个学生的事……“陈望欲言又止。
”很多时候，我们都太急着归类了。‘心理问题’、‘情绪崩溃’、‘适应困难’，这些词看起来有解释力，但其实只是把一团糊涂事压进一个词里。”
他顿了顿，右手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但那是个活生生的人啊，一条年轻的生命……也许很多年之后，他长大了，会像你我一样奔波在早高峰的人流车流里，或者幸运地，他不用工作，跟着他父母去国外享受富二代的生活，还或者，他一事无成，在某个合租房里和朋友喝酒、打游戏、被房东催租，但所有这些，他都活着，喘气，犯错，然后慢慢成熟。他不是一个分类里的内容，不是一份报告上的结论。他可能只是，在一个谁都觉得不算异常的位置上，慢慢退到了最边缘，却没有人注意过为什么。”
陈望深深叹了一口气，继续说：“结案报告里，我不想他他承受过的真实的痛苦就这么忽略——这些，也许从一开始就没人愿意重视，最后还改变了他的命运。”
路斌沉默了很久，听得似懂非懂，偶尔点点头。
陈望补了一句：“他爸妈昨天看着我说‘我们不信’，这就是家属不认可自杀这个说法啊，所以程序也好，情理也好，咱们都还有活儿干呢，小伙子。”车厢内安静下来。
路斌点头用力了一些。“好，陈队，你说，咱们接下来怎么做？”
“杨洲给你的那个电话，你打过去问一下，那位吴教授在不在学校，在的话去一趟。”
红灯转绿，车子驶了出去。阳光照进来，城市像被精准分类过的机器，一切按节奏运转。可陈望知道，如果没有人停下来去看那些“被默认合逻辑的死”，那么这些逻辑，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冷。我们越习惯用逻辑结构来理解世界，就越容易对“偏差”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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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大心理学院的旧楼在校区西北角，沿着通往实验楼的小径斜斜退进去。植被浓密，砖墙爬满爬山虎，夏日光线从叶缝间漏下来，把台阶照得温润。上午十点，陈望和路斌站在吴盛教授办公室的门口，敲了两下门。
“请进。”屋里传出一声温和男声，语气像泡了一壶刚刚好的茶。推门进去，是一间不大的工作室，木质书柜和白板间隔着排列，正中摆着一张没有主客之分的圆桌。桌后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头发微灰，戴着金边眼镜，穿着亚麻色的立领衬衫。面容干净，举止温文，一抬眼就带着笑意。
“你们是……？”
“您好，吴教授。”陈望出示证件，语气不急不缓，“刚刚联系过，我是H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陈望，这位是我同事路斌。打扰了。”
“哪儿的话。”吴盛放下手中的打印稿，起身握手，“我也接到了杨洲的电话，说你们可能今天会过来，问我一些关于研究项目的事。”
三人落座。桌上放着茶具，一壶水还在冒热气。吴盛顺手倒了三杯，慢条斯理地递过来：“天气燥，不如先喝口茶——刑侦的事我不懂，但心理学这行，我能说的，我都说。”
陈望端起茶杯点头致谢，却没喝。他把公文包里的记录板放在膝头，拿出唐述坤的日记本，没有打开，开门见山地问：
“吴教授，想请您确认几件事。五中学生唐述坤自杀前，是不是被你们项目归为‘重点关注人群’？”
“这个问题……不好直接回答。”吴盛笑了笑，语气仍是温和，“项目确实有一个‘心理风险等级’的评估系统，核心是为了方便在校老师有针对性地给予帮助。但我们从不给学生贴标签。”
陈望没急着接话，只是略微倾身，声音低了一点：“可‘心理等级评估’本身，不就是一种分类？”
吴盛微微一顿，神色未变：“分类，是为了合理分配初高中学校的心理学资源，但这和‘标签’不一样。标签是贴在一个人身上的判断，我们呢，只是做一种趋势的提示。”
“那这个筛选的标准是谁定的？”
“我和我的团队。”吴盛点点头，承认得很自然，“评估体系是由我和理学院那边一起搭的，主要参考的是症状学问卷、自评量表、行为指标和一部分访谈分析结果。算法只负责计算概率和权重，人工复核必须有两名心理研究助理共同签字。”
陈望看着他，“如果一个学生表现得平静、礼貌，但其实在防御和掩盖，那你们怎么判断？”
“这是心理学的永恒难题。”吴盛没有反驳，语气像在讲课，“我们用的是‘以风险为导向’的原则，不是诊断，也不是医疗判断。我们不是在界定他‘是不是抑郁’，而是在判断——他‘有没有可能在当前环境下产生波动’。这不是盖章，而是预警。”
“可如果这个‘预警’落在学生耳朵里呢？”陈望追问，“他知道自己被归为‘重点’，老师找他谈话，同学注意他，行政干预安排课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变相标签？”
吴盛沉默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慢慢喝了一口茶。
陈望继续道：“你们说不通知学生，但现实里，老师是怎么知道要找谁谈话的？是学校主动查询？还是你们提供了名单？”
吴盛终于抬眼：“我们会向学校反馈需要‘额外关注’的人群，但不具体标出等级，更不会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学生层面。毕竟，我们也不会直接接触所有的学生。”
“可这些‘反馈’，真的不会传出去？”陈望问得极轻，“有时候，一个标签就算不贴在额头上，也会像气味一样——别人能闻到，当事人更难忽视。”
吴盛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轻声回问：“陈警官，你知道我们学校的心理援助热线，今年一个月接了多少通电话吗？”
“五十六通。”吴盛语气不重，“其中四十二通，是主动挂断的。有的号码只响一声，有的接通后沉默几十秒，然后挂断。我们回拨，大多数都关机了。”他看着陈望，眼神比刚才柔和得多，却多了一点东西，像是岁月里的疲惫和不甘。
“这些学生，连一个电话都不敢好好讲完。我们做项目，是想让他们不用再打这种电话——在有人看见之前，在他们自己还来得及求助之前。可是我们现在被问的，是不是看得太多。”
“吴老师，我理解你们做的不是诊断。可如果一个学生被重点关注，老师和同学开始区别看待他，他自己会不会下意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慢慢地，真的变成了你们评估里‘可能出问题’的那种人？”
吴盛点头，像是接受了这句话的重量。他缓缓把茶杯放回垫子上：
“这个问题，我理解。”他语气终于收敛了一点笑意，“如果有哪一步让一个本来就敏感的孩子，感觉自己‘被放进了盒子里’——那我们再多的流程、再多的签字，也都不值了。”他顿了顿，“但我们并不主动通知‘你是重点人群’这类信息，也不会标记给其他学生或老师。唐述坤的情况，我确实记不太清了。但如果他真的是在高分组里，他会收到一次‘深度访谈邀请’。这不是谈话，而是一种正式干预之前的缓冲。”
“您有访谈记录？”
“有。流程上每次访谈都有录音、有简要笔录，有申请号和编号。”吴盛指指门边的灰色文件柜，“不过这些属于项目资料，我没权擅自给你们。你们如果需要，可以走一下流程，我配合调阅。”
陈望点点头，缓缓站起身。“谢谢您的时间。”
吴盛也起身，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如果之后你们还想再来聊聊学生心理，我随时在。”
陈望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吴教授，你说预测意味着误差，可如果误差总落在同一类人身上，是怎么回事儿？”
吴盛听完，微微一笑，语气像是翻了一页很旧的书：
“你们查的是死因，我们做的是预测。但预测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在误差里行走。”他伸出手，礼貌又克制：“祝你们早日查清楚，也祝这个系统能在误差中慢慢学会承担。”
陈望握了手，没有多说什么，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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