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的东海市,海雾总带着股咸涩的铁味。不是铁锈那种尖锐的腥,是被海水泡透的钝 —— 像东方红纺织厂仓库里堆了十年的铁纱锭,摸上去潮乎乎的,能在掌心留下青灰色的印子。
凌月踩着潮声进入这个临海的工厂时,喇叭裤的靛蓝色在灰雾里炸开,像块被浪冲上岸的蓝印花布。裤脚卷着沙粒,每走一步,布料摩擦水泥地的 “沙沙” 声,都像在数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她的头发烫成波浪,发梢沾着雾水,在晨光里泛着湿亮的光。这是上周偷偷去 “新潮发屋” 烫的,老板娘是从上海下放的知青,用一台二手的蝴蝶牌卷发器,把她原本清汤挂面的直发烫成了 “邓丽君式”。为此凌月省了半个月的粮票,换了两包 “牡丹” 烟塞给老板娘 —— 在东海市,时髦从来都得付代价。
纺织厂的烟囱戳在雾里,像支没蘸墨的笔。“改革开放” 的白底黑字标语牌挂在砖墙上,木牌边缘的红漆被海风啃出细缝,露出底下 “抓革命” 的残字。那字迹是用红漆写的,年代久了,红得发暗,像道没长好的疤。凌月经过时,总觉得那残字在盯着自己的裤腿 —— 喇叭裤是她托人从广州捎的,裤脚宽得能罩住两只脚,靛蓝色的布面上,印着暗纹的海浪图案,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凌月!” 传达室的老张头从窗子里探出头,他的军绿色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老人手里转着个铁环,那是他儿子小时候玩的,锈得厉害,“陈主任在车间门口等着呢,眼睛瞪得像铜铃。”
凌月没应声,往车间走的路上,撞见了搬运棉纱的王大锤。男人肩上扛着半吨重的棉纱包,看见她时突然脚下一滑,棉纱包砸在地上,白花花的棉絮像雪片似的飞起来。“对不住对不住!” 王大锤的脸涨成猪肝色,手忙脚乱地去捡,却越捡越散,“这雾太大,没瞅见你……”
凌月蹲下身帮忙拢棉絮,指尖触到那些柔软的纤维时,突然想起昨晚母亲剪旗袍的动静。母亲的那件月白色旗袍,是外婆传下来的,盘扣是翡翠的,在□□时被搜走,去年突然从仓库角落里找出来,霉斑爬满了下摆。
“留着是祸根。” 母亲的剪刀开合间,丝绸裂成细条,像被撕碎的月光。凌月把其中一根偷偷藏在枕头下,此刻摸着凉凉的棉絮,那根丝绸仿佛在皮肤底下发烫。
车间的铁门推开时,锈轴发出牙酸的 “吱呀” 声,惊得梁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那些鸟总在厂房上空打转,翅膀沾着棉絮,像一团团会飞的云。凌月刚站定,就被扑面而来的热气裹住 —— 三十台织布机并排喘着粗气,铁壳上的红漆剥落处,能看见 “1970” 的铸字,像块块补丁。新换的日本织机夹在中间,铭牌上的 “昭和” 字样被人用白漆涂了又涂,却总在雨天泛出青灰色的底,像块捂不热的冰。
“把裤子卷起来!”陈国建的搪瓷缸子在操作台上磕出脆响,缸沿缺了个口,像被人咬过。男人的手指在缸里搅着浓茶,茶叶梗子竖起来,像片微型的森林。
“机器不认你这资产阶级的裤腿,绞进去就剩骨头渣!” 他背后的墙上,“工业学大庆” 的标语被 “安全生产” 的新纸盖了大半,边角翘起,露出底下 “打倒” 两个字的锋芒,像没藏好的刀。
凌月没动。她的目光越过陈国建的肩膀,落在车间尽头的黑板报上。昨天新出的板报,右上角画着个穿喇叭裤的青年,被红笔打了个叉,旁边写着 “警惕精神污染”。画这画的是宣传委员小周,平时总爱往她跟前凑,问上海的时髦事儿。
“聋了?”陈国建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唾沫星子溅在凌月的卷发上,“你当这是舞厅?穿成这样勾引谁?”
“陈主任,” 张姐的手从纱锭间抽出来,指尖缠着胶布,胶布上的血渍被棉絮染成淡粉,“人家小凌这裤子是干活方便,裤脚宽,不绊机器。” 她往凌月手里塞了颗水果糖,糖纸外又裹着刚撕下来的报纸,印着 “个体户纳税光荣” 的标题,字是黑体,油墨味还没散,显然是今天刚到的报纸。
“我年轻时候,穿件花衬衫都被批斗,现在政策松了,年轻人爱俏,不算错吧?” 张姐的手背上有块月牙形的疤,是 1968 年被□□用皮带扣打的。凌月小时候听母亲说过,张姐当年是纺织厂的厂花,因为跟一个香港归侨跳了支交谊舞,被剃了阴阳头,游街三天。现在她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扣子扣到最顶颗,像要把自己裹成个粽子。
“你少掺和!”陈国建把搪瓷缸子重重一墩,茶水溅出来,在操作台上洇出个深色的圈,“张桂兰,别忘了你档案里还记着黑账呢!”
张姐的脸瞬间白了,手缩回纱锭后,继续穿线。她的动作快得惊人,线头穿过针眼的瞬间,总像有片影子在她手背上晃 —— 凌月仔细看了看,才发现是窗玻璃上的裂缝,阳光透过裂缝照进来,在张姐的疤上投下道细长的光,像条没愈合的伤口。
凌月慢慢卷起裤脚,沙粒落在地上,发出细碎的响。她看见自己的脚踝,那里有圈浅褐色的印子,是去年夏天戴脚链留下的。脚链是塑料的,红得像血,是偷偷从外贸仓库那边人讨来的,后来被母亲发现,当场掰断扔进了海里。
“海里的东西,别往身上戴。” 母亲的声音发颤,“1958 年,有个姑娘戴了条珍珠项链,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投海死了,尸体漂了三天,脖子上还挂着那串珠子。”
“这还差不多。”陈国建的目光扫过凌月的脚踝,像在检查有没有别的 “罪证”。他的喉结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转身走向日本织机,用抹布使劲擦那块被涂过的铭牌,“这洋玩意儿,就是欠收拾。”
凌月走到自己的机位前,开机。织机 “哐当” 一声启动,震得她手心发麻。她的机位挨着蒯文的,那青年正用钢笔在烟盒上写着什么,眼镜片反射着灯管的光,亮得像两滴没干的海水。他的机台上总放着本书,今天是《朦胧诗选》,书页里夹着片贝壳,内侧刻着 “海” 字,笔画被摸得发亮,像颗要跳出来的心。
“昨晚车间的喇叭响了。” 蒯文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织机的轰鸣声刚好能盖住,“十二点整,突然响了,放的是《甜蜜蜜》。”
凌月的心“砰”的一紧。邓丽君的歌是 “靡靡之音”,被严禁播放的。上个月,三车间的小李因为在宿舍偷偷听磁带,被举报了,磁带被当众砸烂,人也被调到了锅炉房,整天跟煤渣打交道。
“你听错了吧?” 凌月的手指在控制杆上打滑,差点按错开关。 “没听错。” 蒯文翻过烟盒,背面写着几行字,字迹被汗水洇得发蓝,“雾把歌声泡软了 / 像块没拧干的蓝布 / 贴在车间的铁骨上 / 慢慢渗进去”。他顿了顿,笔尖在 “渗进去” 三个字下画了道线,“我觉得,是这‘车间’自己想听了。”
凌月没接话。她盯着织出的棉布,白色的布面上,突然映出个影子 —— 是刘冀,厂长的儿子,正靠在车间门口,朝她挤眉弄眼。他今天穿了件花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块镀金手表,表盘上的骷髅头图案在灯光下闪着贼光。
刘冀是厂里的 “太子爷”,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被他爸塞进供销科,不用上生产线,整天游手好闲。他总爱找凌月搭话,说些 “广州的喇叭裤要配□□镜”“香港的磁带论斤称” 之类的话,每次说完,都要盯着凌月的卷发看半天,眼神像黏在头发上的口香糖。
“凌月,” 刘冀的声音穿过织机的轰鸣,带着股汽油味 —— 他刚骑摩托车兜风回来,“晚上工人俱乐部有舞会,去不去?我带了盘新磁带,《路灯下的小姑娘》。”
车间里的轰鸣声似乎停了一瞬。张姐的手抖了一下,纱线断了,她慌忙低头接线,耳尖却红得像要滴血。陈国建从日本织机后探出头,眼镜滑到鼻尖上,目光在刘冀的花衬衫和凌月的卷发间来回扫,像在掂量什么。
“不去。” 凌月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她看见刘冀的脸沉了下去,像被雾蒙住的海。
“别给脸不要脸。” 刘冀的声音冷了下来,“我爸说了,下个月选先进工作者,有你的名额。”
凌月的手指猛地按住停机键,织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车间里静得能听见梁上麻雀的扑翅声,还有张姐倒抽冷气的声音。“先进工作者” 是工人的最高荣誉,评上了能涨工资,还能分房子。去年的先进是陈国建,他把奖状裱起来,挂在床头,每天睡前都要敬个礼。
“我不要。” 凌月站起身,卷起来的裤脚散了,靛蓝色的布料垂到地上,扫过陈国建刚溅的茶渍,“我只想好好织布。”
刘冀笑了,笑声像玻璃划过铁皮:“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是好好织布?陈主任,你说是不是?”陈国建张了张嘴,没说话。他的目光落在凌月的喇叭裤上,突然像被什么烫了似的移开,去擦那台日本织机。阳光透过窗玻璃的裂缝照进来,在他背上投下道细长的影子,像条被钉在墙上的蛇。
午休铃响时,凌月蹲在仓库后墙外的礁石堆旁。潮水退了,滩涂裸露出密密麻麻的洞,寄居蟹从洞里探出头,背着彩壳,像一群举着盾牌的逃兵。她把喇叭裤的裤脚放下来,布料扫过牡蛎壳,沙沙响 —— 这声音让她想起昨晚母亲剪旗袍的动静,剪刀开合间,丝绸裂成细条,像被撕碎的月光。
“这裤子…… 能藏东西不?” 扎马尾的女工凑过来,是学徒工小梅,才十八岁,脸圆圆的,像个苹果。她的工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红绸带,是给远洋货轮上的男友织的领带。
“前儿个码头有个女的,穿这裤子被红袖章追,跳进海里才跑掉,裤脚里全是鱼。” 小梅的男友是远洋轮的水手,上个月从广州捎回条喇叭裤,藏在煤堆里带回来的,送给了小梅。小梅不敢穿,偷偷让给凌月,说:“你穿好看,像电影里的人,也不贵。”
此时,凌月掀起裤脚,内侧的缝里藏着半张邓丽君的磁带纸壳。照片上的“邓丽君”站在海边,背景的蓝比东海市的海亮得多,像块没被雾蒙过的玻璃。这是她从废品站捡的,原本是完整的,被她小心地撕成两半,另一半藏在张姐那里——张姐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能藏。” 凌月把磁带壳往里塞了塞,光亮的纸壳半截贴在皮肤上,凉丝丝的,“能藏很多东西。” “比如呢?” 小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揣了两颗星星。
“比如…… 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凌月望着远处的海,雾开始散了,露出片灰蓝色的水。她想起昨晚,张姐偷偷告诉她,1974 年,有个男工想跟张姐表白,写了封信,藏在她的饭盒里。信没被张姐看到,被陈国建搜走了,那男工被定了 “流氓罪”,判了几年。
“现在他在深圳倒腾电子表,成了万元户。” 张姐说这话时,嘴角扯了扯,像在笑,又像在哭。
小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突然指着凌月的裤脚:“你看!” 凌月低头,看见潮水上涌,漫过她的裤脚,靛蓝色的布料慢慢变深,像被墨染了似的。潮水退去后,裤脚内侧留下道白色的印子,弯弯曲曲的,像个字。凌月仔细看了看,像个 “逃” 字。
“仓库顶上的灯泡又坏了。” 小梅拉了拉她的胳膊,“刚才看见陈主任往这边来了,手里还拿着根棍子。” 凌月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她刚要走,却看见礁石缝里有个东西在闪。是片贝壳,内侧刻着字,被海水泡得发胀,看不清是什么。她把贝壳捡起来,揣进兜里。这一动,脚踝又触到磁带壳的边缘,硬硬的,像块没化的冰。
车间的铁门再次关上时,锈轴的 “吱呀” 声里,凌月听见张姐在哼一支曲子,调子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她仔细听了听,是《夜来香》,邓丽君的歌,她居然也烂熟。张姐的声音发颤,却很稳,像踩着钢丝在唱歌。
陈国建的搪瓷缸子又响了,这次是落在地上,茶叶撒了一地,像片荒地。“谁在唱歌?” 他的声音嘶哑,像被砂纸磨过,“谁在唱靡靡之音?” 没人应声。织机的轰鸣声重新响起,盖过了一切。
凌月的目光落在蒯文的机台上,那本《朦胧诗选》还摊着,贝壳在书页间闪着光。她突然觉得,那些织机织出的不是棉布,是一张张网,把所有人都网在里面,而网眼的大小,刚好能漏过潮声和歌声。
下班时,海雾又浓了。凌月走出厂门,看见老张头在岗亭里抽烟,烟雾从窗口飘出来,与海雾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
“丫头,” 他朝凌月招招手,从岗亭底下摸出个东西,“给你的。” 是个用红绳系着的护身符,布做的,里面鼓鼓囊囊的。“我老伴求的,” 老张头的声音发颤,“说能挡灾。” 他指了指凌月的喇叭裤,“这裤子好看是好看,就是太扎眼。1968 年,我见过穿喇叭裤的,被□□活活打死在海边,尸体被浪卷走,裤脚还漂在水面上,像艘小船。”
凌月接过护身符,塞进裤兜。她摸到里面的硬物,是块贝壳,跟她在礁石缝里捡的那块很像。海风吹过来,喇叭裤鼓起来,像两只装满了潮声的口袋。她回头望,纺织厂的烟囱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支没蘸墨的笔,而那些织机的轰鸣声,顺着海风飘过来,像无数根线,在她的喇叭裤上,慢慢织出一张看不见的网。
夜色降临时,凌月坐在礁石上,把贝壳从兜里掏出来。月光透过雾照在贝壳内侧,那些模糊的刻字突然清晰了 —— 是 “自由” 两个字,笔画被磨得光滑,像被人攥了几十年。她想起老张头的话,想起张姐手背上的疤,想起陈国建摔碎的搪瓷缸,突然把贝壳贴在耳边。
里面没有海声,只有一片嗡嗡的响,像无数只蜜蜂在飞。凌月听了很久,才听出那是织机的轰鸣,是邓丽君的歌声,是潮水的涨落,是所有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在贝壳里慢慢发酵,像坛埋在地下的酒,等着被某个潮声喝醉的夜晚,破土而出。
喇叭裤的靛蓝色在夜色里渐渐沉下去,与海融为一体。凌月知道,明天进厂时,她还得卷起裤脚,还得听陈国建的呵斥,还得在织机的轰鸣里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但此刻,她摸着兜里的贝壳和磁带壳,突然觉得,有些东西是卷不住的 —— 就像海雾里的潮声,就像藏在裤脚的沙粒,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露出它们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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