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的东海市，海雾总带着股咸涩的铁味。不是铁锈那种尖锐的腥，是被海水泡透的钝 —— 像东方红纺织厂仓库里堆了十年的铁纱锭，摸上去潮乎乎的，能在掌心留下青灰色的印子。
凌月踩着潮声进入这个临海的工厂时，喇叭裤的靛蓝色在灰雾里炸开，像块被浪冲上岸的蓝印花布。裤脚卷着沙粒，每走一步，布料摩擦水泥地的 “沙沙” 声，都像在数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她的头发烫成波浪，发梢沾着雾水，在晨光里泛着湿亮的光。这是上周偷偷去 “新潮发屋” 烫的，老板娘是从上海下放的知青，用一台二手的蝴蝶牌卷发器，把她原本清汤挂面的直发烫成了 “邓丽君式”。为此凌月省了半个月的粮票，换了两包 “牡丹” 烟塞给老板娘 —— 在东海市，时髦从来都得付代价。
纺织厂的烟囱戳在雾里，像支没蘸墨的笔。“改革开放” 的白底黑字标语牌挂在砖墙上，木牌边缘的红漆被海风啃出细缝，露出底下 “抓革命” 的残字。那字迹是用红漆写的，年代久了，红得发暗，像道没长好的疤。凌月经过时，总觉得那残字在盯着自己的裤腿 —— 喇叭裤是她托人从广州捎的，裤脚宽得能罩住两只脚，靛蓝色的布面上，印着暗纹的海浪图案，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凌月！” 传达室的老张头从窗子里探出头，他的军绿色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老人手里转着个铁环，那是他儿子小时候玩的，锈得厉害，“陈主任在车间门口等着呢，眼睛瞪得像铜铃。”
凌月没应声，往车间走的路上，撞见了搬运棉纱的王大锤。男人肩上扛着半吨重的棉纱包，看见她时突然脚下一滑，棉纱包砸在地上，白花花的棉絮像雪片似的飞起来。“对不住对不住！” 王大锤的脸涨成猪肝色，手忙脚乱地去捡，却越捡越散，“这雾太大，没瞅见你……”
凌月蹲下身帮忙拢棉絮，指尖触到那些柔软的纤维时，突然想起昨晚母亲剪旗袍的动静。母亲的那件月白色旗袍，是外婆传下来的，盘扣是翡翠的，在□□时被搜走，去年突然从仓库角落里找出来，霉斑爬满了下摆。
“留着是祸根。” 母亲的剪刀开合间，丝绸裂成细条，像被撕碎的月光。凌月把其中一根偷偷藏在枕头下，此刻摸着凉凉的棉絮，那根丝绸仿佛在皮肤底下发烫。
车间的铁门推开时，锈轴发出牙酸的 “吱呀” 声，惊得梁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那些鸟总在厂房上空打转，翅膀沾着棉絮，像一团团会飞的云。凌月刚站定，就被扑面而来的热气裹住 —— 三十台织布机并排喘着粗气，铁壳上的红漆剥落处，能看见 “1970” 的铸字，像块块补丁。新换的日本织机夹在中间，铭牌上的 “昭和” 字样被人用白漆涂了又涂，却总在雨天泛出青灰色的底，像块捂不热的冰。
“把裤子卷起来！”陈国建的搪瓷缸子在操作台上磕出脆响，缸沿缺了个口，像被人咬过。男人的手指在缸里搅着浓茶，茶叶梗子竖起来，像片微型的森林。
“机器不认你这资产阶级的裤腿，绞进去就剩骨头渣！” 他背后的墙上，“工业学大庆” 的标语被 “安全生产” 的新纸盖了大半，边角翘起，露出底下 “打倒” 两个字的锋芒，像没藏好的刀。
凌月没动。她的目光越过陈国建的肩膀，落在车间尽头的黑板报上。昨天新出的板报，右上角画着个穿喇叭裤的青年，被红笔打了个叉，旁边写着 “警惕精神污染”。画这画的是宣传委员小周，平时总爱往她跟前凑，问上海的时髦事儿。
“聋了？”陈国建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唾沫星子溅在凌月的卷发上，“你当这是舞厅？穿成这样勾引谁？”
“陈主任，” 张姐的手从纱锭间抽出来，指尖缠着胶布，胶布上的血渍被棉絮染成淡粉，“人家小凌这裤子是干活方便，裤脚宽，不绊机器。” 她往凌月手里塞了颗水果糖，糖纸外又裹着刚撕下来的报纸，印着 “个体户纳税光荣” 的标题，字是黑体，油墨味还没散，显然是今天刚到的报纸。
“我年轻时候，穿件花衬衫都被批斗，现在政策松了，年轻人爱俏，不算错吧？” 张姐的手背上有块月牙形的疤，是 1968 年被□□用皮带扣打的。凌月小时候听母亲说过，张姐当年是纺织厂的厂花，因为跟一个香港归侨跳了支交谊舞，被剃了阴阳头，游街三天。现在她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扣子扣到最顶颗，像要把自己裹成个粽子。
“你少掺和！”陈国建把搪瓷缸子重重一墩，茶水溅出来，在操作台上洇出个深色的圈，“张桂兰，别忘了你档案里还记着黑账呢！”
张姐的脸瞬间白了，手缩回纱锭后，继续穿线。她的动作快得惊人，线头穿过针眼的瞬间，总像有片影子在她手背上晃 —— 凌月仔细看了看，才发现是窗玻璃上的裂缝，阳光透过裂缝照进来，在张姐的疤上投下道细长的光，像条没愈合的伤口。
凌月慢慢卷起裤脚，沙粒落在地上，发出细碎的响。她看见自己的脚踝，那里有圈浅褐色的印子，是去年夏天戴脚链留下的。脚链是塑料的，红得像血，是偷偷从外贸仓库那边人讨来的，后来被母亲发现，当场掰断扔进了海里。
“海里的东西，别往身上戴。” 母亲的声音发颤，“1958 年，有个姑娘戴了条珍珠项链，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投海死了，尸体漂了三天，脖子上还挂着那串珠子。”
“这还差不多。”陈国建的目光扫过凌月的脚踝，像在检查有没有别的 “罪证”。他的喉结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转身走向日本织机，用抹布使劲擦那块被涂过的铭牌，“这洋玩意儿，就是欠收拾。”
凌月走到自己的机位前，开机。织机 “哐当” 一声启动，震得她手心发麻。她的机位挨着蒯文的，那青年正用钢笔在烟盒上写着什么，眼镜片反射着灯管的光，亮得像两滴没干的海水。他的机台上总放着本书，今天是《朦胧诗选》，书页里夹着片贝壳，内侧刻着 “海” 字，笔画被摸得发亮，像颗要跳出来的心。
“昨晚车间的喇叭响了。” 蒯文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织机的轰鸣声刚好能盖住，“十二点整，突然响了，放的是《甜蜜蜜》。”
凌月的心“砰”的一紧。邓丽君的歌是 “靡靡之音”，被严禁播放的。上个月，三车间的小李因为在宿舍偷偷听磁带，被举报了，磁带被当众砸烂，人也被调到了锅炉房，整天跟煤渣打交道。
“你听错了吧？” 凌月的手指在控制杆上打滑，差点按错开关。 “没听错。” 蒯文翻过烟盒，背面写着几行字，字迹被汗水洇得发蓝，“雾把歌声泡软了 / 像块没拧干的蓝布 / 贴在车间的铁骨上 / 慢慢渗进去”。他顿了顿，笔尖在 “渗进去” 三个字下画了道线，“我觉得，是这‘车间’自己想听了。”
凌月没接话。她盯着织出的棉布，白色的布面上，突然映出个影子 —— 是刘冀，厂长的儿子，正靠在车间门口，朝她挤眉弄眼。他今天穿了件花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块镀金手表，表盘上的骷髅头图案在灯光下闪着贼光。
刘冀是厂里的 “太子爷”，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被他爸塞进供销科，不用上生产线，整天游手好闲。他总爱找凌月搭话，说些 “广州的喇叭裤要配□□镜”“香港的磁带论斤称” 之类的话，每次说完，都要盯着凌月的卷发看半天，眼神像黏在头发上的口香糖。
“凌月，” 刘冀的声音穿过织机的轰鸣，带着股汽油味 —— 他刚骑摩托车兜风回来，“晚上工人俱乐部有舞会，去不去？我带了盘新磁带，《路灯下的小姑娘》。”
车间里的轰鸣声似乎停了一瞬。张姐的手抖了一下，纱线断了，她慌忙低头接线，耳尖却红得像要滴血。陈国建从日本织机后探出头，眼镜滑到鼻尖上，目光在刘冀的花衬衫和凌月的卷发间来回扫，像在掂量什么。
“不去。” 凌月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她看见刘冀的脸沉了下去，像被雾蒙住的海。
“别给脸不要脸。” 刘冀的声音冷了下来，“我爸说了，下个月选先进工作者，有你的名额。”
凌月的手指猛地按住停机键，织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车间里静得能听见梁上麻雀的扑翅声，还有张姐倒抽冷气的声音。“先进工作者” 是工人的最高荣誉，评上了能涨工资，还能分房子。去年的先进是陈国建，他把奖状裱起来，挂在床头，每天睡前都要敬个礼。
“我不要。” 凌月站起身，卷起来的裤脚散了，靛蓝色的布料垂到地上，扫过陈国建刚溅的茶渍，“我只想好好织布。”
刘冀笑了，笑声像玻璃划过铁皮：“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是好好织布？陈主任，你说是不是？”陈国建张了张嘴，没说话。他的目光落在凌月的喇叭裤上，突然像被什么烫了似的移开，去擦那台日本织机。阳光透过窗玻璃的裂缝照进来，在他背上投下道细长的影子，像条被钉在墙上的蛇。
午休铃响时，凌月蹲在仓库后墙外的礁石堆旁。潮水退了，滩涂裸露出密密麻麻的洞，寄居蟹从洞里探出头，背着彩壳，像一群举着盾牌的逃兵。她把喇叭裤的裤脚放下来，布料扫过牡蛎壳，沙沙响 —— 这声音让她想起昨晚母亲剪旗袍的动静，剪刀开合间，丝绸裂成细条，像被撕碎的月光。
“这裤子…… 能藏东西不？” 扎马尾的女工凑过来，是学徒工小梅，才十八岁，脸圆圆的，像个苹果。她的工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红绸带，是给远洋货轮上的男友织的领带。
“前儿个码头有个女的，穿这裤子被红袖章追，跳进海里才跑掉，裤脚里全是鱼。” 小梅的男友是远洋轮的水手，上个月从广州捎回条喇叭裤，藏在煤堆里带回来的，送给了小梅。小梅不敢穿，偷偷让给凌月，说：“你穿好看，像电影里的人，也不贵。”
此时，凌月掀起裤脚，内侧的缝里藏着半张邓丽君的磁带纸壳。照片上的“邓丽君”站在海边，背景的蓝比东海市的海亮得多，像块没被雾蒙过的玻璃。这是她从废品站捡的，原本是完整的，被她小心地撕成两半，另一半藏在张姐那里——张姐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能藏。” 凌月把磁带壳往里塞了塞，光亮的纸壳半截贴在皮肤上，凉丝丝的，“能藏很多东西。” “比如呢？” 小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揣了两颗星星。
“比如…… 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凌月望着远处的海，雾开始散了，露出片灰蓝色的水。她想起昨晚，张姐偷偷告诉她，1974 年，有个男工想跟张姐表白，写了封信，藏在她的饭盒里。信没被张姐看到，被陈国建搜走了，那男工被定了 “流氓罪”，判了几年。
“现在他在深圳倒腾电子表，成了万元户。” 张姐说这话时，嘴角扯了扯，像在笑，又像在哭。
小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突然指着凌月的裤脚：“你看！” 凌月低头，看见潮水上涌，漫过她的裤脚，靛蓝色的布料慢慢变深，像被墨染了似的。潮水退去后，裤脚内侧留下道白色的印子，弯弯曲曲的，像个字。凌月仔细看了看，像个 “逃” 字。
“仓库顶上的灯泡又坏了。” 小梅拉了拉她的胳膊，“刚才看见陈主任往这边来了，手里还拿着根棍子。” 凌月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她刚要走，却看见礁石缝里有个东西在闪。是片贝壳，内侧刻着字，被海水泡得发胀，看不清是什么。她把贝壳捡起来，揣进兜里。这一动，脚踝又触到磁带壳的边缘，硬硬的，像块没化的冰。
车间的铁门再次关上时，锈轴的 “吱呀” 声里，凌月听见张姐在哼一支曲子，调子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她仔细听了听，是《夜来香》，邓丽君的歌，她居然也烂熟。张姐的声音发颤，却很稳，像踩着钢丝在唱歌。
陈国建的搪瓷缸子又响了，这次是落在地上，茶叶撒了一地，像片荒地。“谁在唱歌？” 他的声音嘶哑，像被砂纸磨过，“谁在唱靡靡之音？” 没人应声。织机的轰鸣声重新响起，盖过了一切。
凌月的目光落在蒯文的机台上，那本《朦胧诗选》还摊着，贝壳在书页间闪着光。她突然觉得，那些织机织出的不是棉布，是一张张网，把所有人都网在里面，而网眼的大小，刚好能漏过潮声和歌声。
下班时，海雾又浓了。凌月走出厂门，看见老张头在岗亭里抽烟，烟雾从窗口飘出来，与海雾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
“丫头，” 他朝凌月招招手，从岗亭底下摸出个东西，“给你的。” 是个用红绳系着的护身符，布做的，里面鼓鼓囊囊的。“我老伴求的，” 老张头的声音发颤，“说能挡灾。” 他指了指凌月的喇叭裤，“这裤子好看是好看，就是太扎眼。1968 年，我见过穿喇叭裤的，被□□活活打死在海边，尸体被浪卷走，裤脚还漂在水面上，像艘小船。”
凌月接过护身符，塞进裤兜。她摸到里面的硬物，是块贝壳，跟她在礁石缝里捡的那块很像。海风吹过来，喇叭裤鼓起来，像两只装满了潮声的口袋。她回头望，纺织厂的烟囱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支没蘸墨的笔，而那些织机的轰鸣声，顺着海风飘过来，像无数根线，在她的喇叭裤上，慢慢织出一张看不见的网。
夜色降临时，凌月坐在礁石上，把贝壳从兜里掏出来。月光透过雾照在贝壳内侧，那些模糊的刻字突然清晰了 —— 是 “自由” 两个字，笔画被磨得光滑，像被人攥了几十年。她想起老张头的话，想起张姐手背上的疤，想起陈国建摔碎的搪瓷缸，突然把贝壳贴在耳边。
里面没有海声，只有一片嗡嗡的响，像无数只蜜蜂在飞。凌月听了很久，才听出那是织机的轰鸣，是邓丽君的歌声，是潮水的涨落，是所有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在贝壳里慢慢发酵，像坛埋在地下的酒，等着被某个潮声喝醉的夜晚，破土而出。
喇叭裤的靛蓝色在夜色里渐渐沉下去，与海融为一体。凌月知道，明天进厂时，她还得卷起裤脚，还得听陈国建的呵斥，还得在织机的轰鸣里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但此刻，她摸着兜里的贝壳和磁带壳，突然觉得，有些东西是卷不住的 —— 就像海雾里的潮声，就像藏在裤脚的沙粒，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露出它们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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