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刚过，村东头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上的公鸡就尽职尽责地扯开了嗓子。陈星星在“喔喔喔”的第三声长鸣里，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窗外还是青灰一片，灶屋里却已经传来了熟悉的声响——锅铲刮过铁锅底的“刺啦”声，紧接着是米粒在滚水里翻腾的“咕嘟”声，一股混合着柴火气和米香的暖意，慢悠悠地钻进了里屋。
他利索地掀开打着补丁的蓝花粗布薄被，套上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毛边的蓝布衫，蹬上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动作麻利，带着点农村孩子特有的、被生活催熟的勤快劲儿。墙上挂着的旧月份牌，翻到了1993年9月。今天，是他上村小的第一天。
那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是父亲去年去乡里赶集时买的，结实，但样式老旧，边缘已经磨得有些泛白。陈星星把它从墙上摘下来，沉甸甸的。里面装着几本崭新的课本，散发着油墨的香气；一个铁皮的铅笔盒，里面躺着两支削好的铅笔和一块白色的橡皮；还有一个分量不轻的老物件——一把深棕色的木框算盘。算盘不大，正好适合他的小手，木框被摩挲得油亮光滑，算珠是深色的枣木，一颗颗圆润饱满，透着经年累月使用的温润光泽。这是他爷爷年轻时在公社当记分员用过的，后来传给了他爸，他爸在田头算收成、在村小代课时也用过，现在，轮到他了。
“星星，馍馍带上，路上垫巴点。”母亲的声音从灶屋门口传来。她穿着件半旧的碎花布衫，头发简单地用一根黑皮筋拢在脑后，脸上带着常年劳作留下的、健康的红晕，眼角有浅浅的笑纹。她手里拿着两个刚出锅的白面馒头，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利落地塞进他书包侧面的网兜里。
“嗯。”陈星星应了一声，接过馒头，手指头被烫得缩了一下。
父亲正在院子里拾掇锄头，给锄板子沾水，在磨刀石上“噌噌”地打磨着刃口，为等下地做准备。听见动静，他抬起头。一张典型的庄稼汉的脸，皮肤被太阳晒成古铜色，鼻梁挺直，眼神平和，带着点早起的倦意和即将劳作的踏实。他没停下手里的活计，只说了句：“路上慢点，上课仔细听。”
“知道了爸。”陈星星点点头，把书包甩到背上。算盘贴着后背，沉甸甸的，有种奇异的安心感。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迈步踏上了那条通往村小的土路。
天光渐渐放亮，青灰色褪去，染上了一层薄薄的鸭蛋青色。土路被无数双脚板踩得瓷实、溜光，在清晨微凉的空气里泛着灰白。路两边是刚抽出穗不久的玉米地，墨绿的叶子挂着露珠，风一吹，沙沙作响，露珠滚落，砸在泥土上，悄无声息。书包随着他的脚步，一下一下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里面的算盘发出轻微的、笃实的“嗒、嗒”声，像一枚小小的节拍器，敲打着这宁静的晨光。这声音，从他记事起就伴随着父亲算账、爷爷讲古，如今，是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了。
村小离他家五里地，几排低矮的红砖平房围成一个小院子，门口竖着一根木头旗杆。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泡桐树，叶子宽大，是夏天遮阴的好地方。教室的窗户是木框玻璃的，有些玻璃角上糊着发黄的报纸，但大部分透亮。课桌是长条的木桌，桌面被无数代小学生的衣袖磨得光滑如镜，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字和深深的划痕。长条凳坐上去有点凉，也吱呀作响。
王老师是村小唯一的民办教师，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厚厚的、用胶布缠着腿的老花镜。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说话声音不高，带着浓重的乡音，语速不紧不慢，像村口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他教语文也教算术。
第一节就是算术课。王老师把一块大大的、用木框绷着的毛算盘挂在黑板前。算盘珠子是黄色的塑料珠，个头比陈星星书包里那把大多了。
“同学们，今天咱们认识一个新朋友——算盘。”王老师拿起教鞭，指着算盘，“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算账、计数，又快又准。来，跟我念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 他一边念，一边用粗糙的手指笨拙地拨动大算盘上的珠子，塑料珠碰撞发出沉闷的“啪嗒”声。
别的孩子还在跟着王老师念口诀，眼睛盯着黑板上那些奇奇怪怪的“上”“下”“进”“退”，手指头在桌面上无措地比划着。陈星星却悄悄地从书包里拿出了自己那把油亮的枣木小算盘，放在课桌上。那光滑的木框，圆润的算珠，仿佛带着血脉里的熟悉感。他看着黑板上王老师拨动的“三下五除二”，小手已经不由自主地在自己那把算盘上飞快地动了起来。拇指和食指灵巧地配合着，“噼啪、噼啪”，算珠撞击的声音清脆、利落，带着一种轻快的韵律，瞬间盖过了王老师那把大算盘沉闷的声响。
整个教室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孩子们好奇地看着陈星星和他手里那把会唱歌的小算盘。王老师也停下了动作，推了推老花镜，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是毫不掩饰的赞许。他走到陈星星桌旁，拿起那把枣木算盘，仔细看了看木框上岁月留下的痕迹，又轻轻拨动了几下算珠。
“好算盘！老物件了。”王老师把算盘放回桌上，拍了拍陈星星的肩膀，声音里带着笑意，“陈星星，你这手算盘打得真利索！比你爸小时候还快！是块好料子，好好学！” 教室里响起一片小小的惊叹和羡慕的嗡嗡声。陈星星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手指却无意识地在那光滑的算珠上轻轻摩挲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暖洋洋的。
放学路上，夕阳把土路染成了暖暖的金红色，像铺了一层碎金子。陈星星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一起走着，书包在身后一颠一颠。算盘在书包里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磕碰声，像一首只有他能听懂的凯旋曲。他脑子里还在回放着王老师今天教的乘法口诀“九九歌”，心里默背着，手指头在空气中无意识地拨动，仿佛那无形的算盘就悬在眼前。旁边的二胖在讲他中午吃饭时怎么把饭粒弄到了鼻子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路边的水渠里，几只鸭子“嘎嘎”地叫着，摇摇摆摆地排着队回家。远处自家的屋顶上，一缕笔直的炊烟袅袅升起，融入淡蓝色的天幕。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安稳，充满了泥土和炊烟的踏实气息。
日子就像村口那架慢悠悠转动的水车，吱吱呀呀，不紧不慢地向前流淌。算盘成了陈星星最亲密的伙伴。加减乘除，那些枯燥的数字在枣木算珠清脆的碰撞声中，变得生动有趣，条理分明。家里的土墙上，贴着几张他期末考试得来的奖状，“三好学生”几个红字在略显昏暗的屋子里显得格外醒目。母亲做饭时偶尔会瞥一眼，嘴角弯起浅浅的弧度。父亲看到了，也只是“嗯”一声，继续忙着手里的农活或修理农具，但那眼神是温和的。
小学毕业考试，平静得就像一次普通的测验。陈星星收拾好文具，把算盘仔细地擦干净，放进书包。成绩放榜那天，他的名字稳稳地排在乡中学录取名单的前列。通知书送到家里时，父亲正蹲在门槛上修理一个坏掉的箩筐，母亲在院子里喂鸡。
“星星，你的信。”邮递员把那个印着乡中学抬头的信封递过来。
陈星星拆开信封，看着上面“录取通知书”几个字，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只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像田里的麦子到了季节就该抽穗一样。
“考上了？”母亲拍掉手上的谷壳，走过来看。
“嗯，乡中学。”陈星星把通知书递给母亲。
“好，好。”母亲连说了两个好字，脸上笑容深了些，“得给你准备住校的铺盖了。” 父亲放下手里的竹篾，凑过来看了看通知书，点点头：“行。路远，骑自行车去吧，家里那辆旧‘二八’，修修还能用。” 晚饭时，饭桌上多了一盘炒鸡蛋，金灿灿的，油汪汪的。没有多余的庆祝话语，只有筷子夹菜时轻微的碰撞声，和窗外蟋蟀的鸣叫。
要去乡里寄宿了。陈星星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一个更大的、帆布已经有些磨损的旅行袋里。几件换洗衣服，几本重要的书，还有那个铁皮铅笔盒。最后，他拿起那把油光发亮的枣木算盘，用一块柔软的旧布仔细包好，小心地塞进了旅行袋的最底层。乡里中学应该会有新的计算工具了，但他还是想带着它，就像带着一段熟悉的气息，一份无声的陪伴。
通往乡初中的砂石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陈星星骑着家里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链条发出规律的“哗啦”声。书包斜挎在肩上，旅行袋用绳子绑在后座上。算盘裹在布包里，随着颠簸的路面，在旅行袋里发出沉闷的、有节奏的轻响。路两旁的田野变得开阔，远处的山峦线条清晰起来。风带着泥土和成熟作物的气息扑面而来，吹乱了他的头发。
乡中学的校园比村小大多了，红砖的楼房有好几栋，操场是黄土地，跑起来尘土飞扬。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铁架子床刷着绿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汗味、灰尘味和青春期的躁动气息。
初中的知识像一扇新打开的门，门后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代数里神秘的“X”、“Y”，几何里那些奇妙的图形和证明，物理课本上各种滑轮杠杆，化学实验试管里冒出的彩色烟雾……这些都让陈星星感到新奇，也带来了一些挑战。课堂上老师用起了投影仪（虽然经常卡壳），计算器也取代了算盘成为主要的计算工具。
那把枣木算盘，被陈星星锁进了床头的小木箱里。只有在夜深人静，宿舍里其他人都睡着了，或者周末自习室人少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把它拿出来。通常是遇到一道特别绕的数学题，或者需要梳理一个复杂的逻辑关系时。当计算器冰冷的数字无法带来清晰感时，他就会在床板或者自习室安静的角落，摊开那块旧布，摆上算盘。指尖触碰到那熟悉的、温润的算珠，轻轻拨动，“噼啪、噼啪”的脆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这声音仿佛有种魔力，能让他纷乱的思绪沉淀下来，那些复杂的数字和关系，在算珠的排列组合间，重新变得清晰、有序。这不再是必须的工具，而是一种回归本源的慰藉，一种与过去、与自己对话的方式。
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叮铃铃”响起，昏黄的灯光下，学生们像潮水般涌出教室，奔向食堂或者宿舍。空气里充满了少年人特有的喧闹和活力。陈星星和几个同宿舍的男生边走边争论着刚才那道几何题到底有几种解法，或者抱怨食堂的土豆丝今天盐又放多了。乡中学的夜空，星星似乎比村里看到的更多、更亮，像撒了一把碎钻在黑丝绒上。他抬头看看天，又摸摸口袋里的饭票，心里盘算着明天的开销，脚步轻快地融入了喧闹的人群中。
日子在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中平稳滑过。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运动会、元旦联欢会……陈星星的成绩不算拔尖，但一直稳稳地处在中上游。他像一棵普通的树苗，在乡中学这片土壤里，默默地汲取着养分，不疾不徐地生长着。那把算盘在箱底沉默着，见证着他用笔和计算器在作业本和试卷上留下的痕迹。
中考，在蝉鸣聒噪的夏日里平静地到来，又平静地结束。没有悬梁刺股的悲壮，也没有破釜沉舟的豪情，就像一次升级考试。陈星星的心态和他父亲一样平和务实：尽力就好。放榜那天，他蹬着自行车回到乡中学门口，红榜贴在公告栏上。他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自己的——县一中。县里的重点高中。心里掠过一丝小小的雀跃，像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开一圈涟漪，随即又恢复了平静。这结果，似乎也符合他对自己“中等偏上”的定位。
通知书送到村里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编竹筐，母亲在菜园里摘豆角。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铛在院门口清脆地响着。
“陈星星，县一中的！通知书！”邮递员的声音带着点喜气。
陈星星接过那个印着县一中校徽的信封。父母都围了过来，脸上是清晰的、毫不掩饰的欣慰笑容。
“好小子，考上一中了！”父亲难得地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粗糙的大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县里好啊，比乡里强！”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笑容满面，“得给你准备被褥了，县里远，得住校呢。”
晚饭依旧平常，只是桌上的菜多了一个荤——母亲用攒的鸡蛋换了点肉，炒了一盘青椒肉丝。饭桌上，父亲的话也多了一些，叮嘱他去了县里要“本分读书，钱算着花”，“别跟人攀比”。陈星星一一应着。
高中三年，像按下了快进键。县一中的节奏比乡中学快得多，压力也像无形的空气，无处不在。教室里坐满了从各个乡镇选拔上来的尖子生，个个都憋着一股劲儿。陈星星很快发现，在这里，他不再是那个靠一手好算盘就能引人注目的孩子了。优秀的同学比比皆是，有人数学竞赛拿奖，有人英语口语流利得像播音员。他沉下心来，收起了那点因为考上重点而刚冒头的小小骄傲，把自己埋进了书山题海里。目标变得简单而清晰：跟上大部队，考个不错的大学。
那把枣木算盘，连同小学初中的课本和奖状，一起被打包，放进了家里那个老旧樟木箱子的最底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按键有点发粘的蓝色计算器，和越来越厚的习题集、笔记本。他每天的生活被课程表精确地切割：早读、上课、午休、自习、晚自习……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偶尔去）。他像一个勤恳的工匠，一丝不苟地打磨着自己的知识体系，成绩稳定在中游偏上的位置，不高不低，不冒尖也不拖后腿。老师们对这个踏实、话不多、作业总是按时完成的农村孩子印象不错，但也仅此而已。
时间一晃就到了高三。教室后面的黑板上，高考倒计时的数字一天天变小，像无声的鼓点敲在每个人心上。填志愿那几天，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憧憬、焦虑和迷茫的气氛。厚厚的招生简章在课桌上堆成了小山。陈星星翻看着那些五花八门的专业名称：计算机、金融、法律、生物工程……看得眼花缭乱。直到他翻到“会计学”那一页。数字、表格、精确的计算、清晰的逻辑、有条理的秩序感……这些东西对他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吸引力。他想起小时候那把算盘清脆的“噼啪”声，想起在医院财务科实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时看到的那些整洁的账簿和报表。一种熟悉的、踏实的、能掌控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拿起笔，在志愿表的第一志愿栏里，郑重地写下了“会计学”三个字。
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午后。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车铃“叮铃铃”响着，停在院门口，汗水浸湿了他绿色的制服后背。
“陈星星！省城！你的信！”邮递员的声音带着点长途奔波的沙哑。
陈星星正在院子里树荫下看书，闻声跑过去。信封上印着“江南财经学院”的字样。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硬挺的纸。“陈星星同学：经审核，你已被我校会计学专业录取……” 一行行字看下去，心里涌起的是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尖叫，也没有激动得热泪盈眶，就像完成了一项期待已久、努力达成的任务，终于看到了验收合格的印章。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父亲放下手里正在编的竹席，凑过来看。他识字不多，但“录取通知书”几个字还是认识的，尤其看到下面“会计学专业”的字样时，他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神情：“嗯，会计，好，算账，实在。” 母亲在厨房门口探出头，脸上笑开了花：“哎哟，真考上了！省城！那可是大城市！快，晚上给你煮个红鸡蛋！”喜悦是真实的，但庆祝的方式依旧是务实的农家风格。
收拾行李成了接下来几天的主要任务。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了最好的棉花，弹了新被褥，缝了新被套。父亲把那个半旧的、轮子有点晃的行李箱擦了又擦。陈星星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件放进去：衣服、洗漱用品、几本舍不得丢的旧书、那个蓝色的计算器、崭新的笔记本和笔……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墙角那个落满灰尘的樟木箱子上。他走过去，打开箱子，拨开上面覆盖的旧衣物，手指触到了箱子底部那个用旧布包裹着的、硬硬的长方体。他把它拿了出来，拂去灰尘，解开布包。那把油光发亮的枣木算盘静静地躺在那里，算珠依旧圆润，木框依旧温润，只是颜色似乎更深沉了一些。十年光阴，仿佛只是轻轻拂过它的表面。
他拿着算盘，手指习惯性地在算珠上轻轻滑动，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带着吗？省城的大学，会计专业，肯定有更先进的工具。带着它，似乎有点傻气，有点不合时宜。他犹豫了几秒钟，最终还是用那块旧布重新把它仔细地包裹好，塞进了行李箱最底下，压在了新衣服的下面。它可能真的用不上了，但带着它，就像带着一个老朋友，带着一条连接着泥径珠声、乡中晨露和无数个埋头演算的夜晚的根。这份沉甸甸的踏实感，他想带在身边。
离开家的那天，天刚蒙蒙亮。父母送他到村口的公路边，等着开往县城长途汽车站的那趟班车。母亲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塞到他手里：“煮鸡蛋，苹果，还有几个你爱吃的糖饼。路上饿了吃。到了省城，安顿下来就给家打个电话，号码记好了吧？” 父亲没说话，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厚实手掌传来的力量，胜过千言万语。他的目光在儿子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望向延伸向远方的公路，眼神里有期许，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雏鸟离巢的牵挂。
“呜——”一声长长的汽笛，卷着尘土的老旧长途客车摇晃着停在了路边。车门“哐当”一声打开。
“走了，爸，妈。”陈星星提起行李箱和新被褥卷，声音平静。
“嗯，到了打电话。”母亲又叮嘱了一句。
“自己照顾好自己。”父亲的声音依旧简短。
陈星星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行李塞到脚下。隔着布满灰尘和雨痕的车窗玻璃，他朝父母挥了挥手。父亲微微颔首，母亲也抬起手挥了挥，脸上是努力维持的笑容。车子发动，引擎发出吃力的轰鸣，车身颤抖着向前移动。窗外的景象开始缓缓后退：熟悉的院落、村口的老槐树、绿油油的田野、连绵起伏的丘陵……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他低下头，脚碰到了行李箱。隔着帆布和衣服，他似乎能感觉到箱底那把算盘硬朗的轮廓。前路，是陌生的省城，是未知的大学生活，是“会计学”这个听起来就充满秩序感的专业。心中没有离乡背井的忐忑，也没有鱼跃龙门的狂喜，只有一种按部就班、水到渠成的平静期待。就像一粒种子，按着季节的指引破土、抽芽、生长，如今，它即将被移植到一片更广阔的土地上。算珠的旅程，在泥径上奏响序曲之后，似乎才刚刚要进入更复杂、更宏大的乐章。车轮滚滚，载着他，驶向人生的下一站。
梦远书城已将原网页转码以便移动设备浏览
本站仅提供资源搜索服务，不存放任何实质内容。如有侵权内容请联系搜狗，源资源删除后本站的链接将自动失效。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