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知夏在医务室里又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林宛云确认她脸色恢复红润、脉搏平稳，才允许她离开。
走出医务室，秋阳已高，照在晒得发白的土路上，远处东坡的锄声和号子还在断续传来，知青们仍在开垦荒地。
回到那排低矮的土坯房，里面静悄悄的，这间十平米的房间里，四张单人铁架床上铺着床单，叠好的被褥，她环顾四周，目光落在床头那个旧木箱上，那是她“自己”的。
何小萍早上就是从那里翻出她的蓝布衫的，箱子没上锁。
她想，自己看看自己的东西，应当能找出些痕迹来吧，也知晓自己过往的人生究竟是怎么样的。
箱子里的东西不多，最上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和她身上这件一样，领口有些磨损，袖口也打了补丁。
下面叠着两条粗布裤子，一双补过的袜子，还有一双布鞋，和一本几乎人手一本的红本本。
箱子角落，放着一个铁皮饼干盒，盖子上印着牡丹花图案。她犹豫了一下，打开。
里面没有饼干。
却是一叠泛黄的信纸，用橡皮筋捆着。
她轻轻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封是那种老式的竖排信封，右上角贴着一张工农兵邮票，邮戳清晰：1975年12月3日，海滨市，西城邮局。
收信人：杨知夏，红旗沟联合农场知青点。
寄件人：杨母，海滨市西城区和平机械厂家属院三号楼207室。
母亲？她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竖排繁体字，墨水有些晕染：
“知夏吾女：
见字如面。家中一切安好，勿念。父前日咳疾稍缓，你弟功课进步，老师夸他数学拔尖。家中米面尚足，唯煤票紧张，已托人从郊区换得些柴火。
你在农场，务要听从组织安排，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不可耍脾气。吃苦是福，磨炼意志。前信言及想调回城，此事万万不可轻提。如今政策未明，贸然申请，恐惹非议，反为不美。
你父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在场中好好表现，将来或有推荐工农兵学员之机。”
信纸末尾，是母亲一笔一划的叮嘱：“保重身体，勿忘来信。”
这不是杨知夏记忆中真正的母亲，但这语气，这担忧，竟与她记忆中那个总是默默为她操心的人如此相似。
她将信轻轻放回，又翻看其他几封，大多是家常琐事：天气、粮票、弟弟上学、父亲身体、邻里近况……
没有一句温情脉脉的“我爱你”，却字字都是爱。
除了家书，盒子里还有一本小小的日记本，封面上写着学习笔记四个字，落款是杨知夏 1976年。
她翻开。
起初是抄录的主席语录、政治学习心得，字迹工整，像学生作业。翻到中间，字迹渐渐潦草，内容也变了：
1976年3月12日晴
今日运肥三十担，肩头磨破，血渗衣衫。何小萍说我不该逞强。可我不干，队长就要扣分。夜里疼得睡不着，想家。梦里听见母亲叫我吃饭……
1976年4月17日阴
收到母亲来信，说城里有知青偷偷返城，被查到送去了劳教。心惊。我们这里风声也紧，大队书记说要狠抓阶级斗争，我只盼能平安熬过这几年。听说今年可能有工农兵大学推荐，不知有没有机会……
1976年6月10日晴
今天在地里间苗，太阳很大，但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敞亮。张伯教了我新的锄地技巧，又快又省力，还夸我有股韧劲，像块好钢。我听了特别高兴。
还有许多，杨知夏简单翻了翻，她似乎能从日记里，这些琐碎而真实的细节，拼凑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一时有些觉得对不起人家，好像自己霸占了人家的身体，甚至希望如果有可能，让这个有血有肉的姑娘去到她的身体里，去到二十一世纪，也重新活一遍。
日记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写着：或许我们该像麦种？严寒里埋得越深，来年破土越旺。
她叹了口气，把日记合了起来，从日记里的只言片语，她基本已经拼凑出了自己的情况。
她今年十九岁，刚插队一年，父亲是厂里的技术工人，母亲是会计，双职工家庭本应宽裕些。
但父亲是长子，老家在乡下，奶奶常年卧病，需要城里寄钱回去买药，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每个月，父母的收入刚好应付城里的开销、奶奶的药费和弟妹的学杂费，再也挤不出多余的钱贴补她。
铁盒里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孩子站在一棵老槐树下。中间的女孩约莫六七岁，扎着两条小辫，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左边是个的男孩，板着脸，却悄悄伸手捏了妹妹的脸颊；右边的小女孩年纪最小，怯生生地抓着姐姐的衣角。背景是红砖灰瓦的老式筒子楼，墙上还刷着为人民服务标语。
照片背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字：“知夏、志远、小妹，1965年夏，家属院里。”
这就是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叫志远，妹妹……她甚至不知道名字。照片里的自己，笑得那样天真。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忽然觉得这具身体里流淌的血，也因这微小的证据而真正热了起来。她不是在扮演杨知夏，她就是杨知夏，至少，此刻她是。
杨知夏忽然下定决心：既然她来了，既然这具身体、这个名字、这段人生都交到了她手上，那她就不能只是“活着”。她要活得像杨知夏，但也要活得更好。
该如何活下去呢？
她只知道未来大概的走向：知青返城、改革开放、大学扩招……可她不能说，也不敢说。
至于那些细节，她一头雾水，仿佛没头苍蝇一样，比真正的知青要差远了。
她躺倒在床上，心里琢磨着这些事。
她每个月是35斤的定额粮票，3两油票，一两肉票，不过除了要回家探亲时可以兑换成全国粮票，其他时间都是去食堂里吃的，农场里的知青并不需要自己做饭。
35斤粮食，加工后还不足三十斤，每日繁重的垦荒劳作，消耗巨大，这点粮食，根本填不饱正在长身体的年轻躯体，所以她们这群知青还要自己种些蔬菜补充。
有些初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的知青，个子还没长好，每日从事着开荒、挑粪、抢收等高强度劳动，却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那些口粮对消耗巨大的身体来说，堪称是杯水车薪。
她所在的农场已经比那些比分散插队到生产队的知青条件要好很多了，每个月还有五元的额外补贴。
每日的劳动量折算成工分，男知青们拿个满分也就十分，而杨知夏一天顶多能拿个五六分。
而工分挣得多，年底分红就多，才能有钱买牙膏、肥皂，或者攒下探亲的路费。如果工分挣得少，可能年底一分钱分红都没有，全靠那5元补贴度日。
年终农场会统计所有人的工分总数，将总收入按工分均分，扣除口粮钱，统一结算成现金。
现金……听着很好，但现在凭票购买，没票的话，有钱你也别想买，所以杨知夏此刻好生迷茫。
她目标应该是什么？
赚钱吗？
但这时候钱似乎没有那么重要，至少有钱也不一定吃得饱饭。
吃饭吗？
蔬菜长在地里，她也不能每天去拔苗助长。
具体该如何做？
她拥有对未来的模糊认知，却困在1976年这个具体而微的现实牢笼里。
她知道知青终将返城，改革开放的春风会吹遍大地，大学会重新敞开大门……但这些宏大的趋势，对于此刻的她而言，遥远得像天边的云。
她苦想很久，也没有想出所以然来，窗外，秋阳渐渐西斜，将土坯墙染上一层暖橘色。
远处的号子声也慢慢稀疏下来，最终被收工的哨声取代。喧闹的人声由远及近，知青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了。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何小萍带着一身泥巴和汗味走了进来，脸上也带着倦容。
她看到杨知夏躺在床上，立刻快步走过来：“小夏！你怎么样？头还晕吗？林大夫怎么说？”
语气里满是关切。
杨知夏撑起身子：“没事了，已经好了。”
“没事就好！可吓死我了。”何小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自己床上，捶着酸痛的肩膀。
“你是不知道，你晕倒后队长那脸色……他说明天让你再休息一天，把身子骨养利索了，省得再趴窝，耽误生产！看来不打算罚你去猪圈铲粪了。”
杨知夏想起队长那个紧绷严肃的脸，心想，看来这队长也挺会关心知青的身体嘛。
还没等杨知夏再说什么，何小萍跳起来，肚子适时地“咕噜”叫了一声，她揉着肚子，夸张地叹道：
“哎呀，光顾着担心你了，这肚子都造反了！走，小夏，赶紧去食堂，再晚汤都喝不上了！”
说着，不由分说地拉起杨知夏的手腕。
杨知夏也确实饿得前胸贴后背，中午那点稀粥和咸菜早就消耗殆尽。她顺从地被何小萍拉着，走出宿舍。
食堂是几间打通的大土坯房，此时门口已排起短队，大多是刚收工的知青，一个个灰头土脸，肩上还搭着毛巾，手里拿着饭盒，说说笑笑，疲惫中透着一丝难得的轻松。
“还好还好，人还不算最多！”何小萍拉着杨知夏灵活地挤进队伍中段，和前后几个认识的人点点头。也有人跟杨知夏打招呼，杨知夏只好装出一副熟稔的模样，回应地笑着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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