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的雪停了两日，檐角的冰棱却还没化透，晨起的风裹着寒气往人衣领里钻。谷雨提着铜壶往正厅送热水时，恰听见回廊下阿春和王妈凑在一起说话，声音压得低，却还是顺着风飘进了她耳朵里。
“你是没见过，前儿我去西厢房收拾窗台，看见小姐抽屉里摆着好些红绳子，上面还系着白铃铛，碰一下就叮铃响，怪渗人的。”
阿春的声音带着点颤，手里的抹布都攥紧了些，
“听管事说，小姐打小就倒霉，三岁时差点掉进井里，五岁又被马惊着掀翻的车擦伤了腿，连带着老爷生意都出了两回岔子——后来请了个先生来看，说小姐命硬，得用红绳白铃镇着，还得离至亲远些才好。”
王妈叹了口气，往西厢房的方向瞥了眼，压低声音接话：“可不是嘛，老爷夫人先前多疼小姐，后来听了先生的话，也渐渐少跟小姐亲近了。你没见小姐房里那盏白瓷灯？也是先生让摆的，说能挡灾。还有那红绳，听说原是系在小姐手腕上的，后来小姐去日本学医，觉得是迷信，摘了没半年，就传来她在东京摔下楼梯的消息，虽没大碍，却也躺了半个月——打那以后，小姐倒也不抵触这些了，反倒自己琢磨起算姻缘的法子，说要找个能‘镇住’她霉运的人。”
风又吹过回廊，卷起地上的残雪，落在谷雨的鞋尖上，凉得她打了个哆嗦。她想起小姐递药膏时微凉的指尖，想起夜里那双没什么温度的眼睛，想起空荡房间里叮铃作响的白铃铛——原来那些看似古怪的东西背后，藏着这么多事。
“怎么感觉……这个小姐，过得这么难啊。”谷雨小声嘀咕着，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像是被檐角的冰棱戳了下，又凉又酸。
阿春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老爷夫人听了先生的话，这些年对小姐也淡淡的，逢年过节才见一面，话都没几句。小姐身边连个亲近的人都没有，也就只能对着这些红绳白铃琢磨了。”
“我总觉得……小姐好像快要撑不住了。”谷雨忽然说。话一出口，她自己都愣了——她不过才进府没多久，见小姐的次数屈指可数，可不知为何，每次看到小姐孤零零的样子，总觉得她像根被风吹得快要断了的红绳，看着坚韧，其实早已经绷得紧紧的，稍微再用力一点，就会碎掉。
铜锁扣落下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阮知愉拎着小巧的皮箱站在阮公馆门口，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腕间的红绳——三股棉线拧成的绳身缠着细银，末端系着枚拇指盖大的白铜铃铛，风一吹，便发出极轻的“叮铃”声，像雪落在梅枝上的碎响。
这是她第三次偷偷收拾行李。前两次都被母亲发现，藤箱被锁进库房，母亲红着眼眶劝她：“知愉，待在家里不好吗？外面多危险，你这命……”话没说完，却让阮知愉听得越发窒息。
她知道母亲是好意，可“命硬”“克亲”这两个词，从她记事起就像两根绳子，把她捆得死死的。三岁落井，五岁伤腿，父母生意受挫，所有人都把这些归咎于她的命。就连她去日本学医，母亲都反复叮嘱“离得远些，或许能让家里太平”。
可她不信命，至少以前不信。直到东京那次意外，她走在教学楼的楼梯上，明明脚下没有任何东西，却突然踩空摔了下去。躺在病床上的半个月里，她反复想，是不是真的像先生说的那样，没了红绳白铃的镇着，她就会招灾？
出院后，她第一时间去杂货店买了红绳和白铃，笨拙地系在手腕上。那叮铃的响声，竟奇异地让她安了心。她开始查各种命理书籍，学着用红绳白铃算姻缘——不是信了先生的话，而是想找个理由，找个能让她觉得“自己不是累赘”的人。
可父母不明白。他们为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杭州有名的富商之子，八字据说“极重”，能镇住她的霉运。相亲那天，男人盯着她腕间的红绳，眼神里的探究像针一样扎人。她没等对方开口，就起身离开了。
“小姐，南京那边的消息……还是没信。”门外传来管事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阮知愉没回头，轻轻的说了句
“知道了。”
她从抽屉里翻出张纸，是南京那处房子的地契。纸页泛黄，上面还留着父亲的指印。她想起父亲临走前说“等我们从南京回来，就带你去秦淮河逛”，可现在，那艘船连人带物，都没了踪影。
三天前，管家匆匆撞开西厢房的门，说南京来的船被日军劫了，老爷和夫人……怕是凶多吉少。她当时正坐在窗边给小木人缠红线，听到消息时，指尖的红绳松了圈，却没掉落在地。管家等着她哭，等着她问，可她只是盯着窗台上那盏白瓷灯看了半晌，然后说：“把南京那处房子卖了吧。”
“把这房子卖了吧。”前几日她跟管事说这话时，管事的脸都白了，支支吾吾地没敢应。她知道，下人们都觉得她怪，觉得她不孝，可她不在乎。那房子里满是父母的影子，满是他们对她的“客气”与疏离，留着也只是徒增烦扰。
杭城火车站的汽笛声裹着寒雾，刺破灰蒙蒙的天。阮知愉攥着褪色的蓝布包袱，站在拥挤的人群里，少女的肩膀绷得笔直，像株在寒风里倔强挺立的竹。
她的手腕上，一根红绳绕了三圈，末端系着枚指甲盖大的白铜铃铛。风一吹，铃铛就发出细碎的“叮铃”声，清清脆脆的，却与周遭的喧嚣格格不入。这是三年前她从东京摔下楼梯后，重新系上的——先前总觉得是父母迷信，摘了红绳要证明自己不信命，可摔在冰冷的楼梯上，意识模糊间想起的，却是母亲当初红着眼眶给她系绳时说的“保平安”。
火车站的人比她想的多，蒸汽火车喷着白气，嘶鸣声震得人耳朵发疼。阮知愉抱着存钱罐，缩在售票窗口旁的柱子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扛着行李的商人，有抱着孩子的妇人，还有穿着学生装、叽叽喳喳说要去上海读书的姑娘。她摸了摸罐口的缝隙，指尖沾了点灰尘——这里面的钱，是她攒着想买新书的，现在却要用来买一张去南京的票。
“小姑娘，买去哪的票？”售票窗口里的人探出头，声音带着点不耐烦。
路过的人匆匆走过，有人不小心踢到了她的衣角，她也没抬头，只专注地数着手里的钱——这是她全部的积蓄，够不够买票，够不够到南京后撑到找到周叔，她心里没底。
“够了。”她把数好的钱推到窗口里，指尖还沾着硬币上的铜锈。窗口里的人接过钱，点了点，扔出一张硬纸板做的车票，上面印着模糊的车次和时间。
阮知愉赶紧把车票攥在手里，又把剩下的一毛钱小心叠好，塞进围巾内侧的口袋——这是她到南京后，唯一的备用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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