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柯清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屏幕还亮着，正在重播的新闻画面泛着冷调的蓝光，映得他脸上的沟壑愈发清晰。他早按了静音，怕吵醒里屋熟睡的妻女，更怕听见自己喉咙里滚出的叹息——那声音混着酒气，哑得像被矿道里的风沙磨过。
玻璃茶几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杨梅酒，酒液沉在杯底，像一滩凝固的血。他端起来抿了一口，辛辣的味道顺着喉咙往下滑，却压不住心头那股复杂的情绪：像一锅熬糊了又放凉的中药，苦涩里裹着浑浊的渣，想吐吐不出，想咽又咽不下。
他不是不爱柯叶。恰恰相反，这份爱重得像矿坑里的石板，压了他大半辈子。他太清楚没有根基的人生是何等飘摇——就像在随时会塌方的巷道里行走，每一步都得提着心，生怕下一秒就被黑暗吞噬。所以他才拼了命想让女儿抓住“医生”这个铁饭碗，那不仅是份工作，是他眼里能让柯家下一代彻底脱离矿坑、不用再靠力气换命的唯一出路。
思绪像断了线的矿灯绳，一下坠回几十年前那个大山深处的贫瘠山村。那时天总是灰蒙蒙的，山风裹着煤尘，吹在脸上又干又疼。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拖着两个半大的弟妹，父亲是矿上最普通的挖煤工。每次父亲下井前，母亲都会把一块磨得发亮的小木牌挂在门框上，木牌上用红漆写着“平安”二字，边角被岁月盘得温润，像枚老核桃。母亲总说：“这牌儿灵，能护着你爸平平安安上来。”
可平安哪有那么容易。他永远记得那个黄昏，矿上的汽笛声突然凄厉地响起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长。有人跑着喊“塌方了”，母亲手里的菜篮“哐当”掉在地上，土豆滚了一地，她却像没看见，疯了似的往矿口跑。跑到一半，她突然腿一软，直直栽在地上，额头磕在石头门槛上，当场晕了过去。后来母亲醒了，额头上留下一道月牙形的疤，每次梳头时，刘海都遮不住，像刻在脸上的警示。万幸父亲只是被砸伤了腿，没丢性命，可那条腿从此瘸了，再也下不了井，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一半。
从那天起，十三岁的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着一百斤重的松柴，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十里地去镇上换钱。柴担压得他肩膀红肿，磨出的血泡破了又长，最后结成厚厚的茧。十六岁那年，暴雨连下了三天，山路滑得像抹了油。他给矿上值班的父亲送饭，走到半山腰时脚下一滑，整个人连人带筐往山谷里坠。他本能地抓住旁边一棵歪脖子树，筐里的饭洒了大半，手腕被树枝划得鲜血直流，冷风一吹，疼得钻心。
就算再累，他也没敢放下书本。煤油灯的光昏黄又微弱，他就着这点光，一边帮母亲缝补弟妹的破衣服，一边啃课本。冬天屋里没有暖气，手指冻得通红开裂，笔尖都握不稳，指节上的裂口渗出血珠，滴在作业本上，冻成细小的冰粒，像撒了一路红豆。他知道，读书是他唯一能跳出矿坑的机会，要是连书都读不好，这辈子就只能跟父亲一样，在暗无天日的地下，靠命换饭吃。
家里条件差，父亲把仅有的钱都攒着给他买课本、交学费，弟弟看着他的新课本，眼神里藏着压抑的羡慕，偶尔还会偷偷抹眼泪。有一次弟弟忍不住问：“哥，为啥只有你能读书？”他答不上来，只能把自己的馒头分一半给弟弟。那份愧疚和压力，像块石头压在他心上，让他不敢有半分松懈。
后来他终于考上了大专，是全村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去学校那天，母亲把家里唯一的母鸡杀了，炖了汤给他补身子，父亲拍着他的肩膀，嘴唇哆嗦着，半天只说出一句“好好学，别像爸一样”。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在山路上，回头看时，父母和弟妹还站在村口挥手，身影越来越小，却成了他这辈子都不敢辜负的期望。
也是从那时起，“奋斗”和“争气”四个字，像用矿镐凿在岩石上似的，刻进了他的人生信条里。他以为把这份“经验”原封不动地传给女儿，是对她最好的保护，却忘了，柯叶没经历过他那样的苦——她没挑过百斤的柴，没在暴雨天差点坠过山谷，更没见过矿坑里的黑暗。他只看到女儿考不过执业证的“不争气”，看到她总躲在房间里的“矫情”，却没看到她抽屉里的抗抑郁药，没看到她夜里偷偷抹眼泪的样子，更没看到她内心那座正在无声崩塌的大山。
在他固有的认知里，心理上的难受哪算困难？比起被埋在矿坑里的恐惧、靠力气换命的艰辛，考试的压力、情绪的低落，不过是“咬咬牙就能过去的坎”。他总想起当年自己被石块砸中肩膀，硬是咬着布条从巷道里爬出来，没掉一滴泪——可他忘了，不是每个人都出生在同一个黑暗的巷道，也不是每条巷道里，都有他当年能抓住的那束光。
电视屏幕的蓝光渐渐暗了下去，柯清拿起茶几上的烟，想点一根，却发现打火机没气了。他叹了口气，把烟放回烟盒，目光落在柯叶房间的方向。门缝里没有光，女儿应该睡熟了。他不知道，此刻自己心里翻涌的愧疚和后悔，要过多久，才能真正传达到女儿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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