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僧伽制度论》后记
佛陀出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是人间的教化，菩萨行是人间的事业。如何使佛教合乎当今社会，如何整理僧伽制度，行教理、教制、教产革命，我忙碌半生，见解与教训不少，前文都已写尽，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这里，只记几笔小事。
四天宝寺的天王殿中，常年供奉着一尊韦陀菩萨，身穿甲胄，手持金杵，背靠弥勒，面北而立。寺里收养的孤儿玩闹，一不留神，常常躲到韦陀菩萨背后，从桌上偷了贡品塞进嘴里。战乱年代，民不安枕，庙里常常断炊，然而韦陀菩萨的供桌却总有一线香火。在满目萧条中，维持着惨淡的繁荣。
我曾对两位好奇的朋友解释：韦陀菩萨原名韦护，是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天神。护持九百九十九尊佛出世后，自己方才化身成佛。他最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便愤而下凡、惩戒恶人，于是颇得民心。但也因如此，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如来。为的是提醒他，在惩恶扬善之前看看佛面，手下留情，给恶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本是一段随传说敷衍而成的故事，两位朋友却听得入神：“那岂不是说，韦陀菩萨有两张面孔？”
我不解，忙问此言何意。其中一个说：“在信众看来，他是菩萨，是见义勇为、为人间抱不平的救世主。然而他真实的面孔，却始终朝向佛面，无法让众人看见。”
难得听见这样的解读，我一时没有转过弯来。大殿空寂，只听得呼呼的风声，和裹在其中的几声鸟鸣。鸟栖于檐下，以木梁中的蛀虫为生，勤勤恳恳，使建筑不易朽坏。时间长了，也就不再避人。盘旋之间，竟落在我的朋友肩头，把他一惊，金石似的脸上有了笑意。
于是另一个也摆摆手，对我笑道：“没头没尾的联想罢了，请不要放在心上。白石方丈是出家人，不像我们浮在尘世，总有烦恼缠身。”
那是新历986年，一只队伍开到中部山区，打跑政府驻军，推行新政，抑制豪强、平分田地、鼓励生产、改革风俗。混乱之中，听见许多传言：他们要贫富均等，于是把本地望族洗劫一空；要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于是怂恿许多家庭拆了伙；要普及教育、消灭文盲，于是大家地也不种，跑去读书；要破除迷信、宣传科学，于是盯上了我们这所破庙。
我非常欢迎。正好，我也不想干了。四天宝寺曾经兴旺过，然而渡边方丈将衣钵传给我时，庙产已年久失修、几成危房，后山的土地也长满了一人高的杂草。为生存所迫，我领着众僧，想尽办法，从简单版本的法事到年节的滑稽剧目，十里八方的信众都知道，我们有求必应、什么都干。钱是拿到了手，零零碎碎，脸却同样丢尽。以至于我常常避着韦陀菩萨的怒容，每日早晚课，都要在心底默念，求佛祖不要怪罪。
队伍首领登门时，我正与大家吃着流水素面。站起身，遗憾这散伙饭的凄然，同时，又有一丝轻松浮现。快快地走到山门处，却并未见到想象中的凌人盛气、浩大声势，相反，门前只立着两个人。左边的有菩萨面容，右边的倒像是金刚怒目。他们伸出手，行了新式礼节，说特地来此拜访，想找我谈谈。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烂摊子还得撑下去。他们说自己初来乍到，在此地扎根数月，总结出不少教训。移风易俗固然要继续，但是过激政策已经引发了一些不满，应当稍作修正。四天宝寺是当地民众的精神寄托，多年来的确行了不少善举，今后不仅要保留，还要进一步寻求我们的支持与合作。
他们对我做的事很感兴趣。尤其是右边那位，面若金刚，却有着极其宽和温厚的气度。彼时人间佛教的思想尚无踪影——那不是战乱中可以考虑的事情，我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想让僧徒与信众有饭吃、有觉睡。于是，只能捡到什么说什么，拉拉杂杂、絮絮叨叨，顺便托出我对此地局势的看法。聊到那边的流水素面吃完，金太郎耐不住好奇跑出来看，他们才说下午有事，道了告辞。
后来他们常常登门，两人同行，或一人独往，有时也派来年轻的副官传递消息。民众见四天宝寺仍岿然不动、赖在原地，大约一颗心，落回嗓子里，加上他们调整了政策的力度，先前沸腾的怨怼，也就渐渐平息。
一日，聊得开心，彼此多了些亲近。玩笑间，我问他们，留着四天宝寺，也有其他意思在吧？他们面面相觑，只装糊涂。我说：“你们据守此地，联络外界、沟通物资，总要有一处中转站点。我这破庙虽然潦倒，但也不算与世隔绝，况且当局历来不把民间信仰放在心上，这里用着，可还算方便？”
那位面若观音的笑道：“本来以为如此请求，算是冒昧，还想酝酿一阵。没想到话都被您说尽了。我们正有此意。不知方丈愿不愿意给这个方便？”
我心想：你们虽没有说，样样件件，却都做给我看了。面上只笑道：“还是要我这朵解语之花啊！”
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没什么不愿意的。金刚怒目的叫真田，于佛法颇有心得；面若观音的叫幸村，对我们的文艺活动很是关注。两人都让我心生亲近。就连那个副官切原赤也，也在莽撞中有着一派赤子天真。更何况，他们一来，连香火都繁盛许多，经历连年的灾荒与动乱，此地终于有些生息。他们真真做着我做不到的事。
这些事情都是很难的，正如轻轻放过四天宝寺，要放过的还有许多。且不说，为了社会安定，在未建立稳固统治的地方，权贵不可一薅到底，就连已经完成土地均分的村庄，大部分穷苦人也没有识文断字的能力，填表造册、纳粮征兵，总要一面用着原有的保甲长，一面培养自己的农民干部。所谓的普及教育也是知易行难。他们城里人出身，无论在泥地打多少滚，总有洗不掉的精英气。譬如真田，仅看行走坐卧，便知他没挑过担、没插过秧。吟诗作对，在乡下人那里没有用，把大家召集到民众夜校，用教工人的办法教他们，不出半小时，低头一望，男的吸烟袋、女的打毛线。就连最简单的家务事，处理起来，也有满脑门官司：他们唱着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高调，要把男人打老婆、汉子买媳妇的恶习通通破除。可惜这头法庭刚刚宣布离婚生效，那头招募的新兵就炸了锅；白纸黑字的“婚姻自由”，被父母当做随意悔婚，以及男子休妻另娶的依凭；帮着童养媳批判了颐指气使的婆婆，转身便遭到全村老人的道德围剿：西朗都没管过我们这儿，立海纵队却要当我的家？
正如四天宝寺为了吃饭去演滑稽剧目，诸种社会革命的激进理念，真到“社会”面前，也要暂退一步，采用更迂回的策略。兵源不足、粮草有限，既然用得着豪强武装，与其将他们赶尽杀绝，不如招安整顿。底下办事的人，用一批换一批，能感化则感化。高妙的国文计划放到一边，先从记账用的数字和民歌教起。相比把女人都赶出家门闹离婚、闹运动，还是让她们踏实生产、埋头纺织，先拿稳自己的工分，再与丈夫婆婆论短长。
我安慰真田，农人插秧也是倒着插来，退步亦可是向前。
真田说，早年在盖城临时政府工作，只顾着城防治安，从没想过会有这些问题。那时还感叹幸村理想主义、缺乏政治智慧，谁知幸村转过弯来了，傻眼的倒成了自己。
争吵是有的，而且肯定不止一回。真田耿介，常常板起面孔，却有满腔的热血沸腾；幸村圆融，总是语带春风，有时却几乎不近人情。负责宣传教育的柳莲二偶尔来我这里喝茶，顺便拎走偷懒的切原副官，我问他：“你觉得那两位是何种人？”
他想了想，说：“以前觉得，幸村在天上，行云流水，真田在地下，不动如山。”
我问：“现在呢？真田在天上，凌空高蹈，幸村在地上，因时而变？”
柳摇头：“我们的规矩，不在背后议论同志。”
顿一顿，补充道：“或许他俩从来都没有变，只是处境不同了。”
我又问：“他们的关系一直这样好吗？”
柳说：“若非个性互补如榫卯，大概也无从维系多年情谊吧。您怎么突然对这个起了兴趣？”
他一定是看出了什么，藏在刘海后面的眼睛微微睁开，好厉害的眼风，带着热茶的水汽扫来。我耸耸肩，仿佛听见风铃叮当，敲着窗扉。饮尽一杯茶，还是提醒他：“昨天占卜，看结果，地上的那个会有危险。然而究竟指的是谁，如今我也糊涂了。总之，请他们二位小心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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