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安逸揣着昨夜收拾好的几件换洗衣物，和嫂子并肩站在医院住院部的楼下。
电梯在三楼停下。或许是因为太早，医院的走廊空旷而安静，只有一个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老人，正扶着墙缓慢行走，像是进行某种恢复训练。父亲的病房是307，安逸轻轻推开门，一眼就看见靠窗的那张病床。
安国兴半靠在床头，背后垫着医院的蓝白枕头，头发比上次见时又白了不少，脸色是久病之人才有的灰黄，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他正垂着眼望向床沿，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摩挲着被子的边缘。
“爸。”安逸和王秀走到跟前，王秀轻声喊道。
安国兴缓缓抬眼望来，目光先是涣散，几秒后才凝聚在安逸脸上，没有预料中的笑容，他只是扯了扯嘴角，声音低哑：“你回来了，你哥呢？”
“爸，东子那边忙得脚不沾地呢。”王秀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拧开盖子的瞬间，蒸汽腾起，带出小米粥淡淡的香气。“您想啊，总不能一家子都耗在医院。他在上海上班，一个月工资顶我三个月。我呢，俩孩子还在上学，早上送完老大送老二，厂里这阵又赶工，请假也扣钱。只能让小逸回来搭把手。”
她说得又快又实在，像是生怕安国兴多想，又像在给自己找理由。安逸站在一旁，没有作声。他知道这是实话，哥哥安东从前是家里的体面，在上海的金融公司做主管，后来公司倒闭，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当会计。而他自己，高中没毕业，在县城的汽修厂打过工，又去邻市的工地干过几年，没成家，也没孩子。
安国兴听完，慢慢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王秀把粥盛进小碗递过去：“爸，趁热喝点，我放了点南瓜，软和。”安国兴没接，只说了句不饿，王秀也不劝，把碗放在床头柜上，又从包里掏出个塑料垫和一床薄被，塞给安逸：“这垫子你晚上坐椅子上能躺躺，被子薄，但医院空调足，别着凉。我得赶紧走了，大的今天考试，得送她去学校。”
安逸接过塑料垫，他点点头：“嫂子你路上慢点。”
王秀应了一声，又望了一眼床上的安国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沉默地转身快步离开。病房里只剩下父子两人，顷刻间安静下来。安逸把垫子放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掏出手机却不知该看什么，界面划来划去，最后停在空荡的主屏幕。安国兴也拿出手机，是台旧款智能机，眯着眼刷短视频，音量调得很低，隐约能听见戏曲的调子。
没有人说话。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礼拜。每天清晨，安逸去食堂打饭。医院的粥总是温吞的，馒头有点硬，但菜还算清淡，有煮得烂软的白菜，偶尔有炖豆腐，荤菜则是小块的红烧肉，肥的多瘦的少。白天大部分时间，两人就各自靠在床和椅子上看手机。偶尔安国兴要喝水，安逸就递过杯子；要上厕所，他便扶着他慢慢走。走廊里其他病房热热闹闹，有家属陪着聊天，有儿女给老人放电影看。只有307病房，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药水滴落的声音。
这天上午，主治医生拿着病历本进来。他看起来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整齐。他给安国兴听了肺音，翻了翻眼睑，问了句：“昨晚睡得怎么样？”父亲答：“还行。”医生点点头，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
等医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安逸赶忙站起来，跟到病房门口，轻轻带上门。
“医生，我有件事想问您。”他习惯性地微笑着说。
医生转过身，扶了扶眼镜：“你说。”
“医生，我爸这病……到底怎么样？”
医生叹了口气：“你是他儿子吧？”见安逸点头，他往走廊尽头走了两步，避开其他病房的人，才压低声音：“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胰腺癌，晚期。”
“胰腺癌是什么？”他没听过这个病，但“晚期”两个字他听得明白。愣了几秒，他才追着问：“那能手术吗？手术成功率怎么样？”
医生摇了摇头，眉头紧锁：“这病很棘手。胰腺位置特殊，周围血管多，手术难度极大，成功率很低。”
“那去上海，北京呢？”安逸打断他，“那边大医院是不是好点？成功率能高些吗？医生，我不是不信您，我就是，就是想问个清楚。”
医生看着他，目光里带着同情：“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得说实话。胰腺癌恶性程度太高，进展又快，从临床上看，就算去北京协和、上海瑞金，成功的案例也屈指可数。不是技术不行，是这病本身太凶险。”
安逸站在原地，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壁。走廊里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他发冷。
“那要是做手术，得多少钱？”
医生沉默片刻，才开口：“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最少得20万。这还只是起步，治疗的药，营养针，很多都是进口的，价格贵，真要治下来，50万都打不住。”
安逸怔住了，20万起步，50万不止。
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作为医生，我建议你们别治了，虽然对医院来说，我是欢迎你们花钱的。”医生说完这句近乎黑色的笑话，转身离开了。
安逸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转角。有人推着轮椅经过，轮子碾过地板，发出咕噜咕噜的单调声响。
回到病房，父亲问他：“干嘛去了？”安逸犹豫了一下。
女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为什么不告诉你父亲？有可能他也同意不治呢？二十万已经很多了，医生很明确地说，二十万远远不止。”
而等他告知父亲后，安国兴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他虽然并不清楚胰腺癌具体是什么，但他知道癌症，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表情骤然扭曲，声音很大“为什么不治？你就是想我死是吧？老子还不想死！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好不容易能享点福，结果就得了癌症？老子不甘心！老子要治！”
安逸试图劝说：“爸，这病太严重了，而且花钱太多。与其把这些钱扔进去，不如吃点好的，或者我们去旅游，到处看看玩玩，这不更好吗？”
安国兴根本听不进去。他将安逸的话理解为儿子不愿花钱、不孝顺。
“滚！老子不想死，老子要治病！你这个不孝子，不想给你老子花钱治病？老子白养你了！我辛苦养大你和你哥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吗？你们倒好，尽想着我死！”
从这一天起，安逸在父亲眼中成了一个满怀恶意的仇敌。他端来的饭，安国兴不吃，他递来的水，安国兴不喝，这种沉默的对抗，比直接的咒骂更令人窒息。
安逸给哥哥安东打了电话，他复述了医生的话，也描述了父亲那充满恨意的反应。
“唉，医生都这么说了……爸他，唉，老糊涂了，想不开。”电话那头的安东长长地，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我等下给他打电话，你说话太直接了。这样，你先辛苦点，在医院再待一阵，我跟村里人都说了，咱爸在城里大医院做检查，等专家会诊呢。时间太短了不像话。”
他继续道：“你找医生，一定要开个书面的东西，就写病情危重，手术风险极高，建议保守治疗之类的。白纸黑字，到时候拿回来堵那些碎嘴子的嘴。”
安逸握着电话，听着哥哥那套天衣无缝的剧本，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明白哥哥的意思，用几万块钱，演一场我们尽力了，但无力回天”的大戏，堵住悠悠众口，而那筹来的二十万，最终会填进房贷的窟窿。
女孩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深刻的洞察：“这不仅仅是做戏，是在利用父亲的绝症和公众的同情心，进行一场有预谋的表演。用救命钱的名义借钱，最终却挪作他用。即使他会还，但本质上也是一种欺诈，利用了信息差和道德绑架。”
安逸对着电话低声道：“哥，这样算不算骗？”
电话那头的安东似乎愣了一下，随即声音拔高，带着被质疑的恼怒：“骗？安逸你脑子进水了？这怎么是骗？钱我会还的，一分不少！就是暂时周转一下，等房子贷款压力小了，我砸锅卖铁也还上！人可以穷，但不能没有底线，你哥这辈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顶多拖欠，但绝不会赖账！这跟骗有半毛钱关系？我跟那些诈骗犯罪能一样吗？”
哥哥的声音斩钉截铁，安逸无言以对，因为哥哥确实一直如此，再困难，借的钱最终都会还上，只是过程可能漫长。这或许是他身上唯一还能称之为亮点的东西，也是他在熟人社会立足的最后一点信用。
挂断电话，安逸感到一种更深沉的疲惫，不仅要忍受父亲的冷暴力，还要成为哥哥剧本中的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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