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去去又匆匆，母亲本就不好的身体却再也熬不下去了，窗外的雨下了整整三天，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泡得发涨。
母亲的手最后一次搭在我手背上时，已经凉得像浸在井水里的玉石。
床头柜上的药瓶空了大半，阳光透过纱窗斜斜地照进来，在瓶身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她从前笑着看我时，眼角眉梢抖落的星子。只是这一次，她不会再抬手揉我的头发，也不会在我转身时，轻声问一句"晚上想吃什么"了。
灵堂的白烛燃到第三根时，我忽然发现她织了一半的毛衣还放在藤椅上，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是倦极了的人留下的脚印。
送葬的队伍走过巷口时，卖豆腐脑的阿婆叹了口气，说"以后没人天不亮就来买热乎的了"。我才想起，母亲总说医院的粥太寡淡，每天五点就去排队，只为了让我拿到病房时还冒着热气。
雨停的时候，风卷着几片梧桐叶落在墓碑上。我把她最爱的桅子花放在石台上，花瓣上的水珠滚下来，像谁没忍住的眼泪，砸在"爱妻"和"慈母"那两个字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
"时雨，父亲让你下去。"哥哥的声音有些生硬，他的西装外套被雨水打湿了一片，手里攥着一卷报纸。
我站起身，拍了拍旗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什么事？"
哥哥没有回答，只是将手中的报纸递给我。报纸上赫然印着"通缉"两个大字，下面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穿长衫的青年站在燃烧的货物堆前，火光映照下，他襟前别的梅花绢帕白得刺眼。
“许云儒..."我轻声念出那个名字，指尖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北平学生运动头目，煽动抵制日货，破坏中日邦交。"明远的声音冷得像冰，"父亲说，从今以后不许再提这个名字。"
我盯着照片中云儒模糊的侧脸，他嘴角似乎还带着我熟悉的那种倔强的弧度。
明远从我手中抽回报纸，"父亲正在和日本商会谈生意，不能有任何污点。即使曾经我们与他相好过"
我沉默地跟着明远下楼，心里却翻江倒海。
客厅里，父亲正和几个穿着考究的日本人交谈，见我进来，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
雨下得更大了。我借口头痛回到自己房间，从枕头下摸出一本破旧的英文诗集——《夜莺颂》，云儒离开前送给我的。
翻开泛黄的扉页，我将那张剪报小心地夹进去，忽然发现五年前夹在这里的梅瓣竟然渗出了淡红色的汁液，染红了周围的纸页。
"夜莺把胸膛抵在荆棘上歌唱..."我轻声念出云儒教我翻译的诗句，泪水终于落了下来。
那一年我十六岁，云儒二十。他站在许家花园的梅树下，将一朵白梅别在我鬓边。
“为什么是白梅？"我记得自己这样问他。
"因为它像你，"云儒的眼睛在阳光下呈现出琥珀色，"看似柔弱，实则坚韧。"
"中国需要改变，"他常常这样说，眼睛闪闪发亮，"我们这一代人必须站出来。"
父亲不喜欢这些言论。作为上海滩有名的棉纱商人，他更关心的是生意和人际关系。而云儒...云儒是父亲心中永远的刺。
谁也没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会变成今天报纸上那个站在烈火前的"危险分子"。
夜深人静时，我点亮床头的小灯，重新展开云儒的第九封信。在信纸的背面，我发现了一行用极淡的铅笔写下的小字：
"若收不到我的信，就去贝当路13号找周先生。"
我的心猛地一沉。这分明是...诀别前的嘱托。
窗外，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书桌上那本《夜莺颂》。染红的梅瓣像一滴血，刺痛了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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