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趁家人还未起床，偷偷溜进了父亲的书房。报纸堆中最上面的一份《申报》详细报道了北平的"六五事件"——学生冲击日货仓库，与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捕，领头者许云儒在逃。
"据悉，该许某系上海某许姓富商亲子，早年因思想激进被逐出家门..."
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报纸。书房门突然被推开，明远站在那里，脸色阴沉。
"你在干什么？"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报纸上，眉头皱得更紧。
"我..."
"父亲已经决定与日本东洋棉业合作，"明远打断我，"下个月我就要去东京考察。这个家不能再和云儒有任何牵连，明白吗？"
我抬起头："那他就该死吗？"
明远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以为烧几箱日货就能救国？幼稚！"
"至少他做了些什么！"我脱口而出，"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和日本人推杯换盏！"
明远猛地抓住我的手腕："闭嘴！你想害死全家吗？"他的声音压得极低，"上海现在是什么局势，你不清楚？日本人、青帮、国民政府...稍有不慎，许家就会万劫不复！"
我挣脱他的手，跑回自己房间，反锁上门。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呼吸都变得困难。
从梳妆台的抽屉深处，我翻出一个铁盒，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云儒的九封信，每一封我都背得滚瓜烂熟。
最下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十八岁的我和二十岁的云儒站在草坪上，他穿着学生装，我穿着素色旗袍，两人之间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却掩饰不住眼中的笑意。
那天他偷偷带我去参加的诗歌朗诵会。我第一次听到《夜莺颂》的原文，虽然听不懂，却被那优美的韵律深深吸引。
"诗人说夜莺宁愿把胸膛抵在荆棘上，也要唱出最动人的歌，"云儒当时这样解释，"因为它知道，有些美丽需要以痛苦为代价。"
如今想来，这仿佛是他对自己命运的预言。
我将照片贴在胸口，做了一个决定。如果云儒不再来信，我就去贝当路13号找那位周先生。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知道他的下落。
梅雨依旧下个不停，阁楼的窗户上凝结着水珠，像极了哭泣的眼睛。我翻开《夜莺颂》，轻声读着云儒最爱的诗句，恍惚间仿佛听见他在耳边低语：
"时雨，有些路必须有人去走..."
我把剪报夹进《夜莺颂》的扉页，发现当年夹的梅瓣竟渗出淡红汁液，像他教我翻译的"夜莺把胸膛抵在荆棘上歌唱"。
今天的秋天来得格外早。梧桐叶还未黄透，就已经被连绵的秋雨打落，黏在贝当路的青石板上，像一块块褐色的疮疤。
我站在邮局门口，手指紧紧攥着那封辗转了两个多月才到我手中的信。信封比往常薄了许多，上面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我名字的笔画像是被匆忙划上去的。
拆开来，里面只有半片风干的梅叶，叶脉清晰可见，边缘已经有些破碎。
这是云儒的第十封信。
我将梅叶小心翼翼地夹进随身携带的《夜莺颂》中，与那九封信和通缉令剪报放在一起。
书页间已经积攒了各种干枯植物——梅瓣、槐花、一片银杏，现在又多了一片梅叶。
这些无言的馈赠比任何文字都更让我心痛，因为它们告诉我，云儒还活着，却已经不能自由地写信了。
回家的路上，我故意绕远经过贝当路13号。
那是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橱窗里摆着几本泛黄的英文小说。我驻足假装看橱窗，余光却扫视着店内情形。一个戴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整理书架，他抬头与我视线相接的瞬间，我迅速低下头快步走开。
周先生。我在心里默念这个陌生的名字。云儒说如果收不到他的信就来找这个人，可现在收到了信——虽然只有半片叶子——我还要来吗？
霞飞路上的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无数个秘密在窃窃私语。
转过街角，我撞见了刚从轿车上下来的哥哥明远。他西装笔挺，手里拿着公文包，脸上却带着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时雨？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皱眉看着我，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诗集上，眼神闪烁了一下。
"散步。"我将书抱在胸前，"父亲在家吗？"
明远摇摇头："去南京见日本商社的人了。"他顿了顿，声音压低，"最近少出门，街上不太平。"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上个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了大规模抵制日货游行，几家售卖日货的商铺被砸。父亲虽然与日本商社合作，但时家的棉纱厂主要用国产棉花，暂时还未成为攻击目标。
"哥哥，"我鼓起勇气问道，"你最近...有云儒的消息吗？"
明远的表情瞬间凝固。他环顾四周，拉着我快步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
"不要在外面提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几乎是咬着牙挤出来的，但眼中却没有了往日的愤怒，反而流露出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
"我只是..."
"回家再说。"他打断我，拽着我的胳膊往公馆方向走去。
晚餐时，父亲仍未回来。饭厅里只有我和明远，沉默地吃着王妈准备的饭菜。自从云儒的通缉令出现后，家里的气氛就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我收到他的信了。"我终于打破沉默，"今天。"
明远的筷子停在半空，汤汁滴落在雪白的桌布上，晕开一朵褐色的花。
"什么信？"
"第十封。"我直视他的眼睛，"只有半片梅叶。"
明远放下筷子，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方手帕擦了擦嘴角。这个动作太过刻意，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你...还留着那些信？"他问得很轻，仿佛害怕听见答案。
我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他给你写的信更多，不是吗？"
明远的瞳孔猛地收缩。我们隔着餐桌对视，谁都没有说话。窗外，秋风卷着落叶拍打窗户，像是一个个急切的叩问。
最终，明远长叹一口气，起身走向书房。片刻后，他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回来，放在我面前。
"上个月收到的。"他的声音异常平静，"本来想烧掉。"
信封里是三页密密麻麻写满字的信纸，云儒熟悉的字迹跃入眼帘。不同于给我的那些充满诗意与思念的短笺，这封信冷静而详尽地分析了华北局势、日本增兵情况以及国民政府的态度。信的末尾，他写道：
"明远兄：知你即将赴日考察，望能以商人之眼，观敌国之实。许家产业虽不与日货直接相关，但棉花一业关乎民生根本，望三思而行。又及，时雨近来可好？"
我的手指抚过最后那个问句，泪水模糊了视线。云儒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仍记挂着我的安危。
"他...还当我是兄弟。"明远的声音有些哽咽，"即使我..."
即使你什么？我想问。
即使你曾站在父亲那边指责他？即使你现在仍要与日本人做生意？但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明远眼下的黑眼圈，他近来频繁的夜不归宿，还有书房里那些突然出现的进步刊物，都在诉说着一种无声的转变。
"他给你写信比给我多。"我折好信纸，勉强笑了笑，"你们男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大事。"
明远摇摇头："他给你的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相视一笑，那笑容里包含着太多无法言说的理解与默契。在这个家里，关于云儒的一切都是不能提起的秘密，就像父亲书房抽屉里锁着的那把勃朗宁手枪，或是母亲去世前交给我的那枚翡翠戒指——存在，却被刻意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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