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皮箱。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云儒的十封信、各种剪报和干花标本。最新加入的半片梅叶被我小心地放在一封信上，那是云儒离开上海前写给我的：
"时雨：此去北平，凶吉难料。若三月无信，勿念。若得平安，必以梅报。"
如今这片梅叶就是他的"平安信"，虽然只有半片，虽然迟了两个多月。我将它贴在唇边，仿佛能嗅到北方秋日的凛冽和战火的气息。
窗外，一轮冷月挂在梧桐枝头。我翻开《夜莺颂》，找到云儒最爱的那一页，轻声诵读：
"Darkling I listen; and, for many a time
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我在黑暗中倾听；啊，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读着读着，我突然明白了云儒为何钟爱这首诗。夜莺将胸膛抵在荆棘上歌唱，直至鲜血染红玫瑰；而他，我的云儒，是否也正将生命抵在时代的荆棘上，唱着一曲无人听见的挽歌？
第二天清晨，我被楼下的争吵声惊醒。披衣下楼，只见父亲满面怒容地站在客厅里，手中挥舞着一份报纸。明远站在他对面，脸色苍白却倔强地昂着头。
"你看看！这就是你那个好兄弟干的好事！"父亲将报纸摔在明远面前，"北平学生又闹事了，火烧日本领事馆汽车！日本人已经向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我悄悄拾起报纸，头条新闻赫然是《北平学生再掀反日浪潮，多名激进分子被捕》。
报道中没有提到云儒的名字，但一张模糊的照片角落里，一个穿长衫的背影让我心头一紧——那挺直的脊背和微微侧头的角度，像极了他。
父亲，"明远的声音异常冷静，"日本人步步紧逼，华北眼看就要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学生抗议是必然的。"
"你！"父亲指着明远的鼻子，手指发抖，"你是不是也受了那个逆子的蛊惑？别忘了，许家上下几十口人靠谁养活！和日本人合作怎么了？做生意而已！"
"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不能。"明远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刀插进父亲的心口，"母亲若在世，绝不会同意我们与虎谋皮。"
父亲的脸瞬间变得煞白。母亲去世那年，正是事变爆发之时。她临终前握着我们的手说："记住，宁可清贫度日，不可辱没祖宗。"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后，父亲颓然坐倒在沙发上，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你们...都不懂。"他喃喃道，"这世道...容不得清高。"
我悄悄退回楼上，心中翻江倒海。明远的变化如此明显，他不再是最初那个对云儒嗤之以鼻的商人，而父亲...父亲眼中除了愤怒，似乎还隐藏着更深的恐惧。
中午时分，明远敲响了我的房门。他眼圈发红，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锦盒。
"给你的。"他将盒子递给我，"下个月我要去日本了，可能...要很久才回来。"
盒子里是一支钢笔，乌木笔杆上镌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
"明远..."
"时雨，"他打断我，声音低沉而急促，"如果...如果云儒再有信来，不要告诉父亲。还有，贝当路13号...是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我震惊地抬头看他，他却已经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句话飘在空气中：
"有些事，就让它成为永远的秘密吧。"
我握紧那支钢笔，笔杆上的梅花硌痛了我的掌心。明远知道贝当路13号，知道周先生...他究竟还知道多少我不知道的事？他和云儒之间，到底有多少"不能说无法说"的秘密？
秋风呜咽着穿过回廊，卷起一片枯叶贴在我的窗玻璃上，像一封来自远方的密信，写满了无人能解的密码。
民国秋末，上海的热浪裹挟着黄浦江的潮气，将法租界的洋房蒸煮得像个密不透风的铁罐。我躺在竹席上辗转难眠，汗水浸透了真丝睡袍。
窗外，法国梧桐上的蝉鸣一声叠着一声，仿佛在嘶吼着这个夏天最后的疯狂。
哥哥也从日本归来。
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刺破夜空。
我披衣下楼时，看见王妈正手足无措地站在客厅中央，而父亲和明远已经穿戴整齐，面色凝重地望着大门方向。
"谁会在这种时候..."明远的话没说完，门铃又响了，这次更加持久尖锐。
父亲示意王妈去开门。门廊灯光下，两位白发老人站在那里。老先生穿着考究的深灰色西装，老太太则是一袭墨绿色旗袍，颈间一串莹润的珍珠项链。他们的脸上刻满岁月的沟壑，眼神却锐利如鹰。
"时世安，"老先生开口，声音低沉如大提琴，"二十年不见，你倒是老了不少。"
父亲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瞬，随即深深鞠躬："岳父、岳母。"
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是母亲的双亲，我从未谋面的外公外婆。母亲生前极少提及自己的娘家，我只知道她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为了嫁给父亲与家族决裂，后来从此这两个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外婆的目光越过父亲，落在我身上。她的眼睛突然湿润了："时雨？都这么大了...眼睛像极了婉容。"
婉容是母亲的闺名。我不知所措地行了个礼，手指不自觉地绞着睡袍腰带。明远悄悄站到我身旁，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眼神。
"这么晚前来，有何贵干？"父亲的声音冷硬如铁。
外公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封信，递给父亲："看完再说。"
父亲展开信纸，就着门廊的灯光阅读。我看着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最后变得惨白如纸。
"不可能..."父亲的声音几不可闻，"日本人怎么会..."
"上海守不住的，"外公斩钉截铁地说，"我和瑞士领事是老朋友，他亲口告诉我，最迟下个月底，战火就会烧到上海。你们必须跟我们走。"
"去哪里？"明远问。
"欧洲。"外婆说，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掌心冰凉如玉石，"我和你外公在瑞士有房产，足够安置你们全家。"
我茫然地看向父亲。他的表情复杂得难以解读，愤怒、恐惧、屈辱...最后统统化为一种深深的疲惫。
"容我考虑..."
"没什么好考虑的！"外公突然提高了声音，"当年婉容执意嫁给你，我们反对，结果呢？她三十岁就...现在轮到时雨了，你想让她也..."
父亲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痛楚："岳父！"
一阵尴尬的沉默。明远轻咳一声："外公外婆远道而来，不如先安顿下来，明日再议。"
那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母亲的故事在我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她为了爱情离家出走，与父母断绝关系，最终早逝，留下无尽的遗憾。而现在，历史仿佛要在我身上重演，只是这次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战争。
第二天早餐桌上，火药味浓得几乎能点燃。
"我已经决定了，"父亲放下咖啡杯，杯底与瓷盘碰撞出清脆的响声，"学校正在迁往重庆，我必须随行。作为校董，我不能在这种时候弃师生于不顾。"
外公冷笑一声："迂腐！你以为日本人会在乎什么教育？"
"父亲，"明远突然开口，"我也不会走。"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明远穿着熨帖的白色衬衫，领口敞开，露出嶙峋的锁骨。他的眼神坚定得可怕。
"敌未灭何以家为？"他引用岳飞的词句，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华北已经沦陷，上海眼看也要不保。这种时候出国避难，与逃兵何异？"
"你！"父亲拍案而起，"你懂什么？你以为凭你一己之力能改变什么？"
"至少比躲到欧洲苟且偷生强！"明远也站了起来，两人隔着餐桌怒目而视，"云儒说得对，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云儒的名字像一把利剑刺入混乱的战场。父亲的表情瞬间凝固，外公外婆则困惑地对视一眼。
"云儒？"外婆轻声问，"是谁？"
"一个叛徒！"父亲怒吼，"一个把我们家拖入危险境地的疯子！"
明远突然笑了，那笑容冷得让我打了个寒战："不，父亲，他是英雄。至少他敢于直面敌人，而不是像您这样，一边与日本人做生意，一边又假装清高。"
父亲扬手给了明远一记耳光。清脆的响声在餐厅里回荡，所有人都呆住了。明远的左脸颊迅速红肿起来，但他仍然挺直腰杆，眼神倔强如初。
"够了！"外婆猛地站起身，"你们父子要吵到什么时候？时雨，你跟我们走。"
我？我惊恐地看向父亲，又看看明远。父亲避开我的目光，明远则轻轻点了点头。
"我...我不想走..."我小声说。
"由不得你！"外公厉声道，"你是婉容的女儿，我们不能再失去你！"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的痛苦。二十年前，她站在我这个位置，面对父母的命令和内心的渴望。只是她选择了爱情，而我...我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荒诞剧。法租界的梧桐叶开始泛黄，而整个上海滩已经嗅到了战争的气息。报纸上每天都是令人窒息的消息，日本军舰在黄浦江上耀武扬威，而国民政府仍在高喊"和平未到绝望时期"。
我像个游魂般收拾行李。父亲整日不见人影，明远则频繁外出，有时彻夜不归。只有外婆陪在我身边，帮我挑选要带的衣物和书籍。
"这本要带吗？"外婆拿起床头那本《夜莺颂》。
我几乎是扑过去抢下那本书："这个...我自己来收拾。"
外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后来我发现，她在我的行李箱夹层里悄悄塞了一个绣花钱包，里面是几张瑞士法郎和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母亲站在西湖边，笑容明媚如春光。
出发前夜，明远来到我房间。他瘦了许多，眼窝深陷，但精神却出奇地好。
"这个给你。"他递给我一个小巧的银质吊坠，打开来，里面是一张微型照片——我们三人的合影，我、明远，还有站在最边上、笑得有些腼腆的云儒。
"哥哥..."
"时雨，听我说，"明远蹲下身，与我平视，"欧洲不是终点，只是中转站。等战争结束，你一定要回来。"
"你们呢？"
明远的目光闪烁了一下："我和父亲...还有云儒，我们会守在这里。"他顿了顿，"其实，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帮云儒传递消息。"
我瞪大眼睛："什么？"
"嘘..."他示意我小声，"父亲不知道。云儒现在是北平地下党的联络员，上个月他冒险来上海，我们见了面。"明远的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时雨，我们不是懦夫，我们在战斗。"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原来明远的变化如此之大，原来他和云儒一直有联系...而我，却要被送到遥远的欧洲，像个无用的累赘。
"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我必须走？"我哽咽着问。
明远轻轻擦去我的泪水："因为你是我们的希望。如果...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至少时家还有你。"
那晚，我抱着《夜莺颂》和装满信件的铁盒入睡，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夜莺，飞越千山万水，却始终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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