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姑、二姑的姻缘
我爷爷是个酒鬼、烟鬼。但是他可谓多才多艺。他会给人锻磨、剃头，有时候还拉几下二胡，喝醉了唱几句戏。爷爷自己有一杆旱烟袋，烟袋包里装着黄色的烟丝子。爷爷捏一把烟丝子按进烟袋锅子里，点上洋火就开始吸烟了。老头子布满胡须的嘴“叭叭”地响着，蓝白色的烟圈儿一个个、一股股地四散开来。我就在爷爷白色的烟圈儿里玩耍。那时候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反而觉得黄色的烟丝和白色的烟圈儿，味道都不是很坏。
爷爷的烟袋嘴儿，是翠绿色的，据爷爷自己说，那是玉石的。为了保持烟杆子里的烟道顺畅，爷爷时常清理烟袋杆子。他先把烟袋嘴子卸掉，再找一根长长的、有韧劲的狗尾巴草，慢慢续进烟杆子里，再慢慢抽出来，狗尾巴草抽出来的同时，带出来的是黄黑色的烟油，带着浓浓的焦油味儿，把洁白的狗尾巴草都染成黄褐色的了。
爷爷抽的烟丝是他自己种的大烟。
我在爷爷家小花园的石台子上见过一株大烟，就种在爷爷家靠墙东的小花园里。干了的大烟泡儿，像干透了的小核桃似的果子，不难看。
“种大烟是犯法的。可别出去说哈！”我爷爷说，“大烟有毒。以前的人，不想活了，就吃大烟膏子。俺一个婶子就是吃了大烟膏子死的。”
“种大烟犯法 ，那你还搁当天井种的，爷爷？你不怕人家看到吗？”我问爷爷。
“我就种一棵，留着好看的。种一棵没事儿。”我爷爷说。
“那你吸的那些大烟都是种哪儿的？”
“我搁哪儿种的，不能让怹们知道噢。我就种西岭上，怹们不注意看不到。”我爷爷说。
就在我爷爷的家门口儿的天井里，躺着一棵新鲜的大烟，那是他不经意间带回来的。绿色的叶子，红色的花，比一般的花都要好看。
爷爷把大烟收割了以后，就带回家晾晒，晒干了，一束一束捆起来吊在梁头上。尺把儿长的黄褐色的烟叶子，被一小捆一小捆地吊起来，挂在房梁上，发出浓浓的烟味儿。爷爷有空了，拿一捆放在簸箕里，搓碎了，研细了，当做烟叶子吸，高兴了，送一些给相好的老兄弟，多余的，他拿到集上去卖。
爷爷爱喝酒，整瓶的兰陵大曲，兰陵二曲，爷爷不常买。爷爷都是去竹来的小店里打散酒喝。爷爷用来装酒的家伙，是一个盐水瓶子。盐水瓶子上头，是一个胶皮的瓶塞，瓶子底上站着一棵人参。爷爷平时喝酒，用的是一个白底小红花的白瓷酒盅。天气冷的时候，饭菜端上来，爷爷就拿出他的铁酒壶，这铁酒壶很是小巧可爱，爷爷用它温酒喝。每逢家里有顿好菜或是请人吃饭，爷爷必是摔打着酒壶，喝个痛快。
没有什么菜肴的时候，爷爷也会想办法创造一个下酒菜。有时候，爷爷煮两个鸡蛋，拿出蒜臼子，里边放上几个青红辣椒、几瓣蒜，跟鸡蛋一起捣碎，倒进碟子里，油盐酱醋调一下，味道好极了。有时候，爷爷规规矩矩切上几个青辣椒，一片片放在小碟子里铺好，调上香油，也可以慢慢悠悠喝上几盅。用爷爷的话说，真正会喝酒的人，一个蚂蚱腿儿都可以喝上四两酒。
爷爷喝醉了会唱戏。家里有什么让人发愁的事，他非但不愁不哭，反而喝了酒，跑到庄西头石塱里，睡在大石头上唱戏。三叔不高兴，邻居老娄奶奶就跟三叔说：“恁爹唱的是苦戏啊！”
记得有一个夏天，我跟我爷爷奶奶、三叔一起吃饭，奶奶炒的青辣椒和豆橛子。大妞姐跟我说：“咱比赛，看谁能吃辣椒子，我让你，你吃一个，我吃十个。”我那时候还小，不敢吃辣，就夹了一片辣椒皮吃。大妞姐见我吃完就拿起筷子，夹起一堆辣椒皮，抖一抖，一下子全吃到嘴里。
我吃完饭就跑到庄西头找大姐、二姐玩。二姑经常留我吃煎饼，我也乐得享用二姑家的煎饼。二姑家的煎饼比我奶奶家的煎饼掺的粮食多。我奶奶家的煎饼大部分是山芋干子，发甜，没有二姑家的煎饼有粮食味儿。二姑家的腌咸菜缨子也有一股特别的烟火味儿。
“俺小的时候，跟着恁爷爷，吃不上喝不上，恁爷爷吃独食。有一回，我跟人姊妹几个一块儿搁生产队里耪地，俺家杀了猪。我边耪地边跟人家说，‘俺爹杀了猪了，这回俺晌午回家有肉吃了！’人家都说，‘咱今天晌午早点儿收工，让家爱回去好好吃顿肉。’等我回到家，刚进大门儿，就看到恁爷爷在摆乎肉来。他把肉一层一层拿盐码好，放到坛子里，他自己吸溜着两个手，一点儿也没给俺吃！”
“恁爷爷就这样！”我二姑用她的嘴吸溜着她的手说。
我看了一下俺二姑，俺二姑学我爷爷的样子真有些惨不忍睹。我一点都不想看俺二姑表演。我那时是体会不到二姑的心情。我没遇到那样的爹，二姑的心情，我是永远都不可能体会到了。
我爱跟着二姐玩。她二叔、三叔家的几个小孩儿也跟着她玩儿。二姐很会踢毽子，踢鸡毛毽子，踢布毽子，踢铜钱、尼龙绳儿做的毽子。
有时候不想出去了，就在她家里玩儿。夏天，我们一起躺在她家堂屋里头的凉席上，外头阴云密布，劈雷和闪的，我正给我二姐她们讲《红珠女》呢。
“红珠女被她嫂子的银针扎在脊梁骨上，吱地一声下了原形。她老大伯哥拿着个斧子就要去劈死她。”我津津有味地讲着。我二姐她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吱！”我猛然间放了一个屁，大家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大省放屁了！”
“俺都等着听大省拉呱的。大省放了一个屁！哈哈哈哈！”
“大省这回下原形了！放屁精！”
“哈哈哈哈！大省是个放屁大王！”
后来的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二姐哭闹着非让我滚，再也不让我去她家了。我当时还在吃着她家的煎饼呢。二姐哭地很厉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她拿着二姑烙煎饼的竹劈子，骑在她家大门槛上，哭着让我走。
“让大省滚！不要她搁俺家！”我二姐骑在她家大门槛上，哭着说。
我手里拿着二姑给我卷的一页子煎饼，还不想走，我看看我二姑。
“我就不让大省走！你凭什么让她走的？”我二姑喝问我二姐说。
“这是俺家，不是她家！她凭什么来的！她来俺家就不行！”二姐大哭着说。
“我就不让她走！我看你能怎么办？”我二姑说。
“她再不走我就劈死她！”二姐哭着说。
“我走吧，二姑！”我拿着煎饼看着我二姑说。
“不走！你就别走！我看看她能怎么办！”我二姑说。
“让她快滚！我就不让她来俺家！”我二姐肝肠寸断地说。
“大省儿，你就别走！我让她走我都不让你走！”我二姑说。
“我走吧？二姑？”我看着俺二姑恋恋不舍地说。
“你不走！你就别走！”俺二姑说。
“她不走我劈死她！啊！”我二姐大哭着说。
“二姑，我走了？”我看着我二姑说。
“那你走啊？”我二姑看着我说。
“我走了。二姑。”我跟我二姑说。
我后来就不怎么去我二姑家了。我这样莫名其妙地跟我二姐生分了。只在大街上玩儿的时候碰见了，还跟她一起踢踢毽子。
二姑、二姑夫很少来我爷爷家，逢年过节来爷爷奶奶家的是大姑、大姑夫。
我奶奶家有大姑家的照片，有一张是大姑跟大姑夫的。大姑夫长得白净秀气，他端端正正地坐着，大姑站在他身后。他们的身后，是一排排的戏服。
另一张照片，是大姑家的全家福。大姑夫、大姑站在后排，前排坐着她的公婆。爷爷怀里抱着大孙子，大孙子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奶奶怀里抱着大孙女，大孙女头顶上扎着两个小辫子，可可爱爱。四个大人全是白衣黑裤，大奶奶脑后头窝个小缵儿，大姑留着不到肩膀的头发，一家子通体的好看、干净、立整。
大姑、大姑夫是经常来奶奶家的贵宾。他们推着洋车子说到就到了。
“大姑！大姑夫！”我喊道。
“娘哎，俺闺女跟俺客来了！”我奶奶惊喜地说。
大姑进屋来落了座儿，就从挎包里掏出来一大把糖疙瘩给我。大姑每次来都给我带糖疙瘩。透明包装纸包裹着红色、绿色、橙色的糖疙瘩。大人们在屋里热热闹闹地坐着说话。我尽情地在嘴里吃着、往挎包里装着，兴奋地跑出去又跑进来。
“俺有糖疙瘩！”我嘴里痕着糖疙瘩说，“呐！给你糖疙瘩吃！”
“谁给你买的？”人家问我说。
“俺大姑给我买的。俺大姑来了！”我说。
有一次，我奶奶带我去我大姑家。去大姑家要翻山越岭。虽然路很远，但我很喜欢。
“奶奶！俺大姑家搁哪啊？”
“恁大姑家在‘星星’。”我奶奶说。
“星星”这个地方离奶奶家有些远，我跟着奶奶去她家要绕过一座山。我们走在衰草连天的山脚下，奶奶指着脚下的山草告诉我说：“这是黄连，黄连可苦了。‘晚娘的心，黄连的根’。黄连去火。”
我们走过山脚，再走过遍野的荒草地，就到了大姑家。大姑、大表姐，大姑的婆婆在家。
“大姑！大姐！大奶奶！”我朝她们喊道。
“哎！大省来了？”她们说。
“姥娘！”我大表姐娇滴滴地说。
“哎！胭脂啊。”我奶奶说。
“他大姐夫呢？”我奶奶问。
“他搁外头外干活儿的。娘来。”我大姑说。
“银环呢？”我奶奶问。
“银环上学去了。”我大姑说。
大表哥在外上学，大表姐在家。她在天井里洗完脚，脚踩在两边的盆沿儿上，跟我说：“大省，你把我的袜子跟鞋垫子拿给我！”
我乖乖地把她的袜子和鞋垫子拿给她。
“哎！大省真好！”我大姐夸我说。
大姑家里养兔子，生了很多小兔崽子，那些小兔崽子灰灰的、绒绒的，跟小老鼠一样。
到了晚上，大姑她老婆婆跟我奶奶说：“天黑了，恁娘俩儿搁哪住啊？”
我奶奶说：“搁哪住都行。有个住的地儿就行。”
“我带恁到后院儿住去吧。”大奶奶说。
我们穿过曲曲折折的青石磊成的院墙，朝大姑家的后院走去。大姑家的后院有些老旧了。大奶奶点起了灯。我跟奶奶被安置在了一张床上。大奶奶住在另一张床上。
“我看你这回来气色蛮好的。”大奶奶边给我们收拾被子，边跟我奶奶说。
“嗯。我这回上胖了。”我奶奶笑着说，“我以前肚子里有虫。自从打了虫，也能吃饭了。也不黄病了。”
“你上回虫太多了。”大奶奶说。
“是的。上回我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让我趴在床上，你倒上香油，拿着大洋针给我挑的。也就你有耐心烦儿。”我奶奶笑着说。
“大省她妈妈以前来的时候，俺娘们儿处地也好。”大奶奶说，“大省她妈妈还在南乡躲计划生育啊？”
“是的。”我奶奶说。
“可不容易。”大奶奶说。
我大姑、二姑长得都不赖，都是中等以上的个子，单眼皮，瘦长脸儿。我的大姑父、二姑夫也很好看。大姑夫穿着打扮跟我爸爸有点像，脾气也很像。都是瘦长脸儿，单眼皮，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二姑夫有一双好看的大眼睛，通体也是明媚秀气干干净净。
我的大姑、二姑，在爱情上都是很大胆的“新派”，都是那时候的不太规矩的“伤风败俗派”。她们都是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接跟她们心爱的男人自谈的。我大姑为了我大姑夫还只身一人去萝村把她爹给她订的亲给退了。但她们的婚姻都很美满，生的孩子漂亮可爱，夫妻之间也很恩爱。我觉得大姑、二姑当年的决定很对，很值。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我印象里我前五姨夫似的萝村人特有的很立体的大眼睛和古铜色的皮肤，那跟我大姑父那样的清秀小生的面孔是不能比的。就是放在今天，我大姑父的白净面庞和细长的小眼睛，那颜值也是一线小生。想到这儿，我由衷地觉得我大姑的退婚的决定是正确而英明的。
2.路祭
老娄老奶奶跟我爷爷家一墙之隔，她家的隔壁就是她二儿子家和三儿子家。这两家都有一个大闺女，分别叫做“大香”、“大梅”，又都有一个小儿子，分别叫做“大伟”、“大龙”。我小时候就爱和大龙、大伟一起玩。
老娄老爷爷比老奶奶大十岁，耳朵聋了，老奶奶还耳聪目明，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听说她以前做过庄里的妇女领导，她如今在庄里依然是以她的老人家的经验、见识和深明大义，为庄里年轻人出点子、拿主意。谁有走不出的**阵、扒不开的麻，弄不清的风俗讲究、说不透的伦理关系，只要找她，她很快就给你掰扯个明明白白。
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娄奶奶这样又慈祥又有见识、又识大体的女人，真是全庄的一宝。关键时刻，老人家的见识还能救人一命。我听她说，我二姑小时候跟着我奶奶拾柴的时候，爬到树上玩。我二姑一不留神，从树上摔下来，趴在石薄连上，一动不动。我奶奶慌了神。老娄奶奶赶紧去掐她的人中，才让摔下树来的小丫头缓过气来。老娄奶奶在我心里真是神一般的老人。她可以让你安心、定心。她不仅对乡邻友好、慈祥大气，对她几个儿子、儿媳妇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出格的言行。
一个村庄最具仪式感的大事怕是葬礼上的丧葬事宜了。这其中关节之多，事务之繁，不是了然于心，是不可能指挥若定的。每逢有人家里老了人，总是要来请老娄奶奶。如何破孝撕孝布，不同辈分的人戴什么孝，三天丧葬都需要哪些环节，都是请老娄奶奶来给拿主意，老娄奶奶就是公认的主心骨儿。
葬礼上很重要的环节是一天三遍的“点汤”。一众亲戚人等戴上孝排好队，跟着唢呐、喇叭、大炮的率领，沿着本庄“点汤”的小路去“点汤”。领队的是主家请来的德高望重的两位老者，他们两个抬着“汤锅”，走一段路，喇叭匠子们停下来，众人跪下，领队的老人用汤勺子从汤锅里舀出一勺汤来洒在地上，大家起来，再继续往前走。
举行一场“点汤”仪式，要路过很多庄亲世邻的家门，会有庄里人围观。“点汤”的队伍从事主家出发，经过庄里，最后奔上家东的小道儿。一条长龙迤逦而行，小孩子们跟着跑。老娄奶奶就是这条长龙的领队。她参加了很多人家的“点汤”仪式。老娄奶奶因为年纪大、辈分高，她很少为别人戴孝。她跟另一个奶奶一起走在队伍前头，抬着汤锅，面容庄重地走在前头。
我特别敬服老娄奶奶。她的为人也是大气得体，没有一点小家子气。她是明朗的，准备赐教和指引的，她的存在并不是只惠及她自己，而是同时也惠及其他人的。
我见过很多次“点汤”，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掩盖她的光芒。跟她一起“点汤”的人站在她的身边，无论是气质、长相，还是见识，都只能是她的陪衬。她是那样沉着、坚定，万事了然于胸。她又那么慈祥慈悲、襟怀坦荡，见解正确，时刻都能让人醍醐灌顶。
我现在还记得跟她一起“点汤”的徐姓大爷爷，他稳重老实，谦逊低调，他也同样跟老娄奶奶一样走在队伍前面，但是他在我心目中并不能胜任一个领袖的头衔，他不像老娄奶奶那样辉煌伟岸。
我在庄里看见过很多葬礼。那些葬礼的形式和人员也都是大同小异。只有一个人的葬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老温爷爷的葬礼。
老温爷爷是一个秃子，这是年迈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他叫老温。但因为他得过一场瘟疫而变成了秃子，我总觉得他的“温”是“瘟疫”的“瘟”。老温身体孱弱，精神不济，有些邋遢。他不常出门，蜗居在家，出门也是拄着拐杖，脑门油亮、面红耳赤，低头哈腰、气喘吁吁，像个天宫里的仙翁，像赤脚大仙吧。他家在南荆堂最南边，淹没在一长遛儿的麦秸垛里，叫人很难看到他家的真容。他的大儿子如意四十多岁，没有婚娶，只有一个领养的女儿叫温丽丽，温丽丽常跟我玩，有银盆似的有红似白的大脸，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如意是个典型的劳力，他胡子拉碴，忙于劳作，整张脸被晒地红黑油亮，像块打蔫了的猪腰子似的。
如意要去干活，温丽丽跟着老温奶奶。
有一天，久未露面的老温奶奶居然带着温丽丽来庄上卖豆芽子来了。老温奶奶也是孱弱的身体，气若游丝的嗓子。她穿着灰白的带大襟的褂子，花白的头顶上，戴着一顶绒面的黑帽子，远看观近看都像是一个男版的济公和尚。她手里拎着的孙女温丽丽，像是她拄着的一根拐杖。
老温奶奶一手牵着温丽丽，一手提着装豆芽子的塑料黑水桶。在大街上走走停停。知道的，以为她是卖豆芽子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个老乞婆呢。看到她，北荆堂的几个妇女凑上前去跟她搭话。
“恁来卖豆芽子的，大娘？有阵子没看到你了？你身体还怪壮实？”家业大娘凑上去说。家业大娘手里也领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也叫丽丽。她叫宋丽丽。
宋丽丽是北荆堂的，她是家业大娘的长房长孙女。家业大爷兄弟五个，如狼似虎，在南北荆堂也算是高门大户。家业大娘才五六十岁，成天把丽丽揽在怀里。丽丽长地白白胖胖，粉粉嫩嫩，双眼皮、大眼睛。一众人见了家业大娘抱了她来，都围着她，来逗她玩儿。丽丽靠在奶奶怀里，安安详详、尊尊贵贵，接受大家的朝贺。大嫂子是长房长媳，也同样受人尊敬。大嫂子人长得矮小，个子不高，脸蛋像枯黄的树叶一样单薄。坐席的时候，婶子、大娘都招呼她。“她大嫂子，这个菜没有荤油，你能吃！”“她大嫂子，这个肉，不是猪肉，你也能吃，多叨点儿！”大嫂子是“胎里素”，不吃肉。大伙儿都知道，所以对她格外关心。
“我来卖豆芽子的，恁嫂子。”老温奶奶说，“我还怪好。”
“恁牙口儿什么的还好吧，大娘？”那些婶子大娘问她。
“我牙口儿还行。”老温奶奶说，“多亏了俺二儿、二儿媳子。人家过些天就来看看我，还给我送节礼，给我买吃的。啊，我吃的豆奶粉。”她张开嘴给人家看。
“那可不孬。大娘。自从俺二兄弟到了张庄，人家过得可好了。人家老岳有本事，开着面坊。二妹妹还给你生了两个孙子儿。”家业大娘说。
“两个孙子儿都不姓温。都姓张。”老温奶奶说。
“什么姓张姓温的。都是咱的血脉。一个姓，那还不是无所谓嘛。”家业大娘说。
“是的。恁嫂子。俺想得开。俺家恁二兄弟也想得开。弟兄三个就数他过得好。”老温奶奶说。
“丽丽也跟着恁奶奶来卖豆芽子的？”家业大娘问她。温丽丽躲在奶奶的手里，不说话。她的脸上抹地黑一道，白一道的。头发油油地贴在额头上。家业大娘手里的宋丽丽仰着白白的大脸，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她。
“啊，丽丽也跟着我卖豆芽子的。俺的叫丽丽。恁的也叫丽丽。”老温奶奶说，“俺叫温丽丽，恁叫宋丽丽。”
“都是丽丽！” 家业大娘笑着说，“俺是北荆堂的！恁是南荆堂的！”
“恁这个孙女子长得可不孬！双眼叠皮儿的。”老温奶奶笑着说。
“恁孙女子长得也不孬。有红似白的。”家业大娘说。
“俺没时间照顾。如意儿要去干活儿。我年纪大了。还得照顾她爷爷。”老温奶奶说。
“行，大娘，有苗不怕长。丽丽长得不孬，从小被你理持地又懂事儿。以后找个好人家。俺大爷身体怎么样了？没看到过俺大爷嘛。”家业大娘说。
“他走不动了。都七十九了。过天了日了。我不是来卖这点豆芽子，我也不出来了。”老温奶奶说。
“能动弹的话还是勤出来走走。走走身体好。”家业大娘说。
“行！恁嫂子。我再走走了。”老温奶奶说着提起了她的水桶。
同样是丽丽，同样的雪白粉嫩，同样的大眼睛双眼皮。北荆堂的宋丽丽因为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庇护，尽享尊荣。南荆堂的温丽丽却孤寒落魄，虽有个老光棍儿的父亲，和一个年事已高的祖母，但在别人眼里，形同孤女。
出身高贵的，人家看她的眼光也尽显尊贵，什么事儿都高看她一眼，觉得她浑身都是一副高贵的皮囊，怎么看怎么让人欢喜。久而久之，她在别人眼里也越发贵气和傲气；出身卑贱的，人家看她时也觉得她低人一等，觉得她天生就是一副贱命。久而久之，她在别人眼里也就一股子寒酸气。
“俺爹啊！俺可怜的爹啊！你怎么死了的！你一辈子没享过福啊！”
一个下午，我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嚎啕大哭着从家东进了庄。她哭着从竹来大爷的小店前拐过去，直奔南家前而去。
“老温死了！”我爷爷似笑似不笑地看着我说。
刚才哭的女人是老温的二儿媳！是了，老温的二儿子入赘去了张庄，找了一个开面坊的人家的闺女。
那女人如今也是三四十岁的年纪，她生地白净面皮，身后跟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年长十七八，沉稳老实、白净秀颀，像他斯文沉稳的爸爸。二儿子年幼又顽皮，颜面像他的妈妈。她的老实斯文的男人推着一辆洋车子一声不吭地走在她的前面。
老温二儿子一家子来荆堂奔丧了！
这个可以确定平时跟老温鲜有接触，更甭提有什么感情的二儿媳，一进庄东头儿就开始嚎啕大哭。她哭地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她煞有介事地哭着她的公爹。这是一种仪式，也是庄上人早就约定俗成的规矩，痛哭和眼泪，都是规矩。
出殡前，最后一个大型仪式，是“行路祭”，场子搭在大街上。棺材搁在路中央，两旁站着男女老少，这些人自然地围成一圈儿人墙。他们肩挨着肩，头挨着头，看着逝者的亲朋好友，在一个主事的男人的号召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自己的项目。主事儿的点到谁的名字或是一辈人的名字，被点名的那个人，或是那些个人，就上台进行“路祭”。
轮到老温爷爷的孙子辈了，他的不姓温的长孙走上前来，跟着喇叭的节奏声，有条不紊地举行着“三拜九叩”的仪式。那是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惊叹不已的表演。
说表演并不是不敬，众目睽睽，丧祭仪式真的需要认真表演给活人看，整个过程会受到参观者的欣赏和评判。对于一个未曾经历过世事的十几岁的少年，大庭广众之下的表演是多么紧张和局促不安啊。然而，这个老温的大孙子并没有想象中的一丝一毫的惊慌，他冷静沉着，毫不失礼，举止几乎无可挑剔。
我现在还记得他一拜一奠的样子，他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他身上既有十六岁的文气、素净，也有三十六岁的沉着、稳重。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路祭”仪式，在他这样一个白面书生的演绎下，是如此的让人心仪和惊叹不已。那些“三拜九叩”的招式，其实并不复杂，只是一套动作的重复，但是他演绎的一招一式都那么完美大气。喇叭匠子有节奏地吹着喇叭，配合着他的一招一式，那喇叭也仿佛不是平日里的喇叭，而是对这个沉稳的美少年充满了亲切和赞叹。
此刻，这个好少年的表演，更让人认识到到喇叭的重要性。只有他的表演才能跟喇叭的音乐那么两相合。喇叭匠子在他的表演中找到了知音和美感，吹地更加得意、更加带劲儿了。他们抱着喇叭，仰着脸儿，朝着天，鼓着腮帮子，起劲儿地吹着，他们薄薄的面皮一鼓一鼓的。
两旁的乡亲们静静地看着这个大男孩的表演。他目不斜视，稳稳当当、庄重肃穆地，跟着一高一低的喇叭声，或下拜或祭奠，稳如泰山。
我当时想，为了在陌生的庄上完成这项仪式，他是起了多早的五更，用了多少时间，他的精明的娘为他请了什么样的高人来教他演练。台上就他一个人在表演，没有任何指挥和指导，一切全靠他自己完成，而他完成的如此惊艳，我那时候真是佩服到了极点。他的父亲入赘张庄，老温家贫穷不堪，他作为孙子辈与温家少有来往。这个很少谋面的邻庄的大哥哥，成了我幼年心目中的翩翩少年郎的典范。
老温爷爷的“温”字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等同于“秃”，因为他是秃的。因为他是病的，他的“温”字在我的印象里又等同于“瘟”。老人家一辈子磕磕碜碜凄凄惨惨，到头来得到一场并不磕碜的葬礼，他因为他这个长孙的“路祭”上的表演而“与有荣光焉”，这对老温来说，快哉？哀哉？在我看来，老温虽死，但有孙如此，也足可以告慰平生了。身后有儿孙茁壮成长！甭管这儿孙姓张还是姓温，总是他的血脉，他的根苗！如此看来，葬礼不重要，葬礼又如此重要！葬礼是后人的生活态度和精气神的体现。葬礼是对逝者最后一程的尊重与哀思的表达。
3.战海大叔
“路祭”这么大的场子当然安排在庄里举行。庄里是我们小孩子聚集玩耍的地方，跳大绳、“砍大刀”，“木头人”、“黑猫警长”，都需要庄里这么大的场子才能耍的开。庄里也是大人们树下乘凉拉呱谈天说地的地方。十字路口以北是大翠家，十字路口朝南路西是宗雨的家，他家墙外有几棵槐树，夏天，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大人们就坐在树下乘凉。
那时候男女老少都在家里，家家户户的日子也都靠着种二亩地。那时候，我只知道家乡很美，山石很美，西岭上的红彤彤的柿子让人陶醉，我不能体会父母对沃土的渴望，对庄稼的渴望，对粮食的渴望。
那时候，大家一年到头很少能吃上一回猪肉。记得有一回，昌道的娘拄着拐杖挪着小脚颤颤巍巍地朝庄东头挪去，有人问她去哪儿，她颤巍巍地说：“我去集上买点菜。”她说的“菜”，就是猪肉了。我们管猪肉叫菜，买菜就是买猪肉，因为其他的蔬菜是不用买的。
每年秋收完毕，大队书记、大队会计忙着催缴公粮。家家户户都在拉风箱做晚饭的时候，会计在大喇叭里讲话了：“喂！老少爷们儿，姊妹娘们儿，现在颗粒归仓了，该交公粮了哈。大家辛苦辛苦，趁着这几天有功夫，抓紧时间把公粮交上。”
交公粮那几天，一家家、一户户，一袋子、一袋子地装好自家的粮食，用小推车推到大队里。小麦，山芋干子，玉米。统共就那点收成，交吧，交完了剩下的就是自家一年的口粮了。那时候没有种地来卖粮食之说，这些收入要吃一年的，哪个敢随便动呢。
交公粮的时候，不知道谁家在粮食袋子里做了手脚，在粮食里掺了沙子。大队书记战海大叔气地在大喇叭上破口大骂，骂尽天下最难听的话。
“恁个龟孙！往公粮来掺沙子掺石子儿！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等我查出来我揍死恁个妻侄小舅子！”
我们一群小孩子听着大喇叭里战海骂人，心里也跟着心惊胆颤的。
“谁胆子恁么大，敢在公粮里掺沙子？”
“他就不怕战海知道了，把他狠狠地揍一顿吗？”
“为了省点儿粮食，挨上战海一顿骂，犯得着吗？”
“那个往公粮里掺沙子的人是怎么想的？他是因为粮食不够吃了？还是故意跟战海捣蛋的呢？”
“战海既然在大喇叭里骂，那就说明，他也不知道是谁在公粮里掺了沙子。要不，他肯定把那人抓过去揍一顿了。他还用得着骂？”
“对，战海大叔最喜揍人了。”
“幸好战海不知道是谁干的，要不，他肯定把那个人拳打脚踢一顿了。”
“对，战海大叔要是知道是谁，肯定把他喊到大队部，跟猪一样捆起来，拳打脚踢揍一顿。要不就拿他的皮带抽。”
大队书记凶神恶煞，威风凛凛！能叫我们这些小孩闻风丧胆。我们几个小孩儿在一处玩，远远的看见他，赶紧小声嘀咕着“战海！战海！”然后，就看见这个伟大人物昂首阔步地走过来。他长着一张大红脸，从额头到整张脸都油油光光，亮亮堂堂。大背头的脑袋上上竖的头发，还有嘴巴上的胡子邋遢，让他的整张脸看起来，像是三峡。他中等身材，甚是魁梧。听说他会拳脚，庄里的男女哪个做错了事儿，做了他认为错误的事儿，就由他叫了去施行拳脚的惩罚。
战海统领着荆堂好多年，大婶子跟着他，也是经常被他打骂。据说有一回，他先吃饭了，大婶子还没吃。等大婶子去吃饭的时候，那菜碟子里就剩下一点菜汤了。大婶子就端到屋门旁倒了。
战海大叔看到了，就问大婶子：“那剩菜，你是吃了还是倒了？”
大婶子说：“我吃了！”
大叔一把把大婶子抓过来，上去就打：“你说你吃了？！你吃了？！你吃了？！”
战海大叔打骂大婶子，两个人从天井里闹到大门外。庄上的婶子大娘闻风而至，赶紧去拉架。大婶子被几个娘们儿拽到了庄里，她靠在庄里的石台子上，闭着眼睛喘着粗气。几个娘们儿围着她劝说她。
“恁嫂子，他大哥就这个脾气，你还有两个两个孩子呢。你为了孩子也得忍着。可不能想不开。”
“是的。恁婶子，他大哥现在年轻，等过过就好了。你跟着他恁么不容易，他能不知道嘛。夫妻俩过日子哪有不打不骂的。不打不骂的咱这庄上有几个。”
虽然战海叔是庄上的一霸，但是，别人并不恨大婶子，倒是有些同情她。大婶子不像大叔那样霸道，打扮地也很普通，她留着一头短头发，因为是自来卷儿，像是烫过了一样。身上经常穿着那个年代男女通穿的军绿色的褂子，钉着黄灿灿的洒了金水儿的大铝扣子。地里的活儿，都是大婶子一个人干。战海叔从来不去。他没事儿就端着茶杯到处转悠视察，视察大婶子是怎么种地的。
秋天刨山芋，战海大叔总是找上几个年轻的壮丁来给他家刨山芋，给他家刨山芋的人给他家干活儿，总是不像给自家干活儿那么仔细。一群年轻的壮丁挥舞着镢头在战海大叔的地里给他刨山芋，大婶子也在。一群人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庄上的人都知道，这是战海大叔家找人帮他刨山芋了。那群壮丁里头，不知道有几个是挨过战海大叔的揍的，又有几个是偷偷地在公粮里掺了石子儿的。战海家的山芋被那群壮丁刨出来推回家以后，我们这些“捞山芋”的小孩就慕名而来，背着粪箕子到他家地里来“捞山芋”了。
到战海大叔家的地里“捞山芋”，那是一个肥差。不知是无意为之还是有意报复，那些壮丁在他家地里刨完山芋以后，地里总能落下很多山芋。每次我们去他家地里“捞”山芋，总有很多一窝一窝的兔子似的大块的山芋，真是想象中的意外之喜。
4.薅草、草药
在我很小的时候，每逢春耕，爷爷、三叔、奶奶去剜地，我也拿着一杆铁锨跟着剜。我一茬一茬的剜，有时候还会在爷爷给我划定的任务栏里跟大人比赛。我剜地并不赖，常常得到大人的夸奖。他们刨地，我也拿个?头跟着刨地。他们包山芋沟，我也学着扛着铁锨铲土包山芋沟。他们挑水栽山芋秧子，我也跟着浇水、栽秧，埋坑。
春天，要朝岭上推粪，爷爷在墙里的茅坑边朝墙外出粪，等那些粪晒干了，我就拿着?头在墙外一茬一茬地“倒粪”。那些粪掺和了草灰，并不显得臭不可闻。把成块的散发着臭气的黑色的大粪，用?头一点点刨开，刨细了，在墙外晒晒。爷爷用箩筐装起来推到地里，用铁锨一片片均匀撒开，就是给地里施肥了。
我那时候干农活，干得非常起劲，不怕苦不怕累。爷爷家的农具并不是最新的，但好像都很好看，用起来很顺手，让人拿到了那些农具，就想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比如小?头吧，中长的?头把儿，是黄白色的树干做成的，已经被磨地光溜溜、晶晶亮了，握在手心儿里凉凉的。?头齿是生铁打造的，青脸而白齿，也是闪闪亮亮，发出银白色的光芒。全荆堂里，唯有爷爷家的农具最美丽，其他人家的农具，要么是外表不美观，要么是用起来不顺手。
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麦忙的时候，我就跟着爷爷割麦子，用镰刀一茬茬地割，爷爷还教我怎么捆麦秸个子，无非是用鲜一点的麦草打个拧儿，放在地上，再把割好的一捆麦子放上去，然后用麦草把麦子捆起来。捆好的一捆麦个子，有一头猪那么粗，三四个麦个子一起竖在麦地里，像搭起来的一个个小房子。大人忙着割麦子，小孩子躺在一地麦草上，倚在麦个子上，仿佛这儿就是家，就是床。割完麦子，就要在麦茬地里点玉蜀黍了。爷爷拿着?头刨坑，我就端着瓢子跟着，一个坑里放两个、三个的玉米粒。
不忙的时候，我喜欢去地里薅草喂鸡。爷爷家的竹篮子也很漂亮。薅了草放在这样好看的竹篮子里也是一种快乐。羊蹄夹子高高地从地里拱出来，温和可爱，我最喜欢。猪耳朵草贴着地面生长，肥润润，亮光光。猫子眼，外表繁盛可爱，但是薅断一截儿，就会冒出白色的汁儿，老人说，那汁儿有毒，只有红眼睛的兔子能吃得了。跟猫子眼长的比较相似的是马齿苋。记忆中的马齿苋不叫马齿苋，我们叫它马乳菜。
马乳菜没有猫子眼那么毒，没有白色的毒汁儿，能养活人。据说以前歉年的时候，父母养不起闺女了，就跟闺女商量，想把她送给人家当团圆儿媳妇：“妮儿，咱家缺吃少喝，养不起你了，让恁爹推着胶车子，把你送到恁婆家吧！”闺女不愿离开爹娘，就哭着跟父母说：“马乳菜，把眼撑，三天不吃也能撑。吱吱拧拧地送团圆，那是不可能。”因为这个故事，我在很小的年纪就喜欢上了马乳菜。
关于马乳菜，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后裔射日的时候，很快就射掉了九个太阳，那最后一个太阳躲到马乳菜下头。马乳菜下头有一条蚯蚓，我们跟蚯蚓不叫蚯蚓，叫“出露蚕”。“出露蚕”看到了躲在马乳菜下头的太阳，就跟后裔告状：“哎！马乳菜下头还有一个！”后裔没有听到，可是最后一个太阳听到了。他警告“出露蚕”说：“出露蚕，你别扒豁儿，等我出来，晒你个干豆橛。”所以“出露蚕”害怕见太阳，只要它一出来，太阳就对着它使劲地晒。“出露蚕”只能躲在地底下。而胆敢露出头儿的“出露蚕”，一准儿给太阳晒地干实巴焦的，真的跟豆橛子一样。
羊蹄夹子、猪耳朵、马乳菜，猫子眼，这些草的名字都跟好吃的肉有关。为什么老百姓能从这些绿油油的没有一滴油的野草里，想到肉这种肥美的东西？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形状吧。又或许，那时候的老百姓，对肉类实在是太渴望，而那个时候，肉类对于老百姓来说，又是那么难得。
地头路边上多的是节节草。薅不完，拔不尽。节节草太瘦长纤细，我明知道鸡鸭不爱吃它。但是有时候为了使自己的篮子变得丰满好看，也薅了来，满满地放在篮子里。挎着回家，意料之中的，会被奶奶数落几句。
听人说，小壁虎即使被切成几段，也不会彻底死去，它吃了节节草就会返阳。我妈妈说，砸蛇一定要砸它的头，这样它才能彻底死了，要不，它吃了节节草会回来报仇的。有一个女人，她做针线的时候看到一条蛇，她一时没有其他工具，就把做针线的锥子插进了蛇的身上。那蛇驮着女人的锥子一溜烟儿跑了。到了夜里，女人在睡梦中听到外头有动静，有什么东西在撞她家的门槛儿，“哐当”、“哐当”。女人起身一看，原来是那蛇来报仇了，它正驮着锥子在撞门槛儿呢。因为有锥子把它挡住了，它才进不来。女人看了，找来一块大石头，狠狠地，把那蛇给砸死了。
灯笼草的茎叶，像灯笼骨架一样向上攒聚着，茎叶上开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的，配上那些纤细的花茎和零星的绿色叶片，在地里颤颤巍巍、楚楚可怜的生长着。我喜欢她。
大米粽子草，也是一小撮一小撮地立在地里，叶子油亮翠绿，小小的花朵紫紫的，很内敛地顶在头上。我也喜欢她。我喜欢大米粽子花，不知是因为那紫色小花的楚楚动人，还是因为她的名儿。大米粽子，是我一年甚至几年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回的东西。可惜这花没有哪里有一丁点儿像大米粽子的地方，可以让我饥荒的肚子得到一点点犒赏。
苘麻总是亭亭玉立的，开着黄色的小花。苘麻结的果子，我们叫它苘馒头。大馒头，又是一种我特别想吃，又不能经常吃地到的东西。苘麻的果子为什么叫苘馒头呢？大概是因为，它的果子圆墩墩、软乎乎的缘故吧。顺手摘下来一个苘馒头，撕开来，里头的密密麻麻的小种子像嫩嫩的芝麻。放在嘴里嚼一下，淡淡的，甜甜的。没有一丝一毫馒头的味道。为什么，大家如此饥荒，竟给这些植物起了这么充饥的名字呢？或许，正是因为饥荒的缘故，才让人对细米白面大鱼大肉充满了渴望吧。
拉拉秧，我是轻易不会去碰的。不小心碰上了，胳膊会被拉出来几道红印子。我自己很讨厌拉拉秧的艰涩缠绵。奶奶常说我，老是跟着她，“跟拉拉秧似的”，大概就是说，我又缠人又讨厌，只能给她带来负担吧。
萋萋芽有刺，细细的毛刺足可以刺进一个孩子的手掌。我也从来不碰它。妈妈说，萋萋芽熬水喝可以治病。萋萋芽遍地都是，开出的紫色的花也是很土气，像麻绳散开的头儿。它的花与其说是一“朵”一“朵”，不如说是一“头”一“头”的。一“头”花才更契合它的土气和不景气。可是它开地遍地都是。它那么土，可它还偏偏多刺。它不像拉拉秧，它不缠人。但是谁碰了它，踩了它，手脖子、脚脖子很可能被它刮拉一下，严重者会留下红红的血印子，火辣辣地，让你抱着胳膊抓挠上半天。卑微又多刺的萋萋芽啊。它就是那么倔强地遍地生长着。
不是农忙的季节，爷爷带着我去地头上刨药草。我常常扛着?头跟着爷爷去地里刨半夏。半夏是一种草药。它的露在地面上的叶子是温柔的、细碎的，绿绿的。半夏的根埋在地下，黄褐色的皮，裹着圆圆的白白的果肉。爷爷背着粪箕子在地头转悠，发现了一棵半夏，?头一挥，刨下去，连土一起扒一扒，就把白白的圆圆的小胖子扒出来了。爷爷把刨出来的半夏扔到粪箕子里，回家对半儿切开，晾干了，就可以拿去卖钱了。同样可以刨来入药的，还有地钉草。地钉草长着温柔的小碎叶子，开着紫色的小花，刨出来，是金黄色的有些像人参一样的长长的根须。
有时候，爷爷带着我到西岭上撸金银花。金银花长着油绿油绿的叶子，一串串，一枝枝，从一堆岩石缝里喷出来，喷出白白、黄黄，喷香细长的花。把金银花撸回家，在地上铺上干净的塑料纸，晒干以后，放在锅里翻炒一下，装进爷爷的白陶瓷茶壶里，就是庄稼人的茶叶了。我夏天就爱喝这个。柿树的叶子也可以撸下来晒干卖钱。只要会爬树，两只脚站在树上踩稳了，一只手攀过柿树的枝条，一只手把柿树叶子大把大把地撸下来，装进化肥袋子里，带回家晒干，又可以卖几毛钱。
5.来庄里玩
小孩子特别喜欢玩。荆堂的十字大街足够宽敞的，可供小孩子们奔跑、追打、躲藏。
大街上小孩儿多的时候，可以玩“砍大刀”。谁来玩“砍大刀”啊，小孩儿“呼啦”一声儿都来了。
“两军”对阵，各自“战营”里的人都把胳膊拉起来，把手使劲儿拉紧了，结成人墙，然后互相冲着对方的“营垒”“叫阵”：
“照明亮！”
“砍大刀！”
“尽你选！”
“尽你挑！”
“挑大的！”
“挑小的！”
“专挑那个能跑的！”
“谁？！”
“大龙！”
接下来，被点名的大龙铆足了劲，拼尽全力向对方“营垒”冲过去，想冲个“鱼”活“网”破。
这时候，“迎敌”的一方也是齐心协力，拉紧身边“战友”的拳头，拼尽全力不让飞来的“悍将”冲破“堡垒”。“迎敌”的一方也不确定来者到底冲着哪一块一头撞过去，只能做好万全的准备。而被“点将”的这员“大将”在飞奔着来“撞”之前，也要想好“敌方”哪一块比较好突破，当然是“敌方”力量比较弱小的那一块了。当然，你还可以声东击西，起跑的时候冲着敌方南面的“堡垒”，南面的阵营开始死命拉紧拳头，加强防备，准备“迎敌”。哪知这员“飞将军”临时突然掉头，冲向人墙北面防御松懈的地方。
如果“飞将军”冲破了对方的战阵，即为战胜，战绩是可以随便挑“敌营”一员“虎将”，或者是跟自己要好的一个人，拉回自己“阵营”，壮大自己“队伍”的力量。如果这员“飞将军”没有突破，而是被对方的人“网”拦住呢？那他就被对方“俘获”，成为对方的一员。当然喽，这名被“俘虏”的人，如果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就会盼望着自己“母方”下次“出征”的“将军”，可以突破“敌方”的“防线”，把自己“救”回去。还可以等自己“母方”的“飞将军”来敌方“破阵”的时候，故意松开防护，跟自己“母方”的人来个里应外合。
人少的时候可以玩“迈大步”。两个小孩对着坐下，把双脚对贴起来，让第三个小孩跳过去。当然这只是最底层的了，跳过去以后就要“升级”。坐着的其中一个小孩把两只脚齐齐地摞到对面小孩的两只脚上，以加大难度。挑战的第三个小孩再跳过去以后，游戏便继续“升级”到第三层，坐着的小孩把两只脚摞在一起，对面坐着的另一个小孩在这两只脚上头再搭上一只脚。这时候难度已经很大，挑战的小孩跳过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碰着这第三只脚的脚尖，甚至一慌神扑倒在坐着的小孩身上，这样的“失误”都有可能。如果顺利跳过，那么坐着的两个小孩就要准备摞起四只脚，挑战的小孩继续跳。如果挑战的小孩儿难以逾越，撞着了高高竖起的第四只脚，哪怕是第四只脚的脚尖，挑战就宣布失败，换坐着的另一个小孩来跳。那时候的小孩是不怕地上脏的，为了摞起脚难倒对方，一定会竭尽全力，为了摞起三只脚、四只脚，为了支撑起在空中的双脚和小腿，他们的大腿和腰背乃至脑袋和双手都要支撑在地上。
安静一点的游戏是“丢石子儿”。“丢石子儿”，可以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玩。先是石头剪子布决定先后。五个石子儿丢下四颗，先是一个一个捡起来。接着，再把石子儿洒下去，两个、两个地捡起来。然后把石子儿洒下去，分别捡起来三个、一个。最后把石子儿洒下，同时把四个石子儿都胡搂到手里，过关。
石子儿一般都是自己用大石头来敲成小石子儿，然后磨出来的一个一个的四方的或者圆形的小石子儿，像弹珠那么大。有的小孩儿的石子儿可能是砂石做的，褐色的。我最喜欢的是漂亮的青石子儿。作为全村的“游戏大王”，我自己准备了一副青石子儿，那是我用蓝蓝的、泛着白光的小石头敲出来的。刚成形的石子儿是有锋芒、有棱角的，摸起来有些扎手。用着用着，一个个小石子儿就会滑溜溜的。我把它装在挎包里。因为经常装石子儿，我的挎包经常被磨坏磨透磨穿孔。
还有一种游戏就是现在说的掷卡片了。我们那时候没有卡片，我们用两张烟盒的漂亮的外包装纸叠成四角形，我们叫做“宝”。这“宝”是庄稼人嘴里的四只金元宝的“宝”。烟盒里面的锡箔纸做成的“宝”，是没有人承认的。两个小孩挎包里装着各自的“宝”。新“宝”圆鼓鼓，肥墩墩，憋着一肚子的气。新“宝”虽然干干净净，但是特别容易起蹦儿。人家一个旧“宝”捶下去，它就人仰马翻，束手就擒了。旧“宝”虽泥泞不堪，但因为久经沙场，早已是刀枪不入，任凭双方甩疼了胳膊，斗上好几个回合，它也稳如泰山，确乎是一名“宿将”。
两个小孩儿裤子挎包里带着自己的“宝”，狭路相逢。
“来宝吧！”
“来！”
于是双方掏出自己的“宝”斗将起来。用自己的“宝”去砸对方的“宝”，砸一个翻身儿即为赢，赢家就可以把这只原是对方的“宝”据为己有了。如果自己的“宝”砸上去以后，对方的“宝”纹丝不动，那么就由对方来砸自己的“宝”。被砸的这只“宝”最好是平展展贴在地上，不给对方任何空隙，让对方无懈可击。如果被砸的这只“宝”不巧滚在一个坡上或者石头上，翘起了一角，那么对方来砸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砸翻身，从而被对方“俘虏”。
两“宝”相斗的过程中，“宝”的位置在变换，人也跟着动。有时候地面坑洼有水，两军也只好在泥泞里“作战”，并且依然胆战心惊。所以越是一些有“作战经验”的九死一生的旧“宝”，越是泥泞不堪，但是它的主人非常珍爱它，因为它是他的“常胜冠军”。
“作战”的时候，我最喜欢对方的肥肥胖胖的新“宝”，因为图案花哨，是我没有见过的“宝”，我看一眼就特别想得到。每逢看到大龙带着这样的新“宝”在炫耀，我就鼓动着让他跟我一起“来宝”。他的新“宝”一砸就起蹦，很快就归了我。我赢了以后也不敢让它继续出战，恐又被对方赢了去。这样的新“宝”一定要在地上多踩几脚，这样它才够扁，够贴近土地，从而不会轻易被对方赢了去。
“来宝”可以在冬天玩，越玩越热乎。初玩者是要受苦的，因为一次次地用“宝”砸下去“攻击”对方，用的全是手劲和臂力。没有“江湖经验”的小孩玩完“宝”以后，且等着夜里手酸胳膊疼吧。我是很爱“宝”的，我玩起“宝”来也很雄壮。我挎包里有一堆的“宝”，经常跟几个小男孩“厮杀”上多少回合。
6.我家的屋、我家的院子
常常梦见故乡，梦见曾经的老房子，梦见老屋东北角上的槐树绽放了绿枝，那绿枝摇曳在我的梦里、我的心里。
有一天，俺奶奶跟俺爸爸说：“喜儿啊，咱两家的屋换换吧。你就一个人。俺跟恁爹跟福伦三口人儿，住不下。福伦还没结婚。”
我爸爸说：“我要是跟恁换了，她娘儿四个回来住哪啊？”
我爸爸没跟我奶奶换屋。我爸爸回到南乡以后，我跟我妈妈说了这件事。
“妈，要是俺爷爷非要跟咱换怎么办？咱家的屋是俺爷爷盖的吧？”我问我妈妈。
“哪的事儿哎！咱家的屋是恁爸爸一个人起石头盖的。恁爸爸年轻的时候去东北刨参土，挣的钱寄回来，让他爹他娘给他攒着，留着给他盖屋娶媳妇。恁爷爷奶奶肯吃！他两个人拿着恁爸爸挣来的钱大吃二喝。肉都吃够了。”
“肉端上桌，恁爷爷、奶奶高高兴兴地坐在一块儿。这个说，‘我不喜吃肥肉！我喜吃瘦肉！’那个说，‘我也不喜吃肥肉！你吃！’恁爸爸拼死拼活刨参土赚的钱，都被恁爷爷奶奶给败坏了。等恁爸爸从东北回来，想去找恁爷爷奶奶要钱盖屋娶媳妇的，哪儿还有啊。恁爸爸哭着，自己去石塱里起石头。恁爷爷都不去给帮忙。恁爸爸没办法，就跟奶奶说，‘娘！我要放炮了，你给我看着点，别让旁人过来！’恁奶奶说，‘行！’”
“就这样，恁爸爸自己放炮，恁奶奶帮他看着人。放完炮，恁爸爸自己把石头一块一块地錾平，再一块一块地从石塱里背上来。这才盖的屋。”
我说：“俺奶奶说的，咱家的屋就俺爸爸一个人住。俺爸爸要是不跟她换，管吗？”
我妈妈说：“咱凭什么跟她换的？咱娘几个光待南乡啊？咱不回去啊？老养汉，说话真毒啊。多会无视人儿啊。就她儿一个人！她把咱娘几个都给抹去了！”
我家的堂屋一共三间。院子是六间房的地势，格外宽敞。青石砌墙，麦秸做的屋顶。在那个年代，在那时的村庄，并不十分落后。院墙是一块块不规则的青石磊起来的。小木板扣起来做的大门，铁链子挂在铁条子弯成的门扣上，就是大门的锁。大门进门儿右手边儿，是一棵茁壮的樱桃树，枝叶亭亭如盖，粉白的樱花，橙黄色带红头的樱桃，给这个贫穷的家，给那个一贫如洗的年华，给这对年轻的夫妻，增添了很多浪漫。
两扇堂屋门上涂了黑漆，外头是打造成刀币似的门链子，和一把青锁。屋门朝里的一面是门栓。晚上睡觉前插上门栓。胆小的话再用顶门杠顶上门，加强安全。
房屋朝阳的一面，东西间的屋子里各开一扇窗户。堂屋正北面墙上也开了一扇钟表大小的小窗，小窗背面，朝着屋里的那一面，是小小的门栓，就在饭桌正上头。我站在饭桌上，打开门栓，朝后看，就看见了金凉家。金凉家在我家堂屋后头，金凉的老婆会做豆腐。金凉家两个孩子，大女儿和小儿子，年龄跟我们姐弟差不多。经常听见金凉打老婆。人家去拉架，拉不住。就喊她：“她大婶子，你快跑啊！”然后，那个大婶子才“咕咚！咕咚！”撒开腿跑起来。跑远了，还是要回来，还是得继续过日子。大婶子还是继续卖豆腐。
有一次，金凉大婶子又来卖豆腐，豆腐水淋淋，散散的，不成个儿。
“没压好！”大婶子笑着说。
我把这事儿说给我妈妈听。我的意思是，俺金凉大婶子还蛮实诚，还说自己的豆腐压地不好。
我妈妈说：“豆腐没压好，全都是水。她还是照原价卖，这不是坑人吗。卖给庄亲世邻的时候不该少要点钱吗？”我一想，对哇。我突然觉得这个经常挨揍的大婶子做事儿也不太厚道。她笑着的面容，在我的眼里也现出了驴子似的活该挨揍的愚蠢。
我家的饭桌是堂屋里唯一的大件的陈设。黑漆涂的带红杠的筷子很新，因为一家子完完整整聚在一起的时日并不多。筷子散发着不好闻的油漆味儿，那是长期缺乏人使用的原因。我家的筷子很新，没有家的味道，不像爷爷奶奶家，一天三顿都动筷子。因为不经常做饭，更不做什么好饭，我家堂屋里常年冷冷清清的。
饭桌左上角，一张白纸上龙飞凤舞着好些个字，据说那是梅花篆字，红红绿绿黄黄，像展翅飞翔的小鸟一样。饭桌右上角的正面墙上，是杨宗保和穆桂英的画像，他们夫妻二人骑着战马，提着宝剑，一前一后，一个前瞻，一个后盼，眉宇间，既有夫妻深情，也有辗转沙场的强悍。
饭桌东是一面隔墙。隔墙外面，对着堂屋的那一面，有一幅画，我非常喜欢。那画上，是一个身穿红衣，头发黑黑，眼睛大大，戴着发卡的小女孩，和一条卧在竹篮里的黄棕色的小毛毛狗，分外温馨可爱。
隔墙另一面，也就是朝着卧室的那一面，是一副钟馗捉鬼的纸画儿。身穿绿袍面目狰狞的天神钟馗，一手捉着一只披头散发几欲挣脱的小鬼，一手持剑正在刺杀。小鬼大概是被钟馗的剑给刺痛了，他面目丑陋而又惊恐地呲着牙，他的胸前涂了一片血似的朱砂。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辟邪的画子。可能因为我久居爷爷家，很少住在自己家的缘故，我对这幅画分外害怕，尤其是夜里睡觉的时候。也让我对我本就不常住的家，充满了更多的陌生和害怕。
隔墙里头，是我爸爸妈妈结婚时的大床。这屋里除了妈妈出嫁时的两个漆着红漆的木头箱子，再没有其他像样的陈设了。我爸妈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得到的传承微乎其微。我妈妈说，分家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请了张庄的我舅奶奶家的表大爷来主持。表大爷是我奶奶娘家的亲侄子，当然处处都让着我奶奶。我奶奶说：“这个坐床子跟了我十几年了，我得留着！”爷爷说：“这个椅子我坐习惯了，我得留下来！”两位老人家跟很多物件都有感情，他们全部给自己留下来。我家除了三间正房，一张睡觉的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几乎没有什么像样儿的家具了。
我家堂屋的梁头上吊着一个小箢子。爸妈把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放在箢子里。箢子里还有爸爸的一本日记，粉红色的塑壳封面上，一匹白底黑色的骏马在奔腾。日记本的夹页里，有一张潘虹扮演的杜十娘的剧照。在傍晚的山色里，杜十娘走在随郎回乡的路上，山路崎岖，脚下是磊磊的青石，鬓边是枝头上的红叶。秋山晚景里，美人杜十娘穿着一身素衣，披着蓝色的斗篷，笑嘻嘻地一步步地攀登。她的心里，是在走一条光明的路，也是在走一条幸福美满的路。
日记本里，有爸爸写的几句话：
“一日离家千里创，千万别把家来想”。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
爸爸的日记本儿里头还记着我爸爸妈妈都爱唱的歌。字是爸爸用纯蓝色的钢笔写的，一笔一画，像刀刻的一样，工工整整，书法虽不高超，但是很沉稳、干净、大气。听说，我爸爸小时候上学成绩很好，又深得老师喜爱，可惜因为家里穷，父母供不起，爸爸只上到五年级。每逢过年，爸爸都是买了红纸自己写对联。爸爸的字横平竖直，也很好看。爸爸是全庄公认的老实人，他斯文清秀，人品好，中老年人认可他，年轻人也敬重他。
堂屋门西旁儿，是一棵手臂一样粗的杏树，那是麦黄杏。当家家户户天井里堆满麦秸，忙着收麦的时候，鸡蛋大小的麦黄杏已经成熟了。
天井里，通往堂屋的小路的西边，天井的中央，也是一棵杏树。那是一棵小杏。二月的杏花，白白的花瓣，红红的蕊，甚是淡雅。爸爸用成块的石板砌成了齐腰高的一片石台子。杏花的花瓣纷纷飘落，落在石台子上，落在石台子下头的天井里。
紧挨着这棵杏树，是一棵石榴树。四五月份，石榴花盛开了，满树油亮的石榴叶子金光闪闪的，簇拥着红彤彤的石榴花。起风的时候，地上落了一地的石榴花瓣，像是人家结婚时放鞭炮留下的红纸，喜气洋洋。它是被我妈妈从别的什么地方移栽过来的。它从一棵摇摇欲坠的小葱似的树苗儿，渐渐地长大、长高，变得枝条丛生，热烈而沧桑。她是那么火热，那么亮堂，那么昂扬。无论风风雨雨，她的绚烂和热烈还是一如既往，她从不沮丧。
她像我的妈妈，我妈妈的品格很像那树石榴花。无论贫寒也好，卑贱也罢，她总有自己骨子里自带的光亮。她也由内而外地热烈、昂扬。我妈妈哭过，骂过，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她沮丧过。那样万难的日子里，她一个人抚养着三个孩子，过着劳苦无涯、一眼望不到边的苦日子，她还是那么热情似火，她是怎么做到的？除了我们看不见的老天爷的护佑，还有什么在滋养着她，让她没有疯、没有倒下？是她骨子里的刚强，她骨子里的刚强像山东的山一样，壁立千仞，百折不摧。是她内心的自信，她信她自己，老了必有后福，她信她的儿女，必不会让她永远悲苦下去。
石台子以西，靠近西院墙，是一个青石砌的猪圈，一开始养猪，后来就荒废了。猪圈外头是一丛低矮的葡萄架，一小串一小串的小颗粒的葡萄，红红黄黄紫紫。院墙以西，是爸爸经常推着自行车回家的路。想念爸爸的时候，我就攀着葡萄架爬到猪圈上，向西眺望爸爸来的方向。
我家堂屋东边是一个高高的用青石磊成的鸡窝。鸡窝搭地很高，比我爸爸还高，大人去鸡窝里捡鸡蛋也得踮起脚儿，仰起头儿。为什么把鸡窝搭地那么高呢？也许是怕黄鼠狼拉□□。母鸡一直在天井里“咯嗒硌嗒”地叫唤，她烦躁不安，她要下蛋。她“扑棱棱”展开翅膀，飞到高高的窝儿里头蹲上半天。等她完成了下蛋的使命，再轻轻松松地，炫耀似的，“咯嗒硌嗒”地从那高高的鸡窝上头飞下来。
柴堆里，一只公鸡踩在母鸡的背上，两只鸡叽叽喳喳地在从事它们的活动。我听我妈妈说过，那两只鸡是在“压荣”。
关于鸡“压荣”，我还听我妈妈说过一段“鼓儿敲”的故事。
有一个老公公，他不是好东西，成天想打他儿媳妇的主意。这天，他儿子不在家，出远门儿了。他儿媳妇一个人蹲在鏊子窝里烙煎饼，老头子也跟过去，蹲在他儿媳妇鏊子窝里。旁边儿，一个公鸡跟一个母鸡在“压荣”。
老头子故意问他儿媳妇说：“恁嫂子，那鸡在做什么的啊？”
他儿媳妇说：“那鸡在‘鼓儿敲’，爹。”
老头子跟他儿媳妇说：“恁嫂子啊，咱也‘鼓儿敲’吧。”
儿媳妇说：“行。白天怕人看到，恁老人家晚上到俺屋里来找我。”
到了晚上，儿媳妇烧了一大锅开水，倒进罐子里，上头找纸蒙上，用麻绳儿勒好。老头子去他儿媳妇屋里找他儿媳妇来了。
他儿媳妇跟他说：“我喜欢有力道的。你要是能把这罐子上的纸戳透，我就跟你‘鼓儿敲’。”
老头子听了，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儿朝那罐子上的纸戳去。哪知道罐子里头装的是滚烫的开水。老头子提着裤子“哇呀”就跑。
到了吃饭的时候，儿媳妇打发她家小孩儿去喊他爷爷吃饭。小孩儿去了一趟没把他爷爷喊来。
儿媳妇问她孩子：“恁爷爷在做什么啊？”
她孩子说：“俺爷爷蹲到南墙根里，在剥毛芋头皮儿呢。”
我家的鸡蛋放在箢子里，我平时自己不敢动。只有跟艳飞大姐一起玩的时候，她才鼓动我去拿我家的鸡蛋，煮了跟她一起吃。鸡蛋少了，不知道我爸爸有没有发现。但他从来没有责怪过我。
竹来大爷小店后头的地里有一块石头，像是一头小羊。一天上午，我跟艳飞大姐骑在那块石头上玩，不知道怎么回事，去南乡的爸爸突然回家了。他虎着脸把我吵回了家：“家去！天天在外头！跟个野马似的！”我垂头丧气地跟着我爸爸回到我家。我爸爸去箢子那儿拿出来一个鸡蛋，放在我们的大锅里煮了煮，让我坐下来吃。我坐在我家的石台子前，吃着自己剥地并不完整的鸡蛋，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玩。
为什么我爸爸一回山东就给我煮鸡蛋吃呢？我那时候觉得莫名其妙。到现在我有些明白了。可能是他刚从南乡回来，感念于我妈妈一个人在南乡给他养儿育女的种种不易吧。又或许，他在南乡的时候，我妈妈对我很是挂念，让他回山东以后，好生对我吧。总之，我爸爸对我的那些疼爱，都是跟我妈妈有关的。
有一个夏天，我又跟艳飞大姐一起去庄西头儿的石塱里洗澡。石塱里的水不深，都是下雨积攒的雨水，底下是黄土，四周是山芋地，那简直就是一个黄泥坑。那些昏黄的水，被太阳晒地热热的，也并不凉爽。我们在里头游着玩，玩够了，光着脚丫子站到水坑边一摞高高的石头上，拍着屁股晒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爸爸从南乡回来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突然找到石塱里来了，他一言不发给我屁股上两个巴掌，然后悻悻地走了。
我爸爸不是忙着种地，就是去出苦力。除了去南乡，他很少带我。有一次，爸爸把我带到他起石头的地方。那里靠近张庄，也是一片石塱。爸爸和几个爷爷、大爷，在石头坑里拿着锤子和錾敲石头，我自己在石头坑边儿上玩。我的脚底下、眼皮子底下，全是他们起上来的大石头，小石头，和石头片子。那些石头块子尖楞楞的，泛着青白色的光。石头片子铺了一地，密密麻麻的，跟树叶一样，把脚底下的土地全都盖上，想找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无事可做，拿着他们留在地上的锤子和錾，找块石头，也敲打着玩。一个不小心，一头撞到石头上，头上冒血了，鲜血淹没了我的眼睛。我爸爸和他的几个工友围过来，帮着照顾我。题兰老爷爷，撕下自己棉袄上的棉花，给我擦脸上的血。我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上，爸爸用一件衣裳裹住了我的脑袋，带着我去了大泉管理区的一家诊所。医生用紫贡水给我消了毒，再用纱布给我把头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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