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一年的春天，紫禁城在经历令皇贵妃生子、亲蚕礼的喧闹后，并未真正平静下来。不久，一件看似不大却触碰了乾隆敏感神经的事情发生了。
有奏报称，舒妃叶赫那拉氏因宫中份例用度不足，私下接受了其娘家接济的银两。此事被乾隆知晓后，他立刻在养心殿颁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
谕：诸太妃所有一切，俱系圣祖仁皇帝所赐；诸母妃所有，亦是世宗宪皇帝所赐；即今后宫妃嫔所有，皆为朕所赐。自应各守分例，恪守本分。断不可将宫中所有物件、银钱移给本家。其本家之物，亦不许向内廷传送，致涉小气。嗣后，妃嫔等本家除照常例请安问好之外，一概不许妄为接济、传送。
这道谕旨，明确重申并强调了宫禁的严格界限：妃嫔的财物，无论来源，皆属皇家所有，不得私自挪移给娘家；同样，妃嫔的娘家也不得向内宫输送财物。违者将受严惩。这等于彻底堵死了妃嫔与娘家之间在财务上互相接济的渠道。舒妃因此事虽未被点名重罚，但也必然受到申饬，处境尴尬。
佩瑶听闻此事，联想到不久前乾隆在恩旨中对令皇贵妃母亲兄弟堂而皇之称“外戚”的措辞，以及允许其母入宫的殊荣，心中不免觉得有些讽刺。皇阿玛对规矩的界定和宽严尺度，似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人而异，因势而变。不过这些念头也只是在心底一闪而过，她深知此等宫闱之事，绝非她能置喙。
时间悄然滑入三月。京城初春的暖意，却驱不散笼罩在紫禁城南五所上空的沉重阴霾。
深受附骨疽折磨的五阿哥永琪，病情已到弥留之际。这位文武双全、深受乾隆帝钟爱并寄予厚望的皇子，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生命之火即将燃尽。
乾隆帝心中悲痛万分。为祈求上苍眷顾，也为给予爱子最后的尊荣，他于三月初一日下旨，晋封永琪为和硕荣亲王。这是极高的爵位，乾隆朝此前还未有皇子在世时获封亲王，永琪是第一个，足见圣心之厚爱与不舍。这份旨意，既是恩荣，也是父亲在绝望中试图挽留儿子的最后努力。
然而，天意难违。任何爵位与恩宠，都无法对抗无情的病魔。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午时刚过。南五所永琪住处一片死寂，随后被压抑的悲泣声打破。年仅二十五岁的和硕荣亲王爱新觉罗永琪，最终没能战胜病痛，溘然长逝。
噩耗传入宫中，乾隆帝悲痛难抑。在孝贤皇后所出的端慧皇太子永琏与七阿哥永琮相继去世后，永琪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继承人，骑射娴熟，学识渊博，性情温厚。他的英年早逝，不仅是乾隆个人丧子之痛，更是大清国本的一次沉重损失。紫禁城内外，瞬间笼罩在一片肃穆哀伤的气氛之中。
佩瑶得知消息亦是心中感伤，默然良久。她比永琪年长六岁，虽非一母同胞，但同在宫中长大，这位五哥的才华与为人，她是知晓的。她想起年少时在箭亭，也曾远远见过永琪骑射的英姿，矫健而自信。那样一个鲜活的生命，竟如此骤然凋零。她心中涌起深切的惋惜与对生命无常的感慨。
三月的春风依旧吹拂，却带着料峭的寒意。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在春日阳光下依旧辉煌，却难掩其下弥漫的悲伤与遗憾。一位备受期待的皇子陨落，一个时代似乎也随之划上了一道沉重的休止符。
木兰围场秋高气爽，旌旗猎猎，七月十五这天，乾隆正带领着皇子、皇孙以及扈从的王公大臣们兴致勃勃地行围打猎时，一份来自北京紫禁城的六百里加急奏报，送至御前。
乾隆展开奏报，目光扫过，脸上不见丝毫波澜，仿佛只是看到一件微不足道的寻常事。他淡淡地合上奏本，对侍立一旁的御前大臣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随即，仿佛无事发生般，翻身上马，继续投入到当日的围猎之中。那份奏报的内容是：皇后已于昨日（七月十四）在翊坤宫后殿薨逝。
只有一道冷冰冰的诏旨随之发出：命皇十二子永璂即刻启程回京，料理其母后事。
对这处境本就尴尬、又失去了母亲的皇子，乾隆没有流露出半分额外的怜惜和同情。
京城的礼部和内务府官员很快接到了乾隆帝对那拉皇后丧仪的最终“定调”。这份谕旨，彻底剥夺了那拉氏作为大清皇后的最后一丝哀荣：
“去岁，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此实皇后福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长受朕恩礼所致。今闻皇后于昨日薨逝，伊之饰终典礼，不便复循孝贤皇后大事办理。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例行。”
这道旨意，冷酷地重申了那拉氏的“罪过”——在杭州“疯迷”剪发。并无中生有得说她在皇太后前“不孝”，并将她的死因归结为“福薄”、咎由自取。为此，她的丧礼规格被强行降等。
不按国丧处置，天下官吏军民人等无须为其服丧。
剥夺皇后哀荣。不给谥号、不升袝太庙、不设神牌、无祭享。
棺椁不得入乾隆帝裕陵地宫，亦不单独修建陵寝，而是被塞入了裕陵妃园寝中纯惠皇贵妃墓的地宫之内，形同皇贵妃的陪葬。
葬礼规格也被压缩到极致。整个丧事开销仅有207两白银，仅够置办最简陋棺椁及少量香烛纸钱。就算皇子们的格格、侍妾去世，花费也不止二百多两白银。
而且乾隆帝未指派任何皇子、公主为其穿孝守灵。公主、福晋、命妇等也无需前往灵前酹酒举哀。
这份“照皇贵妃例行”的旨意，在实际操作中，甚至连最低等答应、常在的丧仪规格都远远不如。贵人常在去世，按例也有内务府操办，皇子公主等虽不必穿重孝，但宫内会有相应祭奠，开销也远不止此。那拉皇后的身后事，被刻意减杀、侮辱到了极致。
如此明显的逾制薄葬，自然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侧目。御史李玉鸣上奏，其核心大意是：皇后崩逝乃国丧，理应由礼部主持仪典，如今仅由内务府草草办理，且丧仪如此简陋，诸多环节违背祖制礼法，实在有损天家体统，恳请皇上依礼重新议定。这本是职责范围内的劝谏。
然而，这道奏疏如同溅入油锅的一颗水滴，瞬间引爆了乾隆的怒火。他立刻下旨，将李玉鸣革职锁拿，发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罪名是“妄行渎扰，其意非为礼制，实为沽名钓誉”。李玉鸣成了杀鸡儆猴的那只鸡。
此令一下，宗室王公、文武百官无不悚然。连仅表达对丧仪程序不满的御史都落得如此下场，谁还敢再提那拉皇后半个字？朝堂之上，关于这位不幸皇后的最后一丝声音，也被彻底扼杀。
对于朝中百官而言，那拉皇后这降等处理的“丧事”，反而带来了一项“意外之喜”。因为不是国丧，他们免去了国丧期间的所有麻烦：无需百日不能剃头、无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如听戏、宴饮）。京城各大戏楼、酒楼照常营业，王公府邸的宴会丝竹依旧。
许多人心中，或许暗自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些庆幸。皇后是谁？怎么死的？丧礼何等寒碜？这些都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生活节奏没有被打乱，不用承受那些繁琐的禁忌。皇家内部的恩怨情仇，成了讳莫如深却又无人在意的背景音。
裕陵妃园寝深处，纯惠皇贵妃墓室中，一口仅价值几十两银子的杉木制成的薄棺悄然入土。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喇嘛的诵经，没有象征性的神牌，也没有子女亲人的祭奠。那拉皇后，这位曾经的大清国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她的名字和她悲惨的结局，成为了乾隆盛世辉煌表象下，一道被刻意掩盖、无人敢于提及的冰冷伤痕。紫禁城的红墙依旧巍峨，木兰围场的马蹄声依旧铿锵，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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