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沟头村在南安县东边的山坳里，村北侧一道深涧，水声像永恒的叹息。一条通往外界的黄土路，歪歪扭扭爬六里地才接上通往洪濑镇的水泥路——一条同样龟裂、仿佛被遗忘的血管。
洪濑镇，曾因小商品批发热闹过几十年，如今电商一来，繁华就跟退潮似的泄了。只剩东溪水慢悠悠淌着，青岩山沉默地望着。这地方，离泉州二十六公里，离南安也二十六公里，成了两不管地带。别处的路早铺了柏油，唯独到这里，还留着这条裂开的水泥路，搞得现在的很多车都不想从这里穿过。
村里的年轻人像被风吹散的种子，大多外出谋生，把孩子留给老人。我，小豆子，曾是这里的“孩子王”，黑皮、小媳妇等六个跟班常随我在茶林梯田间“征战”。那时我满脑子都是“水灌土狗洞”“抢老虎洞”的花样，太阳落了山都嫌早。
后来，我们都到镇里上初中。同村王老师的儿子湾子带了台平板电脑来，把我的手下都拉走了。那东西邪门，能学习也能玩游戏，像个魔盒，一下子把黑皮他们都吸了过去。我不肯巴结湾子，也就跟他们断了来往，这反倒能静下心来，把学习搞上去。就这么着，我考上了县一中，又念了福师大，最后回到镇上的中学，成了化学老师。我以为，知识改变命运，从此我就一路坦途呢。
此时的镇中学已和小学合并成“学区”，旁边又凑上一所私奔幼儿园，都挤在镇东区一片坡地上。中学在低处，小学在高处，操场大小各异。幼儿园在我们中学宿舍楼的另一侧，只有一栋二层小楼和一块小空地，孩子们总爱跑到我们中学的大操场上玩。
因这层便利，我认识了幼儿园的吴美丽。她会弹琴跳舞，腰身软得像风里的柳条。一天上午，我在宿舍里听见幼儿园飘来琴声，鬼使神差地，我掏出笛子，倚在后窗边，试着合上那旋律。
琴声停后，弹琴的吴美丽从教室走出来，往我这个方向看，阳光落在她美丽的美人尖发际线上，额头白得发亮。
“你吹得真好，”她对着我这个窗口说。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解释说：“我刚好会这首《采茶扑蝶》，也就和上了，不好意思啊，打搅了。”
以后，我经常被她邀请伴奏，她教孩子跳舞，我吹笛子。笛声清越，舞姿翩跹，我们常探讨哪支曲子配哪段舞最合适。在她面前，我好像又变回深沟头村那个能折腾的孩子王，忘记了外面世界的重量。
我俩彼此都有意，时不时到舞厅跳舞，我节奏好，她乐感好，我们俩动作协调得像一个人。因为和谐，我们恋爱了。当我跟父母说起这事时，还没见过人，他们就炸了：“她是临时工！家里卖包子的！你图什么？”他们认定我读书读傻了，把脑子读坏了。
我被逼得没法，只好请南京做生意的大哥回来当说客。大哥西装笔挺地来了，打量吴美丽时竟也有些局促。回去后他对父母说：“人是真标致，又温柔，带出去有面子。小弟喜欢最重要。”
父母急道：“可她是临时工！”
大哥手一挥：“老师编制算什么？小弟那点死工资还不如我鱼摊上的老师傅。这事我看行。” 他的话里带着一种有钱人的笃定，仿佛钱能丈量一切价值。
父母拗不过，又暗中打听了吴家背景。学区后路的“吴记煎包”生意红火，但老板总坐着晒太阳，脸色蜡黄，一问就说老毛病。吴美丽的弟弟初中毕业就在店里帮忙，据说不是读书的料。还有包子阿姨的管教挺严的，两个孩子都还老实。调查不出大问题，父母只好妥协，但那声“临时工”像根刺，早早埋下了。
婚后，我才从一堆医药单里发现真相——老丈人得的是淋巴癌，每月药费上万，还得用进口药。“这是白血病啊，”我震惊之下，甚至觉得被欺骗了。我向妻子抱怨她的隐瞒，她也没反驳，只是躲在房间里流泪。这能怪她吗？她开得了口吗？开口的结果，不就是我父母当初坚决反对的样子吗？
父母知道后先是骂包子阿姨隐瞒，又冲大哥发火，最后把气撒在我身上。“早就说这种家庭碰不得！” 大哥脸色铁青：“我相的是她这人！谁晓得她家藏着无底洞！”随后他想了想，又安慰道：“这病拖不长，人一走，包子铺生意好，很快能翻身。” 他说得那么轻巧，仿佛在谈论一笔即将回本的投资。之后，他出钱给我在镇上买了套房，然后，跟我算分家了。房子的钱，加上我们的婚礼，用的都是他的钱。我占了便宜，那点被算计的委屈，也就没了底气。这又是谁的错？
我们结婚后，老丈人精神反而好了些；女儿牙牙出生后，他气色更好了些——尽管医药费一分没少。孩子的奶粉尿布、大人的日常开销，再加上每月上万的药费，像三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我那点斯文和面子，在催款单面前碎得一干二净。
丈母娘倒是挺仗义，说我们自己过好就行，不用管她们，有问题，她去借钱。她的朋友亲戚都被她借光了，谁还敢借给她钱啊，最后还不是得我老婆和我来。我比较斯文，抹不开面，出面的几乎都是吴美丽。看着她一次次出门，又一次次空手而归，这能怪她吗？
吴美丽不得已向我哥借钱。五千以内他还会给，但不可能月月如此。我们张不了这个口，大哥也没那么大方——毕竟还有嫂子盯着。他借钱时的眼神，像在评估一件抵押物的价值。
如今的我开始拼命想挣钱了。生活没钱就没底气，总感觉矮人家一头。知识分子的清高？那是在吃饱肚子之后。这又是谁的错？是病的错？是穷的错？还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却没学会赚钱的错？
（二）
吴美丽向我哥开口的次数越来越多，多到有些不寻常。甚至有几回，我哥还专程从南京回来，美其名曰看看侄女，眼神却总在她身上打转。那眼神让我不舒服，但我能说什么？债主总是有理的。老丈人的病到了晚期，医生私下都说没必要再折腾，可每月上万的治疗费还是一分不能少。明白人都劝丈母娘放弃，但她铁了心要治——“老头子苦了一辈子，不能临了寒了他的心。” 这能怪她吗？谁能亲手掐灭至亲最后的希望？
镇上的人都知道这事了。学生们更爱去“吴记煎包”买早点了，孩子们脆生生地管她叫“包子阿姨”，多给两毛钱也不要。大家都说包子阿姨是好人，可好人背了一身债。光靠包子铺和我们这点工资，几辈子也还不清。这是好人的错吗？
我哥给吴美丽出了主意：去南京开分店。他包手续包店面，承诺亏了算他的。我不同意——南京那么大，她一个人怎么行？我说让年轻的小舅子去试试，可佳乐才十七岁，谁敢把担子交给他？这能怪他吗？他的人生，从初中毕业就被家庭的病榻焊死了。
最终竟是吴美丽自己咬了牙。她说要是闯出来，就把我和女儿接去。我知道，她不是贪图大城市，是沉重的医药费逼得我们只剩这条路。我只能点头，临行前偷偷拜托哥哥多看顾她。他满口答应，眼神却飘忽。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我选择了忽略。这难道不是我的错？
之后三年，吴美丽难得回来。女儿由我妈和丈母娘轮着带，我工作零碎时间多，倒也不麻烦。只是长夜难熬，有回我憋不住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我要去找小姐了。”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竟轻声说：“去吧，别委屈自己。”
我气得摔了电话，心里那点念想像被冷水浇透。我们都没错，还是都错了？
2013年暑假，老丈人走了。吴美丽回来奔丧，孝服还没脱就向我提离婚。她说外面有人了，什么都不要，女儿也留给我。
我早该想到的。这样的女人放出去，就像溪水进了大海，怎么可能还回得来。我恨恨地盯着她，心里怨我哥没看住人，可这又能怪谁？怪那该死的病？怪那还不完的债？还是怪我把她推向了能给她钱的人？
丈母娘是明事理的。她不认女儿，只认我和外孙女。她甚至不要吴美丽还债，可有些钱是美丽亲自借的。这三年她确实挣了些钱，不仅还清自己的债，还能余下贴补家里。没了医药费的无底洞，包子铺的生意渐渐缓过气来，丈母娘有了底气，干脆当没生过这个女儿。吴美丽只能偷偷塞钱给弟弟，嘱他多看顾外甥女。一家人，到头来，谁欠了谁，又该怎么算？
我就这么成了单亲爸爸。好像所有人都情有可原，唯独我，被留在废墟里，连该恨谁都不知道。
虽然还有女儿牵着，我和吴家到底生分了。从前总去店里吃早饭，现在只在家啃面包喝牛奶。女儿照常去，一放学就扎在外婆铺子里。我脸色一天比一天沉，连教学都提不起劲，校长把我调去了差班。这是我的错吗？还是生活的错？
没想到差班的学生倒吃我一套。他们跟我谈条件：每周晚自习吹一曲笛子，他们就安静念书。我答应了，竟真签下协议。笛声一起，我好像又回到了遇见吴美丽的那个下午，那时未来还有光。现在，只剩交易。
心灰意懒时，我常去钓鱼。认识个老钓友，教了我一手烤鱼的绝活。鱼越钓越多，送人都送不完。同事开玩笑说不如摆个摊，我竟真听了——离了婚的人，还要什么面子？是不要了，还是早就被现实剥光了？
三轮车、烤炉、塑料盆、调料罐……装备很快凑齐了。第一次出摊手忙脚乱，杀鱼去鳃刮鳞，腥味沾了满身。老钓友教的法子管用：炭火覆灰，芭蕉叶贴鱼，慢火细烤，刷酱要匀。
最难的是对付邻居——卖酱菜的女人嫌烟熏了她的菜。我赔笑说第一尾鱼送她尝，她撇嘴：“老师还干这个？”可鱼入口她就愣了：“酱料是好，就是酸菜不够味。”
我福至心灵，试了她的酱菜，豆豉酸菜往鱼肚一塞，鲜味竟翻了一番。
她眼睛亮了，主动向买酱菜的客人推荐我的烤鱼，烤鱼卖出去了，她的酱菜也跟着卖出去了。
一条八两重的鱼卖十五块，开头没人买账，直到有个蹭吃的小伙子尝了后乖乖掏钱。之后，我用吹笛诱惑客人，就这样，烤鱼的口碑就这么传开了。
第二次摆摊，我一直都很忙，收摊时已是晚上九点，鱼卖得精光。我留三条送她两条，一条带给女儿。她推辞几下收了，非要半价卖我酱菜。
临走我才想起问名字。她笑：“叫我阿莹就行。”
这次回家，我是仰着头的。失意人总需要一场小小的成功来救赎自己，哪怕这成功微不足道，甚至带着鱼腥味。这是出路，还是另一种妥协？
（三）
老师卖烤鱼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许多人来看热闹，顺便买条鱼尝尝，这一尝就成了常客。味道确实鲜，价钱也实在，连路边大排档喝小酒的都来我这“进货”了。生活好像终于撕开了一道口子，透进点光。
那个叫赖碧莹的酱菜摊主常抽空帮忙。她早就知道我的事，问得最多的却是我女儿。小家伙常来摊上捣蛋，我不收摊她就不肯睡。原本她可以在外婆家过夜——丈母娘生意不错，按揭了套二手房准备给佳乐娶媳妇。如今二十一岁的小舅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家庭的创伤在慢慢结痂，虽然底下还在疼。
赖碧莹也跟我说了她的故事。她本是一中的苗子，可家里穷，又要盖房娶嫂，只能牺牲她。“我妈做酱菜是一绝，”她说，“我就想，摆摊成本低，还能收乡亲们的剩菜。”
我问她爹妈怎么不来卖，她苦笑：“老农民，抹不开面。”哪怕穷得叮当响，那点面子却比命重。这能怪他们吗？活了一辈子，不就活个脸面？
“我一边看摊一边自学，”她眼睛亮亮的，“明年要参加成人高考。”
我忍不住以老师的身份劝她：“纯自学太难，就算考上大多也是民办大专，收费贵还不一定划算。”
她沉默片刻，突然说：“你能辅导我数学和化学吗？” 那眼神里的光，像极了曾经想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我。
我答应了。这么好的苗子，不该被酱菜埋没。如果当年有人能这样拉吴美丽一把，结局会不会不一样？这个念头让我心惊。
再见她时是下午四点半。她打扮得像是来做客，手提袋里露出课本边角，走起路来都带着书卷气。六点前她忙酱菜，七点后我忙烤鱼，中间空隙她就捧着书来问问题。后来她过意不去，主动在高峰期帮我烤鱼——我专司杀鱼。油烟缭绕中，一个失意教师和一个失学少女，竟也拼凑出一种奇特的互助图景。
丈母娘见我生意红火，劝我开店。我摇头：“老师不许兼职，这规矩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来了。”她不好让佳乐来学手艺，毕竟吴家已经欠我太多。欠与还，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所有人都罩在里面。
人总有野心。见广场夜宵生意旺，丈母娘买了三轮车、冰柜和塑料桌椅，开始卖啤酒和下酒菜。我的烤鱼摊升级成大排档，夏天能忙到半夜。生活的轮子，推着所有人往前踉跄地走。
小舅子佳乐每晚八点都来帮忙。他变得爱笑，有天竟主动和赖碧莹搭话：“美女，我是卖包子的吴佳乐，请问芳名？”
我愣在一旁，赖碧莹大大方方：“赖碧莹，赖皮的赖，碧玉的碧，晶莹的莹。同学们都叫我赖皮莹，我建议叫阿莹。”
佳乐被逗笑了：“赖皮莹，这名字好！以后请多关照。”
我忽然明白了——这小子动心了。老丈人的病曾压弯他的腰，如今负担卸下，他活成了本该的样子：瘦高个，黑皮肤，眼里有光。再看赖碧莹，系着广告围裙也掩不住书卷气，眼睛大，爱笑，在人群里亮眼得很。年轻真好，还有心动的权利。
佳乐试探着问：“你这样的姑娘出来摆摊，家里不容易吧？”
她坦然承认：“初中毕业就帮衬家里了。本来我已经被一中录取了。穷的。”
“那样啊，是的，那可就有点难啊——”说到难字，佳乐尾音拖得老长。这个“难”字，藏着他姐的故事，也藏着他懂的一切。他脸上的光暗淡了些。
后来佳乐就很少主动跟赖碧莹搭话了。他经历过，知道穷家长女意味着什么——扶持弟弟上学，帮哥哥娶亲，盖新房。这些责任他姐扛过，他怕了。现实的算计，总是来得这么快，这么冷。
赖碧莹却对我说：“穷没关系，摆摊也能挣不少。”她说这话时眼睛瞟向佳乐的方向。她错了吗？她只是想争取一份可能。
我突然生出荒唐念头：办个酱菜作坊，把她的豆豉我的烤鱼酱工厂化生产。可哪来的本钱？哪来的销路？空有想法，却无资本，这又是谁的错？
佳乐不再套近乎，转而偷师烤鱼手艺。我毫不藏私：“芭蕉叶防焦增香，炭火要盖灰——”其实早说过一遍了。
他问：“姐夫，这烤鱼是你自己琢磨的？”
我苦笑：“一个退休厨师长教的。那会儿为你姐的事想不开，钓鱼散心遇上的。” 伤疤再一次被揭开。
赖碧莹一直竖着耳朵听。佳乐走后她问起吴美丽，我一五一十说了，没半句怨言：“又穷又苦的女人想找个依靠，没毛病。” 我说得平静，心里却像滚油浇过。
她忽然岔开话：“酱料真是厨师长教的？”
我点头：“主要靠豆豉——植物蛋白发酵出鲜味，你家的豆豉好。”
她眼睛一亮：“我把配方卖我吧！免费供你酱料三年！” 她也想到了开酱菜作坊。穷怕了的人，对任何一点机会都嗅觉灵敏。
正说着，客人涌来。十条鱼瞬间卖光，有人等不及坐下就喝起啤酒。我忙得没空搭话，她也识趣不再提，转而和客人聊得火热——竟把人家职业喜好全套了出来。她是块做生意的料，只是被出身耽误了。
烤鱼生意太好，好到招人眼红。终于有人举报老师兼职。
夜风裹着炭火气扑在脸上，我想起老钓友的话：慢火细烤，急不得。可生活从来不给慢火的机会。它总是把所有的难，一股脑地倒下来。到底是谁的错？
（四）
举报信像幽灵一样精准地送到了校长桌上。我被叫去谈话，办公室里的空调冷气开得十足，却冻不住我额头的汗。“王老师，你是知识分子，要注意影响。”校领导的话像裹着天鹅绒的鞭子，抽在人最疼的地方，“要么安心教书，要么……专心做生意。师道尊严，总要顾一样。”
师道尊严？我差点笑出声。当我的家人躺在病床上等着天价药续命时，尊严值几个钱一斤？当我女儿的奶粉罐快要见底时，知识分子的清高能填饱肚子吗？我拼命读书，跳出农门，以为拿到了通往体面的门票，结果发现这体面薄得像张纸，生活稍微一用力，就捅破了。我遵守了所有“正确”的规则，为什么却落得如此狼狈？这到底是谁的错？是我不够努力，还是这规则本身，就对某种艰难视而不见？
我收起了烤炉和三蹦子。那张存着一年多血汗的三万块钱的银行卡，沉甸甸，却又轻飘飘——它买不回我的讲台，也赎不回我被现实玷污的“体面”。学校的处分通知贴了出来：“王XX老师，校外违规兼职，影响恶劣，记过处分，调离教学岗位，负责管理学校图书室。”
我成了一个“学校的闲散人员”，一个被悬挂起来的人。我的战场从弥漫着化学试剂气味的实验室，变成了弥漫着旧纸和灰尘味的图书馆。日子突然有了大把空白，空白到能听见理想碎裂的回声。
就在这种屈辱和茫然像潮水一样淹没我的时候，2014年暑假，小舅子吴佳乐要结婚了。婚礼就定在8月10日，场地租了幼儿园的操场——是吴美丽出面谈下的，她曾在这里教过书，园长给了人情价。你看，她总能找到办法，用她的方式和关系去解决问题，无论这关系后来变得多么不堪。露天场地比酒楼省钱，菜码实在，氛围也热闹，像一个巨大的、华丽的讽刺。
弟弟大喜的日子，吴美丽特地从南京赶回来。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哥哥王家和她一同出现，美其名曰“都是亲戚，该来贺喜”。他穿着昂贵的POLO衫，肚腩微微凸起，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闪得刺眼。他站在吴美丽身边，那种熟稔的、带着占有意味的姿态，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抽在我脸上。他们联手给我上了一课：金钱和权力，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通行证和春药。而我，交不起学费。
上午十点仪式匆匆走完，厨房区已飘出炸五香的浓香。乡村大厨光着膀子，系条黑围裙，浑身油汗，正用铲子翻动油锅里金黄的卷子。十来个姑姑婶婶穿梭忙碌，都是来帮厨的。那大厨在十里八乡很有名，专做佛生日宴，一家三五桌，凑起来便是百桌生意，够他一年吃喝，无需外出打工。他靠手艺吃饭，堂堂正正。而我，却因“手艺”失去了立身之所。
午宴开了十五桌，还多加两桌预备着。暑假孩子多，保不准要多出不少嘴。空气里弥漫着食物油腻的香气、酒气和一种喧嚣的、虚假的繁荣。
日头正毒，空调扇呼呼吹着热风，却吹不散那黏稠的热浪。孩子们像过节般疯跑，我女儿牙牙也在其中，小脸上洋溢着简单的快乐。直到她突然愣住——她认出了那个穿连衣裙、化着精致妆容的陌生阿姨是妈妈。吴美丽蹲下身，挤出笑容想抱她，牙牙像受惊的小兽，猛地扭头就跑回我身边，死死拽着我的裤腿，把脸埋起来。吴美丽脸上的笑瞬间冻僵了，手臂尴尬地悬在半空。而我，心底竟翻涌起一丝可耻的、冰冷的快意。看啊，血缘也拗不过疏离。这又是谁的错造成的疏离？
十二点半开席。香味扑鼻，牙牙很快忘了先前的别扭，埋头啃肉，汁水沾了满脸。等到烧鸽子上桌，顶棚的LED灯哗地亮起，白晃晃的光把每张贪婪的嘴脸都照得清晰。新郎新娘来敬酒，大人们纷纷起身，说着言不由衷的吉祥话，酒杯碰撞出虚伪的交响。孩子桌却炸了锅——都在抢鸽子腿。牙牙人小抢不到，急得要哭，旁边一个黄毛小子掰了条腿塞给她。接着上了一盆活蹦乱跳的河虾，孩子们不敢动筷，瞪圆眼睛看大人们生蘸酱油，吃得理所当然又残忍。
小孩饿得快饱得也快，吃完鸽子就坐不住了。牙牙被那黄毛小子领着，想溜去厨房探宝，盘算着等螃蟹上桌再杀回来。端菜的大妈眼尖，逮个正着，嗓门洪亮：“宴席没散不能乱跑！这是规矩！”孩子们被像小鸡一样押送回座，却发现更不对劲了——大半座位空着，留下的人早已进入另一场战争：划拳喝酒，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吆喝声震天，仿佛要用这喧闹填满所有空虚。
我没参与这场闹酒，像個局外人，冷眼旁观這片狼藉的熱鬧。我四处找牙牙。有人说看见黄毛小子把她拐去了教学楼。心里莫名一紧，赶紧找过去。当找到幼儿园教学楼东边楼梯口的时候，发现不对了，因为这个楼梯的拉门被打开了，有一条窄窄的缝，刚好够一个孩子钻进去。会不会上二楼去了？
上了二楼，没见有什么人影，我站一会儿，看看四周，有没有小孩子活动的地方，突然却听见一个房间传出异响。本想避开，那独特的响声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好久没来那个了。猛地，我头歪了一下，更靠近些，侧耳地听。果然是，那男人的声音太熟了，是我哥。接着是女人的喘息，更熟，是吴美丽。
我站在门外，抬手叩门。里面顿时死寂，只剩慌乱的窸窣声。半晌，门开了条缝，我哥侧身挤出来，衣衫不整，额头冒汗，一见我煞白的脸和空洞的眼神，他脸上的潮红瞬间被惊恐取代，僵在原地。
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是解释？是道歉？还是再一次用钱来摆平？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像是被抽掉了所有底气，低下头，快步从我身边擦过。
“以后别认兄弟了。”我哑声道。
他停下脚步，而后更快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又等了片刻，吴美丽才开门。屋里闷热浑浊，弥漫着难以言喻的气味。她背对着我整理裙摆，头发凌乱，却仍是美的。
这间宿舍原先是她的，这么多年过去，没想到钥匙都没换，她本来只想参观一下故地，找找原先藏钥匙的地方，没想到钥匙还在，本来是开门进去，只是顺便休息一下，没想到，刚躺在床上没多久，我哥哥就进去，然后我哥想要个新鲜感，忍不住在这里发生了暧昧。
世界瞬间安静了。楼下的喧哗、厨房的噪音、窗外的蝉鸣，全部褪去，我的血液轰一下冲上头顶，又瞬间褪得干干净净，手脚冰凉。
我站在门外有十分钟吧，像一尊僵硬的石像。良久，不是推，而是用肩膀顶开了那道门缝。我
屋里弥漫着汗味、香水味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背叛的气味。
吴美丽转过身，不敢看我。
“别怕，离都离了，我不动手。”我靠在冰冷的门框上，感觉双腿软得快要支撑不住自己，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就想问一句，什么时候搞上的？窝边草……就这么香？” 我的平静下面，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
她哭了，眼泪冲花了精心描画眼线，黑色的污渍淌下来，像一道道丑陋的泪痕。“对不起……小豆子……债务……债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只是……只是想活得轻松点……”她语无伦次，每一个字都裹着令人窒息的羞愧和绝望。
“不怪你找靠山，”我的声音依旧平静得可怕，这平静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活下去嘛，不寒碜。可为什么偏是他？以你的条件，找哪个大款不行？非挑我亲哥来恶心我？你们俩，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亲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疑问像毒蛇一样啃噬了我无数个日夜。
“……我欠他最多，三十多万……，我根本还不清……”她哽咽着，肩膀剧烈抖动，“他说……他说只要跟了他，债就一笔勾销……卖包子……来钱太慢了……”她终于崩溃，蹲下去，抱住自己。
懂了。全都串起来了。原来我哥早就布好了网，用债务当绳索，一点点收紧，等着猎物挣扎到精疲力尽，心甘情愿地走进笼子。真是做生意的料，算得真精啊，连人都可以明码标价，连兄弟的女人都可以变成他的战利品。这是商业算计，还是人性灭绝？
“小豆子，你找个好女人结婚吧。”她突然抬起头，抓住我的手，指尖抖得厉害，“你是个好人……带着牙牙也能找到幸福……我……我配不上你……”
我猛地抽回手，像碰到什么极其肮脏的东西，连退两步。她早已是金钱的俘虏，而我，在那场她和我哥共同参与、而我却浑然不知的经济战争中，输得彻彻底底，血本无归。书呆子终究打不赢算盘，可凭什么……连最后一点残存的念想和尊严，都要被他们踩在脚下，在这间弥漫着丑恶气味的杂物房里，碾得粉碎？
楼下的欢闹声、划拳声、笑骂声浪般涌上来，热烈又虚无，衬得这方寸之地格外的死寂和肮脏。我最后看了她一眼，那个曾经像风里柳条一样柔软的舞蹈老师，此刻蜷缩在地上，像一朵被踩进泥里的花。
我转身，下楼。一步，一步，踩着自己的心跳和破碎的过去，无比沉重。背后的喜庆喧嚣，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这个时代，真不讲礼义廉耻了吗？
（五）
我跑去钓鱼更勤了，几乎天天泡在河边。那个沉默的老钓友，成了我唯一的“同事”。我们很少说话，只是并排坐着，看浮漂在浑浊的水面上颤动，像看着命运一样难以捉摸。他教我，水里的事，急不来。可岸上的事，谁又能等得起？
意外的是，老主顾们没忘了我。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点名要烤鱼上门的私活。我像个地下工作者，用一本破旧的教案本记录订单：“张处家宴，周六晚，五条”、“李总塘边小屋，周日午，三条，自带酒水”、“下圩村佛生日，初八，一百盘”……我的烤鱼，成了流通在洪濑镇桌面下的另一种硬通货，一种心照不宣的、对僵硬规则的无声反抗。
最夸张的是村里佛生日，一口气订了二百多盘。我在老家院子里支起十五个烤架，父母帮着打下手，从日头高照烤到星斗满天。烟熏火燎中，我像个流水线上的工人，麻木地重复着杀鱼、涂抹、烘烤的动作。最后一批送去时宴席都快散了，管事的却竖大拇指：“就等你这一口，剩下了也要打包！” 看啊，他们需要我的烤鱼，却不需要一个烤鱼的老师。这荒诞的现实，又是谁的错？
这成了我隐秘的副业。算下来一年能多挣小两万，竟和工资差不多。有时主家高兴，还塞给我洋酒好茶，惹得几个老友常来蹭吃蹭喝。我的圈子还是小，无非是几个亲戚同事，但日子到底有了些油腻腻的滋味。我用放弃一部分尊严的方式，勉强维护了另一部分生活的尊严。这是一种苟且，还是一种智慧？
赖碧莹每逢假期必来看我。给牙牙带点小零食，和我聊聊大学生活。她普通话过了级，计算机拿了证，一心要当老师——“就回咱们学校。”她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仿佛那条被规则铺好的、光明的路就在眼前。她正在努力成为“我们”，而我已经被“我们”放逐了。
2016年寒假，她来时我递了张纸。是烤鱼酱料的配方，所有比例，分毫不差。
她像被烫到似的缩手：“我来看你不是为这个！”
我知道。那配方其实没多大秘密，无非多了味山楂粉，比例却是关键——0.5%的增量，去腥提鲜，多一分则酸，少一分则腥。就像我们的人生，微妙的偏差，结果谬以千里。
她盯着配方看了很久，忽然笑了：“还以为多大玄机。” 创业的火苗在她眼里熄了又燃。我劝她先试做小批，不同口味都试试。她嘴上说“没资本没技术”，转头就按方子腌出了新酱菜。穷过的孩子，抓住机会的手，比谁都狠。
第一坛“实验品”捧到我面前时，酸香扑鼻。我用它烤了鱼，客人反响两极——爱的说鲜，嫌的说酸。倒是女客们格外买账，说这酸味开胃。
赖碧莹的劲头上来了：“你是搞化学的，不能调几个口味出来？” 于是，我泡在厨房，利用我专业的化学知识，不是研究反应方程式，而是捣鼓出咸香、辣香甚至奶香酱。她更疯，拉着同学到处送样品，饭店大排档塞了个遍。最后找我摊牌：“入股吧，五万启动资金。” 知识，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换算成了资本。这是它的堕落，还是它的新生？
我鬼使神差点了头。等她毕业时，我们已经注册了“胖大嫂”商标——logo是学校美术老师画的，一个系黄围裙的圆脸媳妇，笑得很憨，像对一切苦难的无知无觉。作坊设在赖碧莹老家两栋古厝里，消毒车间是我按实验室标准盯出来的。我用确保实验纯净的方法，来确保酱菜的卫生。这是一种错位，还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2017年春节，我塞给赖碧莹两瓶没开封的茅台：“这两瓶送给你，要毕业了，分配是关键，打点还是需要的。”
她像被火烫了似的缩手：“王老师！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别人送的，在我这占地方，我也喝不惯。”我硬塞给她，语气不由分说，“这世道，规矩就是这样。你不想毕业分配到山沟沟吧？清高，是需要底气的。你的家庭，有吗？”
她抱着那瓶酒，像抱着一颗炸弹，脸颊飞红，半晌，才低声说：“……谢谢王老师。” 那声谢谢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是我亲手打碎了她对这个世界残存的天真。我是在帮她，还是在把她更快地拉进这个泥潭？这又是谁的错？
2017年夏天，她毕业了。微信群里开“招商会”，同学们被她那张“国泰民安脸”哄得团团转，竟真谈下几个代理商。散装酸菜腌萝卜一车车往外送，虽然利润薄得像纸，但总算转起来了。资本的轮子，哪怕再小，一旦启动，就有它自己的逻辑。
她突然说：“我要当酱菜经理，我不想当老师。”
说这话时，我们正在清点库存，腌菜的酸气熏得人睁不开眼。我愣在原地。体制的安稳像件穿惯的旧衣，虽不光鲜，却踏实。而她眼睛里的火，烫得我心慌。她正在挣脱那条“正确”的路，而我，刚被那条路抛出来。
她察觉我的退缩，语气软下来：“我什么都不懂，在我熟悉所有的流程之前，你得带着我。”只是试探？好像是！比如她在纠正牙牙的叫法——“我跟你爸爸差八岁，牙牙，你该叫阿姨，不能叫我姐姐。”“可是我都是叫你姐姐的啊。”“现在要改改了，以前是我不知道。”
说完脸通红，耳根也红。
我不是木头，懂她的意思。可那场失败的婚姻像道旧伤，一动就疼。我更怕的是配不上。她是要往高处飞的人，而我扎根的是斯文的艺术和文学。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岁数，而是对生活截然不同的企图心。这企图心的差异，谁知道合不合适呢？
夜里点数酱缸时，她忽然问：“我毕业了，你就不怕我飞走吗？”
我没答，只把新调的辣酱递给她尝。辣气冲得她直咳嗽，眼泪都迸出来，却还咧嘴笑：“够劲！这味能卖。”
是啊，够劲。生活这坛腌菜，谁不是一边呛着眼泪，一边咬牙尝出滋味来。
没那个耐心修改，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没耐心，也知道瞎着急什么。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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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谁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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