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我想讲讲我与姜明，姜女士的故事。
在我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们分别的时光已是相处时光的两倍还多。所以，我想趁我尚未完全遗忘这些记忆时，把它们记录下来。
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天气正开始转冷。组织把我派到了遥远的亚洲北部，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才到时被那儿恶劣的气候与全然不同的饮食文化折磨得痛苦不堪。就在我因为肠胃问题而不得不屡次跑厕所时，我的上级给了我一包冲剂。
“用中文来说，你这叫‘水土不服’，小年轻。”她把药递给我时，不清不重地补充。那时我被腹痛折磨得快下不了床，为了工作，什么办法也试过了。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接过她递来的药，就着冰冷的自来水服了下去。
冷水泡不开药粉，咽下去后口腔里总充斥着奇异的磨砂感。但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确有奇效，没过多久腹痛便得到了缓解，直到最后竟消失了。
而我，也终于能适应亚洲北部高热高油的食物。
至于那递来药剂的人，便是姜明：这个故事的主角。
姜明是我们这群医生里经验最丰富，也是最年长的那个。她留着齐耳的黑短发，一双锐利的黑眸藏在厚厚的方框眼镜之后。她不苟言笑，对我们这群“没经验的年轻人”也没那么客气。除我之外，队伍里还有一部分当地人，剩下的则大多来自亚洲。
有个同样黑发黑眸的姑娘告诉过我，姜明让她想起她那位苛刻的研究生导师——不知是天生性格如此，还是只为了在学生心里树立威严。我好奇地追问：那么，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女孩却耸耸肩：鬼才知道。
事实证明，姜女士的性格同女孩描述的如出一辙：严肃，认真，责任感强烈。她几乎拥有一位优秀医者该拥有的所有品格。但刚开始，我并不喜欢她：工作的压力本身就大，而姜明对我们的要求又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她会劈头盖脸地痛骂每个没认真做好消毒的后辈，甚至会越职去指责那些没护理好病人的护士们。
现如今想起，姜女士那时做的一切都情有可原：我们是拯救生命的医者，用这些规矩约束自己，都是为了保障病人的健康安全。但在当时，每日都有伤者源源不断地被送入临时医院，我们的精力又是有限的。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有些时候，送来的伤患，伤口已被结冰的血堵住，成了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
我们从未经历过这些事情。但姜明还是一如既往贯彻着她的高标准。
很快就有人叫苦不迭，但随着战事愈发激烈，上级也不好把他们调走。他们只好调来另一位同样经验丰富，但性格更加温和的外科医生来协助我们的工作。姜明对此并未有多么激烈的反应，在听闻这个安排时，她先是一愣，而后点头：随他们的便吧——如果能救更多人的话。
我已快忘了那个冬天是如何度过的：所有记忆都被西伯利亚刺骨的严寒埋葬。只记得某日，我要找姜明确认一批病人的身份，推开办公室的门后却发现她人并不在里面。经过多方打探，最终在儿童病房里找到了她。
那时她摘了眼镜，齐耳的短发也被梳理至脑后，露出泛白的鬓角。有个斯拉夫血统的孩子正坐在她的膝头：那文静的小姑娘有着淡蓝色的双眸和浅金色的头发，她睁着闪闪发光的双目，认真地盯着放在膝头的书本：可怜的姑娘，她略显宽松的裤腿之下空空荡荡，没有双腿支撑的裤子耷拉在床沿，随着她的动作轻轻发颤。
而我要找的人正在床头，用俄语——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语言轻声为她读着故事。见我来了，姜明凑到姑娘耳边说了几句，然后温柔地将她抱起，放在床上。她同一位和蔼的祖母那样替孩子掖好被角，而后从大褂的口袋里取出眼镜戴上。
等她来到我身边时，她又成了那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找我什么事，年轻人？”她开口的那一瞬我还有些恍惚：这位干练的女医者和方才那慈祥无比的老妇人是同一个人吗？可工作毕竟是要进行的，只不过与她交谈时，我多了几分犹豫——她当然看得出来，便双手环胸，问我道：“维吉利奥，你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
“您方才对那女孩……”我试探着解释，“真是温柔。和平日里的您完全不同，姜女士。”
一抹微笑出现在她的嘴角。姜明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我在给她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她一直都想当个小公主：和爸爸妈妈一起住在大房子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蛋糕——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不再感受寒冷了。”
她说小姑娘的腿是由于严重的冻伤才被截肢：东亚联盟北部的供暖系统瘫痪了大半，因冻伤而截肢的人数不胜数。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因得不到救助而倒在半人深的雪中，在绝望中感受着意识被极寒吞没……实际上，我亲眼见过有同事走入风雪后，便再也没回来。
“死了太多的人，”她难得露出如此感性的一面，“尤其是孩子。”
“……姜女士。”
西伯利亚的冬是会吃人的。我本想这么回复，可她却先一步出言打断了我。
“柳德米拉——就是这个金色头发的小姑娘想要听别的童话故事，”她抚摸着女孩的金发，“维吉利奥，我听别人说你读了挺多的书。能推荐几个故事给我吗？或者直接给我个故事框架也行，我到时候给她编一些。”
她的神态里已没了悲伤，也没有战地医生独特的坚定。剩下的却是一种欣喜与慈爱。让我想起幼年时在曼托瓦别墅前张开怀抱，准备迎接我的老祖母。
她在战争开始前一年因肺炎去世，可我永远忘不掉她看见我与但丁朝她飞奔而去时，脸上露出的灿烂微笑。
来年春天，我们开始往中亚行进。
我们三年没再离开那里。
那段时间，我对姜女士有了新的看法。
在讲述我与姜的故事前，我不得不提到第三个人：玛丽娅.贝内瓦伦特。她是一位感情细腻的心理医生，同时也是我的弟媳——但当时只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志愿医生，我的下级。当我在吉尔吉斯坦初次遇见玛丽娅时，她正用医疗酒精给双手消毒。我耐心地等着她用酒精揉搓自己的手指，手腕，直到她做完这些后，我才向她伸出自己那代表友谊的手。
玛丽娅戴着医疗帽子与口罩，唯一裸露在外的只有那双美丽的绿色双眸。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又缓慢落至我伸出的手，最后又一个折返直视着我的脸。即使只有眼睛，我还是看清楚了她的疑惑。
“抱歉。”我将其收回，“我叫维吉利奥。维吉利奥.切罗。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Salve.”玛丽娅开口，用的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或者是吉尔吉斯坦语——我微微睁大双目。这点小小的惊讶肯定没逃过玛丽娅的双眼，她挑了挑眉：虽然我没有看到，不过我知道她肯定这么做了。
然后，玛丽娅用欢快的语调说：“Signor Cielo.”
没错，她不仅是我的后辈，还是我的同乡人：只不过我来自佛罗伦萨，她来自米兰。我们无数次谈论起过地中海七月的蓝天（玛丽娅常常抱怨天气是多么热），还有好吃的柑橘。我偶尔也会说起佛罗伦萨有许多招摇撞骗的混蛋，玛丽娅也迎合着说曾在米兰差点被抢劫。
“看样子我们的家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她笑了。那时玛丽娅没有戴帽子和口罩，一头栗色的短发在浸染了硝烟味的风中飞舞着。
“是没有那么好。”我叹了口气，“但那里是家。”
但那里是家。只有几个字，却如巨石那般沉重。
“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在结束了与玛丽娅的对话后不久，我无意间与姜明提起了这件事。她刚结束了一场截肢手术，正在取下手上沾满了血渍的医用手套。姜明停下动作，墨黑色的眼睛直视着我。我本以为她会如往常那样，以职责或使命等等类似的词汇来压抑我的情感。
而她并没有这么做。姜明继续脱起自己的手套：“我也很久没回家了——你还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吗？”
“和西伯利亚差不了多少，勉强能行。”
姜明侧头，望向窗外绵延的荒凉高原。我不知她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何处：是仅仅看着窗外的景色，还是越过中亚深褐色的荒芜高地，试图看向她的家乡？
“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两年了，”姜叹了口气，“我们已经两年没回过家了。维吉利奥，你和我谈起过你的家乡佛罗伦萨吧？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在历史书上看到过你家乡的教堂。”
她笑了：“美得像花一样。”
“是的，”我点头，泪水不知为何在眼眶中充盈，“佛罗伦萨被山峦包裹，这座城市就像是一朵花一样绽放在它们中间。”
“我的家乡也是，她在一个盆地中间，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狭窄的河道通往外面的平原，我从小就与父母一起在那儿长大……谈起我的父母——他们生活的年代，物资不算富裕，甚至有几次严重的饥荒。他们不得不啃食野草以活命……
在我还小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同我谈起这些。父母甚至逼着我吃过一种杂草，一种味道酸涩的杂草。他们想以此具象化过去的苦痛，好让我体会生活的圆满是多么来之不易。”
姜明的微笑变成了苦笑。我本以为她会借此抒发几句，或者宣泄感情。可姜明没有，她就同过去无数次那样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又恢复了原来那副果敢、坚强的模样。
“我还记得那小草的名字。”
可还有个感性的姜明偷偷溜了出来，在她那双黑眸里冲我招手：一个瘦小的，剪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孩，手里抓着一把绿色的小草。但那仅仅是短暂的一瞬，在我想多看看她之前，她便已先行离去。
现在这个医者姜明在短暂停顿后开口：
“它的名字是醡浆草。”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性别、肤色、信仰……我们的差距大如鸿沟，相处时发生矛盾与冲突似乎也在所难免。
但一个共同的身份与共同的理念让我们团结在了一起。
我们是无国界医生。我们是为救死扶伤，为维护人性的底线而来。
可光有理念远远不够。你不能只说着“救人”就能凭空变没伤者身体里的子弹，也不能只靠跪下来祈祷就可以从死神手里拉回一条活生生的命。所以我用镊子夹出射进伤者创口里的异物，用止血钳保存他们血管里流动的性命，又用针线缝好伤口，给予他们鼓励与希望。
可这还是不够。
那几年里，在我面前死去的人比我救活的多了太多。每个没有轮班的，落寞的深夜，我总是难以入眠：我想到自己的病人，那些我救不活的病人。数不清多少次了，我握紧他们的手，试图传递自己的体温过去。可病人们的体温还是无情地从他们的身体里流逝：一如生命本身。
那本该温热的手失了力气，从我的指尖滑落，逐渐变得冰冷。
冷得就像中亚的长夜。
某天夜晚，我和姜明在走廊上碰了面。医院夜里要求熄灯：虽然在现代化武器的扫描下，全面熄灯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至少能节省些电费，供给临时医院周围的难民区。
我靠着窗台，凝望远方无垠的大漠。医院远离战火的中心，可偶尔也能看见赤色或橙色的光点在远处亮起，寂静的难民区里有时也会传来几声尖锐的，划破寂静的枪响。这些不和谐的音调，不安静的颜色都在时刻提醒着我：危险潜藏在暗处，它们无处不在。它们像野兽那样折服着，伺机攻破我们的防线，啃食我们的病人。
我听见脚步声渐进。那是姜明：此刻她应该正站在我身边，不知是看着我，还是与我一样望着窗外化不开的夜色。
“据说他们在计划对东亚联盟中部的空袭，以牵制西伯利亚战场，”我开口，“……欧亚联盟的军队。我真不愿提起这个名字。”
姜明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别想那么遥远的事情。利奥，还有人等着我们去救。”
“我不得不提——姜，我想阻止这一切。有太多人……太多人死了，”我低下头，“我根本救不活他们。”
几天前，有个腹部中弹的孕妇被送了过来：她才怀孕五个月，胎儿远没发育到能正常接生的程度——母亲的生命和孩子的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手术难度巨大：稍有不慎，他们二人都会死去。
我大口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同火焰那样灼烧着我的肺部。思绪又回到了当时。我站在简陋的手术台边，手里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止血钳……血。血。我从没想过一个人的身体里能有那么多的血。鲜红色的液体流满了整张手术台，滴答一声，落在地板上。
心电图微弱地起伏。起伏。直到最后彻底变成了一条直线。仪器发出刺耳却熟悉的嘟音，无情地提醒我们：又是一条生命逝去。
不，是两条。
我意识到我正在抽噎。姜明轻拍着我的肩膀：她当然知道我为什么哭泣，因为她也目睹了那场失败的手术：由我操刀的手术。
“那不是你的错，利奥。那个女人怀着身孕，中弹部位又在子宫附近。别说是你，哪怕是使用最精密设备的，最专业的外科医生，也很难把她救回来——”
“可是，姜，你有想过吗——这一切本不会发生！那名母亲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可以和自己的丈夫一起看着孩子健康地长大，成人……我们的医院里还有数不清的，像这样的人：他们原本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可以在草地上与羊群一起奔跑……”
我捏紧拳头：“姜，你有想过吗。我们本不用满世界地拯救平民。”
伏在肩头的那只手微微用力：可我却感觉不到疼痛。须臾，我听见姜明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对啊……维吉利奥，我们不该在这儿。”
我们二人齐齐望向窗外的天穹。今夜是个冷晴夜，夜空中挂着几朵深色的云。但却没有一颗星星：是被云层遮住了？还是被硝烟淹没了？
“我想改变这一切，”我开口，“欧亚联盟，东亚联盟，大洋联盟……仅仅是为了利益而大打出手：这太荒唐了。”
“别和我谈论政治，切罗：你我是医者，不是政治家。不过我认可你的观点。”姜明无奈地笑了，“但我还是得说，年轻人：你看得太远。我和你说过无数次——人是活在当下的。”
“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一切，我也想用……某些方式记住这些人。就比如那个孕妇……我或许可以找到她的丈夫，询问有关她的一生并记录下来，”我的音调提高了些许，“没错……就是这样！每个死去的人，我都要记下他们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能在我的故事里活着。”
“那么，年轻人——你打算何时这么做？”
“那必然是……现在！”
话说出口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方才说的一切，也不过是场大话。我叹气：“抱歉，姜。我又开始说这些事儿了。”
隔着夜色，我发现她正注视着我。姜明没有皱眉，也没有微笑：她未曾对我的话语表达任何态度。只是静默着，用那双黑夜一样深邃的眼眸注视着我。
“在战争中，总会有人站出来，告诉全世界有多少无辜的人因战乱而死，”她开口道，“这很正常，甚至是正义的。换做我，我也会大声地告诉全世界。
“因为我们的手浸润过温热的人血，所以我要告诉世界战争的残忍，告诉所有人为何我们需要和平，为何永远不要同情那些发动战争的人。
“可总有另外的声音反驳：你们的敌人只杀了两千万你们的同胞，可我们的敌人杀了我们整整三千万——你有什么资格在那里哭诉？如果要哭诉，我们比你们更有资格。他们不去探究到底是谁杀死了这五千万人，反而在比较彼此谁受的伤更严重……这有什么意义？”
她笑了：不知是哀叹还是嗤笑。然后，姜明叹了口气：她又显得苍老了几分。
“说这些话的都是从没经历过战争的傻子啊，”她抬头望天，眼底闪烁着晶莹的泪水，“两千万，三千万……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冷冰冰的数字。可在我们眼里，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是才出生的孩子，甚至是那些冲锋陷阵的军人……”
“生命不能被拿来比较。”我打断了她。
她点头，思索之后补充：“痛苦也不能。”
姜明握住了我的手：“那你就去写吧，维吉利奥。按照你的设想，去记录那些受伤的人，死去的人。他们不应该不明不白地死在某个角落……哪怕这些事情依旧不能触动那些冷眼旁观的政客，甚至无法唤起哪怕一个人的良知——你也要把我们的故事告诉所有人。”
从那以后，我便逼迫着自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再繁忙，我也会空出至少二十分钟，留作给自己记录的时间。写下的话无非是再直白不过的流水账：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了某事。在病人们谈起自己的过往时，内容才会丰富一些。
除去病人，我也开始记录医生们的事情。姜明在得知了我的想法后，在闲聊时间谈起她的过去：大学时她就读于一所综合性大学里的医科专业，毕业后得到了海外学校的保研资格。在战争尚未开始前，她便参加过几次无国界医生的志愿活动。
“我会选择这条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谈起这个话题时，姜明笑了，“我收到过一个孩子的谢礼：因为我救了她的妹妹。她的礼物不过是一颗放得过了期的水果糖……”
“你是希望得到更多这样的水果糖，才选择继续在这条路上往下走的吗？”
“——不。我是希望——几乎是期盼着：有朝一日，那可怜的孩子能在学校里安安心心地吃上一颗真正的水果糖。她还能打开糖罐，和同学朋友们分享花花绿绿的糖果……”
姜明顿了顿。
“正是为了这个理想，我才选择投身于这崇高的事业。”
有了念想后，时间便过得飞快。以后的四年，我们又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波折。我们失去了战友，亲朋，与爱人，但也收获了与这份悲伤对等的、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时至今日我再次回望过往这段经历，隐约意识到那或许是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也不尽然。回忆那段日子时，痛苦已经模糊不清，剩下的也只有美好的记忆。这居然还显得这七年战争的历史，比我想象中得要光明些。
那我也就只写和姜女士的美好回忆吧。
战争结束后，我们多年没再见面。
我知道姜女士回了东亚国：她作为无国界医生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可作为一位普通医生，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她的家人们还在东亚国等待她回去。
刚开始，我们还保持着短暂的联系。可有段时间，我陷入了情绪的低谷：除去阿莲娜，我不想与任何人进行交流。但我一直没遗忘那位坚强的女性，等到一切走上正轨后，在我和阿莲娜婚礼的前夕，我试探着拨通了姜明的电话。
“nihao？”
我听出对方是个年轻少年。放下手机，再三确认电话号码正确。然后我重新将听筒贴近耳边。
“你好，”我试探着用中文询问，“孩子，你会说英文……或者意大利语吗？我的中文不大好。”
对方沉默了几秒，接着那少年用略带惊喜的音调说道（他用的不算通顺的意大利语）：“哦，是切罗先生。奶奶经常提起你。”
“孩子……我们还是用中文对话吧。你认识我？”
少年干笑两声，他似乎非常尴尬。
“好吧……”他换回了中文，“奶奶让我看了你写的书，她还经常和我念叨起你们以前在西伯利亚，东亚和南亚的事。你们都是英雄。”
“孩子，你过奖了……”我被夸得有些尴尬，“你的祖母她……身体怎么样？”
“奶奶的身体还算硬朗——她今天在外面跳广场舞，等她回来之后，我让她给你回电。”我还想多说几句，对面的男孩却匆忙挂断了来电。其实在方才的对话中，我能隐约听到背景音里有类似游戏音效的杂音：看样子这个少年也在忙着自己的事。
四十分钟后姜明回了电。她开口第一句就是为孙子的失礼而道歉：“我一回家就见那野小子在偷偷打游戏：和他说过多少遍了，那玩意又伤视力还容易上瘾，能不碰就尽量别碰！那臭小子就是不听我劝……”
“没关系。孩子嘛，总是喜欢玩乐的。”
我们又聊了些别的话题，无外乎关于这几年的生活。我高兴地发现：我们的生活都在缓慢走上正轨。通话的最后，我提出自己将要结婚，并热忱地邀请姜明和她的家人们能来这里参加。
“利奥，我也想来，”回复时，她的语气却充斥着遗憾，“可我坐不了那么久的交通工具。等你和阿莲娜度蜜月时，就来我家吧——我们一定会热情地接待你们。”
后来我们去了东亚国，入住在姜明一家位于一座高山山脚的双层别墅里。到访的第一天，她和我讲起这座山的历史：它的名字是青城。山上曾经住着一位道士，并为这座山赢得了美名。它在此屹立几千万年。人世变革未伤及它分毫，它仍旧矗立着，且将永远如巨人那般矗立着。
第二日清晨，姜明把我叫醒。她轻声告诉我这时是去山顶看日出的好时候，我本想叫醒阿莲娜，可无论怎么摇晃她，她还是沉沉地睡着。无奈之下，我拿起一瓶矿泉水，跟着我曾经的前辈出了门。
我们在景区门口乘上了摆渡车。青城山平日里并没有多少游客，加上此时时候尚早，二十人座的客车里仅有我与姜明二人。开客车的司机见了我们：一个外国来的中年人，和一个皱纹早已爬满了脸颊的老年妇女，打趣地用方言和姜明开了几句玩笑。他们开朗的笑声打破了沉寂，给这在朦胧天色中进行的旅途染上了一抹亮色。
车到了山脚，我搀扶着姜明站稳，她却推开我伸出去的手：“我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健壮，年轻人——”
我笑着回复她：“但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山峰爬起来并不算轻松，加之姜年事已高，我们走不了多久就需要停下休息。保温壶里的水很快就见了底，还好在半山腰有歇脚的去处。我整理着行囊，姜明则是去店里买了两串涂满了辣椒的火腿肠。
“孩子们都喜欢吃。”她把其中的一根递给我，“我们也试试。”
当我被辣得疯狂喝水时，她的脸上露出了孩童恶作剧得逞似的可爱微笑。
我们最终在太阳完全升起前登了顶。
当我们站在山顶时，远处太阳正从山峦间徐徐升起，把阳光洒向方才苏醒的世界。脚下的城市浑然看不出被战火摧残过的痕迹。一个怪异的想法忽然涌现在我心头：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快十年。它留下的痕迹，也快被坚强的人们抚平了。
姜明伸手，递过来一丛还沾着露水的野草。在她第一次与我提起这种野草的名字后，它便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醡浆草。
我喃喃自语，拿过一片放入嘴里。牙齿碾碎草叶，榨出酸涩的汁水。我闭了闭眼，以这个动作表示自己并不喜爱这奇特味道。
但几秒后，酸涩被唾液冲淡，剩下的还有一丝野草特有的清香。我深吸一口山顶冰凉但洁净的空气：没有硝烟的味道，涌入鼻腔里的只有花草的清香。
身侧，姜明正轻轻抚摸着长在土地里的醡浆草，慈爱地如同一位母亲：“果然还是长在地里的醡浆草最美。”
把它摘下来是苦涩的食物。可它长在土地里时，就是美好的生命。
远处太阳挣脱山峦了的禁锢，完全露出它的身躯。它努力地向上爬升，把温热的光线洒向大地，驱散漫漫长夜带来的寒冷。
我明白，新的一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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