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给那盆红土浇水。李老师举着手机冲进画室，屏幕上是展览官网的公告——我的《根》系列得了新人奖。
画室里响起零星的掌声，很快又沉寂下去。林楠过来拍拍我的肩，说了句“恭喜”，但眼神复杂。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那个画安洁拉的莉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画灰暗墙壁和枯萎根系的陌生人。
奖金不算多，刚好够买一张去北方的机票。我把汇款单塞进素描本里，继续调色。新画的是一扇窗，窗外没有风景，只有密不透光的夜。
卡萝的消息是深夜发来的。一张照片：她站在获奖名单的打印件前，手指点在我的名字上。照片很模糊，像是匆忙拍下的。
「看到了」
就三个字。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自动锁屏。
第二天，记者来了。是个刚毕业的年轻女孩，拿着录音笔，问些程式化的问题：“创作灵感是什么？”“获奖感受如何？”“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指着画室墙上那些新闻纸习作：“灵感在这些里面。”
她困惑地记录着。当她问及《根》系列中反复出现的“C”字母符号时，我沉默了。
采访稿登出来时，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他们说我的画“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迷茫”，说我“用粗粝的笔触解构传统美学”。全是空话。
我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窗外，那盆红土里竟然冒出了一点绿芽——不知是哪颗随风飘来的种子，在这异乡的土壤里扎根了。
当天下午，我开始画一幅新画。画布上只有两种颜色：北方的红土，南方的雨水。我用画刀把两种颜料并置，不让它们混合。红与灰的界限分明，像两个固执的灵魂。
画到一半时，手机震动。卡萝发来一段视频：北方的初雪。雪花细碎，落在她深蓝色的外套肩头。视频只有十秒，没有声音。
我回复了一段南方雨声的录音。雨点打在画室窗玻璃上，噼啪作响。
这种无声的对话持续了一周。她拍北方的枯树枝，我拍南方的青苔；她拍结冰的窗棂，我拍湿润的墙根。我们不再用文字交流，只是用图像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看着，我记得。
周五晚上，我终于订了去北方的机票。不是现在，是两个月后，等这个学期结束。
我把机票订单打印出来，放在画架上。然后继续画那幅红与灰的画。这次，我允许两种颜色在边界处轻微地交融，形成一条模糊的过渡带。
深夜，卡萝发来一张素描：一只手握着一支炭笔，在纸上画着另一只手。无限循环的画面。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们都在画对方，也都在被对方画着。这种相互的凝视，已经成了我们存在的方式。
获奖后的第二周，热度渐渐消退。画室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偶尔会有外系的学生在门口张望，想看看“那个获奖的怪人”。
我不再解释我的画。有人问起，就指指墙上的新闻纸习作。那些受潮炭笔画下的线条，那些混合污浊的色块，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一切。
雨季即将结束。某天清晨，我发现那盆红土里的绿芽长出了两片叶子。嫩绿的，带着异乡的生机。
我画下这株不知名的植物。用最细腻的笔触，画叶片上细微的脉络，画茎秆上细小的绒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耐心地描绘一个生命。
画完成时，我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所有的根，最终都会相遇」
没有寄出。只是把画靠在窗边，让南方的阳光照着它。等着两个月后，亲自带它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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