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年，我十二岁。
台北又迎来一个夏天，妈妈的厚毛巾拧出冷冷的、黏腻的水，搭满屋里的杆子。
我家墙壁上越来越破旧，像某种动物会蜕皮一样，但是动物会新生，房屋只有老去、死气沉沉。磨石子的地板渗出阴冷的汗，一切都是雨季留下的、无法褪去的。
生日前夕，是我最期待的一次。
小哥打电话过来，说周末要回来，还会带上小嫂。妈妈在电话这头“嗯”了一声，尾音托得有些长，像迟疑的逗号，飘在空气中，最终没有落成。她挂上电话，转身走进厨房，开始用力刷洗一个本来就很干将的锅子，不锈钢摩擦的尖锐声，盖过了窗外嘶哑的蝉鸣。
小小的我是雀跃的、欢呼的。
小嫂的形象，在这两年的时光浸染里，非但没有淡去，反而愈发鲜明。
他不再是“小哥的特别朋友”那样一个抽象的标签，而是具体的在我脑海出现许多形容词——。
很快，他们到来了，阳光白得晃眼。
小哥进门揉了揉我的头发，递给我一个系着缎带的纸盒，里面是一条鹅黄色的连衣裙。小嫂与他并排，手里捧着一个方形的纸袋，笑容满面，像是雨后新笋，舒展而青涩。
“我们阿妹又长了两岁哦。”
他说，声音还是那样，轻轻的，像怕惊扰了空气里的尘埃。他把纸袋递给我，里面是一盒三十六色的彩铅，和一叠厚厚的素描。
“可以画更多彩虹了”他补充道，眼睛弯成好看的弧度。
妈妈从厨房端出切好的冰镇西瓜，招呼大家吃。客厅里的电风扇摇着头，西瓜的清香和一丝若有似无的尴尬搅拌在一起。对话是片段的，像溪流中突起的石头，小心翼翼地绕过某些“深水区”。小哥问我的功课，小嫂称赞妈妈的九层阁长得好，妈妈则问小哥工作忙不忙。
然后，小嫂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提议说:“下午带阿妹去吃肯德基吧？就当是生日大餐。”
我的心立刻像被点着的窜天猴，“咻”地一下飞上了天。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肯德基的诱惑堪比“某些人”过美签定居国外。我眼巴巴地望着妈妈，她正用小叉子戳着一块瓜肉，沉默了几秒，才说:“不要回太晚。”
那家肯德基在热闹的东区，明亮的玻璃窗隔绝了街上的车水马龙。冷气开的很足，我一进去就直打哆嗦，却觉浑身都是躁动的，空气飘的是幸福的油酥香。小哥让我和小嫂去找位置，他先去点餐。
小哥站在餐台前，微微仰头看着灯箱菜单，侧脸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明白。我注意到今天小哥和小嫂都穿的是白色棉T恤，而小嫂身上洗得有些软了，却异常干净。
小哥端着一个堆的满满的托盘回来，有金黄脆挺的炸鸡，拢起小山的薯条。
还有三支冰淇淋圣代——一支巧克力、一支草莓、一支原味。
“三种都好吃的不得了哦，阿妹。”小哥说完，小嫂把那支点缀着鲜红草莓果酱和完整草莓的圣代，推到我面前。粉白色奶油和红色交织，像一场甜蜜的小型“血崩”。
我舀了一大勺送进嘴里，冰凉的甜和微酸果香瞬间占据了所有味蕾。小哥拿起原味的，把小勺递给小嫂。小嫂却笑着摇摇头，示意小哥先吃，然后他很自然地拿过那支巧克力的，低头尝了一口，嘴角上沾到一点褐色。小哥看着他，眼神里有种那时我无法命名、如今指代词叫做“宠溺”。
他伸出手，用拇指指腹极其自然地替小嫂擦去了那点痕迹。
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秒，周围嘈杂的人声、餐具碰撞声、街上模糊的喇叭声，都变得很遥远。只有彼此之间，那个短暂的、细微的、却无比亲昵的动作在蔓延。画面在我现在看来有点俗套，像上演《海豚湾恋人》。
小嫂的指尖有嵌入的颜料，这气味混合在炸鸡的油腻和冰淇淋的甜香里，成为一种独特的、属于他的印记。他问我新裙子喜欢吗，学校有没有好玩的事，画画有没有进步。他的问题具体而真诚，让我觉得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值得尊重的人在交谈。而不像有些大人，只是敷衍地问问“考试考第几名”。
吃完肯德基，时间还早，我们便在附近街道闲逛。夏日黄昏，暑热稍稍退散，风里带着一点点凉意。走过一条种满木棉树的街道，虽然花期已过，但枝桠间似乎还残留着春日那种决绝的、英雄式的气氛。
偶尔有绒毛般的细屑从空中飘落。
在一处等红绿灯的捷运站出口，人潮突然拥挤。小嫂侧身让过一个急匆匆的行人,小哥手便很自然地搭上他后背，轻轻将他往自己身边带了带。
就在那一瞬间,一阵微风吹过，从高大的树梢上，摇落几缕残存的、棉絮般的木棉，正好落在小嫂的肩头。小哥看见了，没有说话，只是极其顺手地、用一种近乎仪式的轻柔动作，伸出手，为他拂去了肩上的那几点白絮。
手指轻掠过小嫂肩头棉质T恤的纹理，动作轻得像蝶翼拂过花瓣。小嫂没有回头,仿佛早已习惯这样的照拂，微微侧头，对小哥极轻地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投入深潭的一粒小石子，瞬间就被日常的表情吞没，但我看见了，那里面包含一种全然的、无需言说的信赖与安稳。
夕阳的金辉穿过高楼缝隙，把他们相偎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一刻，世界只剩他们，和那阵恰好吹落棉絮的风。我走在他们身后半步，心里被一种饱满而陌生的情绪充盈着。
它不同于收到礼物的狂喜,也不同于考到好成绩的得意，它是一种更沉静、更温润的暖流，流淌在一个十二岁少女初次窥见“爱情”模样的心田。
当时的我觉得小哥和小嫂站在一起的画面，比任何小说里的爱情都要好看,都要真实。
然而，这美好的泡沫，在我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就被现实无声地戳破了。家里的气氛比我们出门前要沉滞许多。
妈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客厅看电视,厨房也黑着灯。她坐在餐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冷掉的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整个身体的线条都是紧绷的。
我们进屋的响动惊动了她。她抬起头，目光先是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看到我手里还攥着肯德基的儿童玩具和没吃完的薯条,随即移开，落在我身后的小哥和小嫂身上。
那目光很短，像被烫到一样，又迅速收了回去。
“回来了?”她的声音平平的，听不出喜怒。“妈，我们回来了。给您带了点蛋挞。”小哥试图让气氛轻松些，把肯德基的纸袋放在桌上。
“嗯，放那儿吧。”妈妈说，视线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没有去看那个纸袋。“阿妹，去洗澡，一身汗味。”
我依言往浴室走,忍不住回头看。
小哥和小嫂还站在玄关那儿，灯光从头顶打下来，在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小嫂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几乎是逆来顺受的沉默。小哥则微微蹙着眉，看着妈妈的方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浴室的门关上了，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窗外，台北的夜晚正喧嚣着登场，霓虹灯的光影透过磨砂玻璃，在潮湿的瓷砖地上投下模糊而斑斓的色彩，像一幅被打湿了的、无法看清全貌的画。
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就在那个夏天，在我十二岁生日的这一天。我尝到了世界上最甜美的草莓圣代，也第一次隐约触碰到了，包裹在那甜美之外，一层坚硬而冰凉的、名为“现实”的外壳。
像那支多出来的、无人认领第四支甜筒，最后好像融化在托盘上，黏糊糊，成了一句无法被安放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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