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的台北被浸泡在绵密的雨雾里，像是整个城市都在渗出细密的水珠。我们一行五人撑着黑伞，站在辛亥隧道旁的殡仪馆前，等待着领取小嫂最后的形体。
我似乎已经能够读懂这城市与死亡之间的隐喻——隧道那头是喧嚣的活人城，隧道这头是沉默的亡者谷。小嫂最终停留在这暧昧的交界，一如他生前的处境。
“等一下见到，不要害怕。”小哥轻声说，他的西装领口别着一小朵黄槐，那是小嫂最爱的花。我注意到他用了“见到”而不是“看到”，仿佛我们只是去赴一场寻常的约。
殡仪馆的走廊长得望不见尽头，磨石子地板被无数足迹磨出了光泽，像一条凝固的河。空气里漂浮着香烛与消毒水混杂的气味，远处隐约传来诵经声，某个告别式正在举行，热闹是属于别人的。
我们的队伍静默地前行，妈妈穿着素色洋装，手里紧握着一大束黄槐；小哥捧着叠好的寿衣，那上面有小嫂画的海浪图案；我跟在后面，抱着他留给我的绘本。还有两位，是小哥大学时代就知道他们关系的朋友，这些年见证了他们所有欢欣与挣扎。
五个人的送行队伍，在空旷的走廊上显得格外瘦小。
工作人员推开沉重的铁门，冰柜像巨大的金属蜂巢，一格一格储存着不再飞舞的生命。小嫂被安置在角落，如同他生前总选择靠窗的位置。
当他们拉出那个金属抽屉时，我先看见一层白色裹尸布，勾勒出人体的轮廓，却比想象中瘦小许多。原来死亡会让人缩水，我想起他教我画画时修长的手指，如今它们应该再握不住画笔了。
小哥上前一步，轻轻掀开白布一角。
我屏住呼吸。
小嫂的脸上覆着薄冰，像罩了一层玻璃纱。
他的五官比我记忆中更加清晰，仿佛有人用刀仔细雕刻过每一道线条。化妆师为他上了淡妆，眉毛被细心描画过，嘴唇涂着近乎自然的粉色，却依然掩不住皮下透出的青白。
“他看起来像在睡觉。”小哥说，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柔软。
妈妈走上前，将黄槐花轻轻放在小嫂胸前。黄色的花瓣在灰白的世界里格外刺眼，像是谁不小心在这幅水墨画上滴了一滴艳彩。
“孩子，安心去吧。”妈妈说，她的手在颤抖。
我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医院，小嫂为妈妈守夜的样子。那时他眼下有淡淡的黑影，却依然对我们微笑。如今他躺在冰柜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工作人员催促我们进行后续仪式。
他们将小嫂转移到推车上，盖好白布，推向火化场。轮子在地面滑行的声音，像某种节拍器，计算着最后的时光。
火化场前有一个小小的告别厅，我们等在那里，准备见最后一面。
一只橘色的流浪猫不知从何处溜进来，悄无声息地蹭着冰柜的轮子。它抬头望着我们，叫了一声，似乎在问那个该来的人为何还不出现。
小哥蹲下身，轻轻抚摸猫咪的后背。“他也喜欢猫。”他说，“我们曾经商量过，等生活稳定了，要在阳台上养一只。”
猫咪舒服地眯起眼，在小哥脚边转了一圈，然后轻盈地跳上推车，在那覆盖着白布的躯体旁趴下，发出满足的呼噜声。
工作人员想赶它走，小哥抬手制止：“让它待着吧。”
“它会等谁抚摸吗？”我轻声问。
“也许它闻到了善良的气味。”小哥说，“动物总是知道谁心肠软。”
我想起小嫂留下的绘本，扉页上他写着“谢谢阿妹让我相信天使”。现在我才明白，他才是那个坠落人间的天使，连流浪的猫都能认出他灵魂的质地。
告别仪式简单到近乎仓促——
没有牧师，没有诵经，只有我们五人站在透明的观礼窗前，看着那具承载小嫂的棺木缓缓滑向帘幕后方。
小哥突然上前一步，手掌贴在玻璃上，像是要透过这层阻碍，最后一次触摸爱人。
“记得吃早餐。”他轻声说，像平常早晨送小嫂出门上班时的叮咛。
帘幕拉上，吞噬了最后的身影。
妈妈终于崩溃痛哭，那哭声像是从身体最深处撕裂而出。她抓住我的手臂，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
“我应该...我应该早点...”她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们应该早点发现他的痛苦，应该更用力地拥抱他，应该告诉他这个家已经全然接纳他。可“应该”是世界上最无力的词语，它只存在于错位的时空里。
小哥的朋友轻轻拍着妈妈的背，递上手帕。这位朋友我见过几次，总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安静地提供支持，如同台北街头那些不起眼却始终亮着的路灯。
火化需要时间，我们被引领到等候室。房间里只有几张塑料椅和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包卫生纸，像是专门为哭泣的人准备。
小哥望着窗外说：“他最喜欢这样的雨天。说雨声让世界变得安静，像是所有的噪音都被洗掉了。”
“他画过很多雨景。”我想起小嫂画册里那些湿漉漉的街景，行人撑着伞，面孔模糊，唯有雨丝清晰如银线。
“是啊，他说台北的雨有种温柔的力量，不像阳光那么咄咄逼人。”
我们沉默下来，听着真实的雨声敲打窗棂。
我想起小嫂教我画荷花时说的话：“有些淤泥永远洗不干净。”现在我才懂，他不是在说画技，而是在说生命。那些童年被侵犯的阴影，如同渗入宣纸的墨，无论如何覆盖，都会在底色中隐隐透出。
一小时后，工作人员端来骨灰坛。
我原以为会是冰冷的灰烬，却看见完整的骨块，像被碾碎的白珊瑚。工作人员用夹子仔细地将它们安置在坛中，最后头盖骨被放在最上方，完成一个人形的拼图。
“要留一些随身携带吗？”工作人员问，递来几个小锦囊。
小哥点点头，小心地拣了几块碎片装入锦囊，系好绳子，放进西装内侧口袋。“这样他就还在我心跳旁边。”他说。
我看着他动作，忽然明白这就是爱情——不是婚礼上的誓言，不是鲜花与戒指，而是在火化场里为爱人拾骨，将他的碎片贴在胸前，带着他继续走完自己的余生。
我们走出殡仪馆时，雨已经停了。台北被洗刷一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植物的清新气息。辛亥隧道口车辆穿梭不息，没有人注意到这场只有五个人的告别式。
小哥捧着骨灰坛，步伐沉稳。妈妈走在他身边，不时伸手轻抚坛身。我跟在后面，抱着那本绘本，感觉它比来时沉重许多。
那只橘猫又出现了，它蹲在殡仪馆门口的摩托车上，目送我们离去。眼神平静，像是早已看惯生死。
“接下来要去哪里？”我问。
“先回家。”小哥说，“让他再看看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我回头望了一眼殡仪馆，忽然觉得小嫂并没有留在那里。他已经在每一个他触摸过的生命中新生——在我的画里，在小哥的心跳旁，在妈妈改变的观念里，在那只流浪猫的记忆中。
老师说逝去是另一种新生，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天空的乌云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如金线般洒落，照亮前方蜿蜒的路。我们五人，不，是六人，缓缓走向没有他的未来，而他的存在，以另一种方式填补了每一个空缺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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