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一种焦灼的等待中缓慢爬行。
每一次走廊传来脚步声，每一次病房门被推开，我的心都会猛地揪紧，又在那不是找我的时刻沉沉落下。同病房的大叔出院了，家人欢天喜地地接他离开，临走前还热情地塞给我一个苹果。
“小伙子，放宽心，都会好起来的！”他乐观地拍拍我的肩。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目送他们离开。病房里彻底只剩下我一个人，安静得能听见点滴液滴落的声音，嗒，嗒，像倒计时的秒针。
下午两点刚过，主治医生带着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
那一刻，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声音，咚咚，咚咚，剧烈得像是要撞破胸腔。
医生走到床边，表情依旧是那种职业性的平和，但镜片后的眼神比往常更加专注。他没有寒暄，直接抽出了文件袋里的几张报告单。
“顾言，”他开口，声音平稳，却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下，“骨髓穿刺和后续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
我僵硬地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被单，指节泛白。
“确诊是多发性骨髓瘤，IgG-λ型。”他顿了顿，似乎在给我消化这个词的时间。恶性肿瘤的名称，像一颗冰冷的子弹，精准地射穿了我最后一丝侥幸。
“目前分期是DS III期 B组，属于晚期。癌细胞已经广泛浸润骨髓，造成了多处的溶骨性损害，这也是你骨痛和贫血乏力的主要原因。”他的笔尖在报告单的影像图和数据上划过，那些起伏的曲线和模糊的阴影，此刻都成了我身体内部崩塌的确凿证据。
晚期。
广泛浸润。
溶骨性损害。
每一个词都带着血腥和冰冷的意味。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发不出任何声音。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医生话锋一转，语气里注入一丝极其谨慎的、公式化的鼓励，“目前针对骨髓瘤的治疗方案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建议立即开始诱导化疗，方案是VRd——硼替佐米、来那度胺配合地塞米松。如果反应良好，后续会考虑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这是目前可能达到长期缓解甚至治愈的标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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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移植。
这些曾经只在电视剧里听过的词汇，此刻无比真实地砸向我。
“治愈…几率有多大？”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嘶哑得像破旧风箱。
医生推了推眼镜：“这个因人而异。取决于对化疗的敏感性，以及后续移植的效果和并发症的控制。年轻、身体状况基础好的患者，预后相对会乐观一些。五年生存率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百分之五十。
生或死。像一场掷硬币的赌博。
冰冷的绝望感再次从脚底蔓延上来，几乎将我冻僵。
“治疗过程会比较辛苦。化疗会有副作用，比如恶心、呕吐、脱发、免疫力极度低下容易感染…移植的风险更大，需要进层流仓隔离…”医生继续冷静地阐述着后续可能面临的一切，像在宣读一份与我无关的操作手册。
我听着，那些可怕的词汇一个个钻进耳朵，却很难真正进入大脑。思绪是飘忽的，像是悬浮在病房上空，冷漠地看着下面那个面色惨白、听着自己死亡预告的年轻人。
“费用方面，也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靶向药和移植的费用都比较高，医保能覆盖一部分，但自费比例也不小…”
钱。江屿现在不缺钱。可是…
“家属呢？需要和你的家属详细谈一下后续的治疗安排和注意事项。”医生终于说完了，看向我。
家属。
江屿的名字像一根尖刺，猛地扎进心脏最柔软的地方。
我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布满血丝，一种近乎恐慌的情绪攫住了我。
“不…先不要…”我的声音急促而颤抖，“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医生和实习医生都愣了一下，疑惑地看着我。
“我…我自己需要先消化一下。”我避开他们的目光，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等我…等我准备好了，我自己会跟他们说。”
我不能想象江屿知道这个消息时的表情。是震惊？是同情？还是…那微不可查的、被我察觉到的负担感？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成了那个最大的、最不堪的拖累。
我害怕看到他眼里的任何一丝犹豫和为难。
那比癌症本身，更让我绝望。
医生沉默地看了我几秒，最终点了点头，尊重了我的选择：“好吧。这是你的权利。但治疗需要尽快开始，希望你尽快调整好心态，和家人沟通好。”
他们在病历上记录了些什么，又交代了一些入院初期的注意事项，然后离开了。
病房门轻轻合上。
世界再次剩下我一个人。
还有那一纸冰冷的、墨迹未干的宣判书。
我缓缓地拿起那几张报告单。黑白影像上那些模糊的阴影，血液化验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箭头符号，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结局。
死亡像一个沉默的访客，已经悄无声息地坐在了我的床边。
我低下头，额头抵在冰冷的报告纸上，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没有哭声。
只有压抑到极致的、破碎的喘息。
窗外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惨白的阳光透过云层缝隙照射下来，落在积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世界一片冰冷的明亮。
而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正式进入了永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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