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许暮晨，是在一个多月后开学的那天。
春寒尚未褪尽，晨光稀薄地漫过校园。他站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身量似乎比年前又拔高了些许。最显眼的是那头黑发，显然一个假期未曾修剪，额前的碎发已然覆过眉峰。
我看着他略显疏朗的侧影，想起他上学期末时那股啃书本的狠劲，唇角不由弯了弯，正想上前拍拍他的肩，问他这个寒假是不是光顾着长个子没顾上做题。
却不想，他还未等我走近，便倏地转过身，仿佛压根没有看见我，只偏头对身旁几个同学简短地说了一句什么，就一同迈开步子，径直走进了教学楼的门厅。
我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摇头失笑。他大概是不好意思在这么多同学面前和我搭话，也没觉得有什么。
尽管我将这次的“意外”归结于他的不好意思，但他之后的种种行为让我清晰地明白了他真的有些反常。
他依旧会来办公室问问题，但不再是单纯地举着习题册闯进来。办公室门时常是开着的，我的座位正好对着门口，我总是看到他会先在门口顿一下，才敲门。他的目光也变了，从前是坦荡直接地迎着我的眼神，如今却常常在我脸上快速一掠，便落向别处。
有一次我讲解题目时，无意中朝他倾过身，手指点着纸上的公式。他的呼吸骤然屏住了一瞬，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泛红，握着笔的手指也微微收紧，指节有些发白。我抬起眼，正捕捉到他慌忙移开视线的瞬间，那眼神里有种一闪而过的慌乱，和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柔软的窘迫。
他甚至开始制造一些笨拙的“偶遇”。下课铃响，我抱着教案走出教室，常常会“正好”遇见他在走廊徘徊。看见我，他会立刻站直身体，眼神亮起来，嘴上却只是干巴巴地挤出一句，“老师好。” 然后跟在我身边走上一小段，搜肠刮肚地找些话来说，有时是问一道明知讲过的问题，有时是谈论一句无关紧要的天气。
最明显的是他沉默的时候。当我不说话，只是看着他时，他会突然变得无措，手指下意识地蜷缩又松开，视线在地面和我之间游移不定，那种静默里充满了呼之欲出的、滚烫的欲言又止。
他整个人仿佛被一层微妙而紧张的氛围包裹着，既想靠近，又害怕被发现。那是一种独属于少年初萌爱恋时的笨拙与真诚，小心翼翼又破绽百出，像初春枝头最稚嫩的新芽，怯生生地探出头，却已然承载了全部重量。
我清晰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是和他一样的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我经历过这样的青葱岁月，也有过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而我和他——老师和学生，这样的关系或许导致了他对自己的感情有了错误的评估，我作为他的班主任，有义务、也有责任引导他走上正轨，同时还要做到不伤害他那点稚嫩又莽撞的心事。
然而，在我还没想好合适的处理方法时，许暮晨对我的态度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他不再躲闪，反而开始了一种近乎执拗的“靠近”。课间，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只为和我并肩走一段从教学楼到办公室的短路。我不开口，他便也不说话，可那沉默却不再是羞怯，而是一种紧绷的、充满存在感的注视。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办公室，理由从问题变成了送作业、交材料，甚至只是“顺路经过”。每一次敲门声响起，我抬头都能撞进他一双黑沉沉的眼里，那里面先前那些慌张和闪躲被一种固执的灼热取代。他有时会放下一盒温热的牛奶，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有时则会故意找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拖长停留的时间，语气轻松，眼神却认真得叫人无法忽视。
最让我感到无措的是，他甚至在课堂上也开始毫不避讳地凝视我。当我转身板书，能清晰地感受到一道目光牢牢附着在背上，滚烫、专注，几乎带有实质的重量。而当我突然回身，他却并不避开，只是微微抿紧嘴唇，迎上我的视线，那里面有了一种我之前未曾见过的、近乎温柔的进攻性。
他仿佛撤去了一切伪装，步步逼近，沉默却坚决地试图穿透那层理应存在的师生界限。
我课下找他谈了几次话，明里暗里提醒他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晚上回家我也经常假设要不要直接而强势地拒绝他，但我明白，许暮晨是骄傲的，也是脆弱的。如果我这样直白而痛快地挑明他此时尚未明确的感觉，对他或许是更大的伤害。
“哎。”我叹了口气，当老师真麻烦。
然而他并没有停止这种“过度”的关注。
语文课上，当我讲解《红楼梦》选段，提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虚无感时，我能感觉到他注视我的目光格外长久。当我朗读《滕王阁序》中“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时，他的眼神会突然变得柔软，仿佛真的在为我悲伤。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与他的单独接触。下课铃一响，我就迅速收拾教案离开教室；他来找我问题，我会推说有事，让他去问同学；作文批语也写得越来越简短，不再有额外的点评。
但他似乎看穿了我的逃避。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正准备离开学校，却在教学楼拐角处被他拦住了。
“老师，您在躲着我。”他直截了当地说，肩膀上挎着书包，像是特意在这里等我。夕阳从他的身后照过来，在他的轮廓上镀上一层金边。我不得不微微眯起眼睛才能看清他的表情。
“没有的事，只是最近比较忙。”我试图从他身边绕过去。
他却侧身一步，依然挡在我面前，“那老师为什么不再和我讨论问题了，是我问得太多了吗？”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那双明亮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我，让我无处可逃。
“许暮晨，你是学生，我是老师。”我尽量让语气平静而疏远，“课堂上的交流已经足够了，课后你应该多和同学讨论。”
“但他们都觉得我想得太多了，”他固执地说，“只有您不会这么讲。”
我的心轻轻一颤。曾几何时，也有人这样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只有你能理解我在想什么。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感到一阵眩晕，下意识地扶住了墙壁。
“老师，您不舒服吗？”许暮晨立即上前一步，语气关切。
我摆摆手，“没事，只是有点低血糖。”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到我面前，“给。”
我愣住了，没有接。太熟悉了，安然也总是这样，随身带着巧克力，因为我常常忘记吃早饭。
“我不需要。”我的声音有些生硬。
他的手悬在半空中，眼神黯淡了一下，但很快又坚定起来，“那您至少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您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冷淡？”
看着他固执而真诚的脸，我突然感到一阵无力。我望着远处操场上来来往往的学生，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这个小县城里，时间仿佛流淌得很慢，但终究还是在向前走。只有我，还固执地停留在过去，不肯出来。
“许暮晨，你今年多大？”我突然问。
“下个月就满十七了。”他有些困惑地回答。
十七岁。安然离开我已经快三年了。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应该二十五岁，或许已经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就像他曾经梦想的那样。
“很好的年纪，”我喃喃自语，然后看向他，“珍惜现在的时间，多和同龄人相处。老师终究只是你人生路上的过客。”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似乎想反驳什么，但我没有给他机会。
“老师该走了。”我说着，从他身边走过。
这次他没有再阻拦。
走出校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原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莫名显得有些孤单。
周末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批改作业。许暮晨的作文在一堆作业中格外显眼。这次题目是“我最敬佩的人”，他写的是我。
“沈老师有一双能看进人心里的眼睛，虽然他总是试图隐藏这一点。他讲课的时候，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在与我们分享他对这个世界最真实的理解。有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在教语文，而是在教我们如何感受生活，甚至如何面对痛苦......”
公开课的日子到了，我讲的是《离骚》。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老师，我尽力表现得专业而从容。
讲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时，我的目光不经意间与后排的许暮晨相遇。他听得格外认真，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
提问环节，他举起了手，“请问老师，屈原在遭遇放逐后，明明可以选择妥协自保，为什么还要坚持他的理想，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沉默片刻，回答道：“因为有些东西，对他来说比生命更重要。那就是他的信仰和尊严。”
“即使明知不会有结果？”
“即使明知不会有结果。”
“那这种坚持是勇敢，还是愚蠢？”他追问，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听课的老师们开始小声议论。我望着这个固执提问的少年，突然明白了什么。深吸一口气，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如果认为活得长久就是胜利，那么这种坚持或许是愚蠢的。但如果认为活得真实、活得有自己的信念更重要，那么这就是勇敢。”
许暮晨目光闪烁，似乎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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