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终究还是没忍住。许暮晨的车票是下午的，我跟主任请了两个小时假，快步奔往车站。我远远地站在车站对面的街角，看着他背着包，拖着行李箱走进车站。他似乎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最终略显失落地低下头，随着人流消失在入口处。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他发来的短信，“我走了。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开始的几个月，我们确实如热恋中的情侣般难舍难分。尽管日益繁忙的课业让我累得喘不过气，但每天临睡前的电话成了我们雷打不动的仪式。有时他打来时我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背景里是堆积如山的作业本和昏黄的台灯光，而他那边传来的是北大校园里年轻的笑语声和自行车铃响。我们互相倾诉着一天中最细微的琐事：他向我描述未名湖的波光如何在夕阳下碎成千万片金鳞，我向他抱怨我们班的学生又在课堂上闹出什么笑话。每周我都能收到他手写的信，信封上沾着北京干燥的秋风气息。
“今天在课堂上讲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学生们起哄问我的爱情故事，”有一次打电话时我说，“我只好说老师的故事很无聊。”
他在那头轻笑，话筒里传来翻书的“沙沙”声，“下次告诉他们，你的罗密欧正在北大的图书馆里，一边查资料一边想你。”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之间的连线开始渐渐松动。最初的变化很微妙——他回复短信的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通话时长从一小时缩短到十五分钟。他开始错过我们约定的通话时间，理由从最初的“刚才在开会”慢慢变成“忘了看时间”。我注视着手机屏幕从亮到暗，电话那头的忙音像一颗沉入深海的石子，连回响都渐渐消失。
他从每天一次电话变成三天一次，然后是一周一次。每个减少联系的理由都无懈可击：社团活动、学术讲座、小组讨论、图书馆赶作业......我甚至能通过他的行程在脑海中勾勒出他的生活图景：穿梭在学院和图书馆之间的身影，在学术讨论中神采飞扬的表情，与来自天南地北的优秀同窗畅谈至深夜的场景。
“对不起，恙恙，今晚可能没法通电话了，我们有个项目要通宵。”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出现在深夜十一点半，附一张堆满参考书的桌子的照片。
“没关系，工作重要。”我总是这样回复，把已经打好的“今天我班上的学生......”一字字删除。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中照亮我的脸，窗外只有零星的灯火与我作伴。
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大学生活本就该丰富多彩，他需要空间去体验这一切。但每当深夜独自一人时，那些被压抑的不安就会悄然浮现。我开始留意到他言语中的细微变化：他越来越少问及我白天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谈论我完全陌生的人和事。有时我会在通话背景中听到女孩子的笑声，清脆如风铃，而他总是匆匆解释“是社团的学妹”。
这时候，《还珠格格》火遍大街小巷，连一向睡得早的母亲都和我一样熬夜看电视。两集播完已经十一点了，我看了看时间，突然特别想许暮晨，电话打过去，过了差不多半分钟被接起，我开心分享，“暮晨，你看新播出的那个......”
话还未说完，就被他略显冷漠的声音打断，“恙恙，你知道的，我忙得很，不像你有那么多时间。”
“哦。”我满腔热情被打断，几个月来第一次主动挂了他的电话，没有想他被挂断电话的反应。我躺在床上，望着发旧的屋顶，心上疲累无比。
这就是“异地恋”嘛，即便是曾经热烈莽撞的许暮晨，也会被距离改变，可我现在没有半点法子，那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生活。他有更精彩的大学生活，会接触更大的圈子、更好的人，而我也要为我自己的事业，为母亲，在桃李，这个小小的县城拼搏。
第一次明显的争执发生在他入学三个月后。原本说好他生日那天会回来，我提前一个月就订好了机票，偷偷计划好了所有行程，连餐厅都预订了他最喜欢的那家临窗位。但他却临时通知我说有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不能错过。
那天晚上电话接通时，他那边人声鼎沸，背景音里是清脆的碰杯声和年轻人的笑语。“会议正好在那几天，导师特别指定我参加。”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急促，我听到那头有人用普通话叫他的名字，一个清脆的女声说“暮晨快来拍照”。
我握紧话筒，指节发白，“可是你说好要回来的，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他停顿了一下，背景噪音突然变小，似乎走到了安静的地方，“沈无恙，你知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吗，整个大一只有两个名额。”这是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叫我的全名。
“所以我是可选项，而且是随时可以被放弃的那个，是吗？”我的话脱口而出，连自己都惊讶于其中的尖刻。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几乎能想象他皱眉的样子，“你别这样，”他终于说，声音里带着疲惫，“我以为你会理解我。”
窗外开始下雨，雨滴敲打玻璃窗，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击。我望着桌上包装精美的礼物，突然觉得那抹蓝色包装纸刺眼得可怕。
“我理解，”我最终屈服，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你去吧。”
我们分开后许暮晨的第一个生日，就这样不了了之。
“寒假我一定回去，我保证。而且就晚一个月而已，好吗？” 许暮晨的声音听起来温柔了许多。
“嗯，你忙吧。”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通话结束的提示音响起时，我仍然握着手机，听着雨声越来越大，淹没了我未能说出口的千言万语。雨幕中的城市仿佛被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变得模糊而不真实。
那晚他打来十几个电话，我都没有接。最后他发来一条长短信，解释这个会议对他的学业多么重要，道歉没有提前通知我，承诺寒假一定补偿。
我看着那条短信，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的世界越来越大，而我的依然局限在这个小县城里。这种差距让我恐慌。
我渐渐的、渐渐的，从园中虎变成了笼中雀，曾经能在他面前显露的“獠牙”蜕为了柔顺的羽毛，这一方小小的笼子就是我的全部天地。
最终我还是原谅了他，因为不想显得太过小气。但裂痕已经产生，只是我们谁都没有说破。
寒假他终于回来了，带着北京的寒冷气息和一大堆礼物。一个月的假期开始时甜蜜如初，但很快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他聊起的许多话题我都插不上嘴：某个著名教授的学术观点，某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见闻，甚至北京某家餐厅的打卡经历。当我谈起学校里的琐事时，他虽然认真听着，但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曾经的专注。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新开的咖啡馆，我提议进去坐坐。
“这种小地方的咖啡怎么能喝？”他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失言，急忙补充，“我是说，不如我们去......”
“没关系，”我打断他，努力保持微笑，“确实不如北京的好，桃李一个小县城哪儿能跟首都比呢。”
气氛突然尴尬起来。我们默默走着，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
假期的最后一周，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为琐事争吵：为什么忘了回消息，为什么约会迟到，为什么看起来心不在焉......
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发生在他离开的前夜。我无意中看到他手机里一个女生发来的消息：“一路平安，期待下学期再见哦~”
女生叫孙雨萌，是他经常提起的学术伙伴，家庭背景与他相似，父亲是北京某知名企业高管，母亲是大学教授。
“她只是同学，”他解释，“我们是一个课题组的。”
“看起来不止是同学。”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嫉妒和不安。
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说了许多伤人的话。最后他摔门而出，整夜未归。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坐在我家门口，眼下乌青，似乎一夜未睡。
“对不起，”他声音沙哑，“我不该那样说话。”
我心软了，抱住他，“我也不该无理取闹。”
但我心知肚明，那些伤害不是道歉能抹去的，它就像一层纱，将将隔绝了几分惨烈的痛楚，但更深的、更严重的伤害始终存在。
送他去车站的路上，我们沉默了许多。这次我买了站台票，正式送他进站。火车开动前，他紧紧抱住我，“等我回来，下次一切都会更好的。”
我点头，目送列车远去，心里却有一种预感：有些事情一旦改变，就再也回不去了。
回到空荡荡的家，我看到他遗忘在茶几上的那支钢笔，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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